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奔走串联下，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谭延恺（湖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四川咨议局议长）等纷纷响应，发起了一场蔓延全国的请愿运动，倒逼朝廷放弃所谓的“九年预备立宪”，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长沙教员徐特立在学校演说，称“不早开国会，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脉贲张之下，情绪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断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议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罗列速开国会的四大理由：
一、用旧的行政机构搞新的宪政，铁定玩儿不转；
二、一直以来，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民众要翻墙才能获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卖光了；
三、没有国会和责任内阁，民愤全部集于皇室。反动统治阶级，你们真的睡得着觉吗？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民智未开咨议局的成功你怎么解释？
体制内的开明派如东三省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各驻外公使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政府顺应舆论。
顺天府丞甚至警告说：“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士绅），史迹俱在。”
由此不难想见载沣何以要宽宥谋刺自己的汪精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借机作秀。
问题是前任统治者太会演戏，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众炼得火眼金睛，不肯轻易上当，非要动真格。
见第一轮请愿被上谕驳回，还被军机大臣泼了一身脏水（为求增其势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议员们不干了，商定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都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再遭拒绝，则集体解散。
第二轮请愿随即展开，各地均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场面。
北京青年赵振清和牛广生率领一干学生，为即将去资政院递请愿书的代表团送行。他们交给代表一封信，主题是学生们打算“以血购国会”。
正不知要闹哪样，赵振清和牛广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杀，幸被代表们死死摁住。
牛广生趁人不备，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块肉。众人惊魂未定，赵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块肉。
二人将鲜血涂抹于书信之上，代表们拭泪而去。
对请愿书上要求宣统三年（1911）开国会的主张，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举双手赞成。
于是，所有议案都搁置，一开会就高呼“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溥伦见工作已无法开展，只好同意讨论速开国会案。
罗杰、雷奋等人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义愤填膺。表决时，民选议员又坚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结果，即便是最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全票通过。
溥伦汇报时，载沣又摆出其招牌式的“默然无对”。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筹备，已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访工作（民政部尚书），深知民意不可违，也劝道：“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载沣考虑的是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密奏，内称“如不开国会，可先设责任内阁”。
陈夔龙的建议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观火了很久的庆王准备浑水摸鱼了。
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资历最老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载沣没得选。奕劻有隆裕罩着，门徒遍布朝野，暂时还不能翻脸。
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后形成决议：次年（1911）设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
当然，妥协不是无条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请愿团，禁止再举行任何形式的请愿，否则“必按法惩办”。
潜台词是：此乃底线，不要再得陇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和正阳门外大街皆悬挂龙旗，张灯结彩。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
学校放假三天。各学堂在学部的指示下组织学生齐集于大清门前，高唱歌曲，山呼万岁。
更多的人却不愿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报馆必须报道普天同庆的新闻，结果只有两家报纸遵命；
请愿团通告天下，明言“国会仅缩短三年”，请愿运动宣布失败。同时，敦促各省咨议局继续向政府施压，并要求开放党禁；
在云南扶持讲武堂、暗中保护过蔡锷的李经羲继承了其伯父李鸿章嬉笑怒骂的传统，致电清廷，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庸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矛头直指奕劻和载沣。
时间步入1911，各种征兆显示天朝气数已尽。
诸如“政府丧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之类的反动言论俯拾皆是。
据昆曲家赵子敬回忆，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会，“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其声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
不久，一首民谣开始在古都西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我以我血荐轩辕
奉天。
五千多学生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我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总督锡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与不亡。”
武汉。
各界人士为以汤化龙为首的赴京同志设宴践行，报纸公布了这场悲壮昂扬的送别大会：
国势阽（dian）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
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体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
广州。
落暮余晖。
斜阳把一队亲兵的影子拉得很长，广州将军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养神。
作为荣禄的从侄（堂兄弟的儿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旧，否则也不会专程到城外观看冯如表演飞机试飞。
刚走上东门外大道，一中年汉子斜刺里冲将出来，挡道拦轿。孚琦只道又是一个上访滋事的草民，谁料对方竟拔枪而起！
枪声猝然响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枪，当场毙命。
审讯现场，两广总督张鸣歧亲自提审。
刺客叫温生才，本是南洋的一个矿工，后加入同盟会，与孚琦素不相识，向无私怨。
张鸣歧：“何故暗杀？”
温生才：“明杀！”
张鸣歧：“何故明杀？”
温生才高声道：“唯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耳！”
张鸣歧无奈道：“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两天后，温生才被弃市；两周后，震惊天下的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
以黄兴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人组成的敢死队臂缠白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两广总督署。
是役也，同盟会精锐尽出（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竟力不能支。
张鸣歧翻墙逃走，革命党纵火焚毁督署后退出，与率部前来的水师提督李淮展开巷战。
硝烟滚滚，把画面染成了黑白两色。
慢镜头里，是年仅十九岁的张云逸。大难不死的他于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将衔；
慢镜头里，是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与妻书》，被“世间安得双全法”纠结得愁肠百转的林觉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被捕就义前，连张鸣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动，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雨，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慢镜头里，是胸前挂满炸弹、冲在队伍前端投弹开路的喻培伦。之前同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喻培伦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药，免于被捕。结果，被汪精卫的情人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斥为“临阵脱逃”。而今天，独臂大侠（因试制炸弹残了一条胳膊）喻培伦终于可以明志了。
黄兴被打断两根手指，仅以身免，革命党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并且，牺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孙文痛心道：“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役给予清政府的打击极为沉重，连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水师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
亨廷顿有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
载沣并非和民主宪政有仇，人毕竟也是19世纪的“80后”，思想并不守旧。问题在于，他必须以平庸的资质，解决两难的境遇，帮行将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这就勉为其难了。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可顶层只见混乱之治。载洵、载涛、溥伦、善耆、奕劻，各收党羽，各自为营，正斗得热火朝天。载沣夹在中间，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先巩固权力，几乎别无他法。
万众瞩目的责任内阁终于横空出世。
结果还不如不出。
总理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
整个一庆袁集团有限公司。
载沣看似落败，实则在三个关键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和度支大臣载泽。
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师德国人学的：将军事和财政牢牢抓住，便能潜御群臣。
问题是政客们算来算去玩儿平衡，自以为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算无遗策，可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环——民意。
内阁成员里，汉人只有四个，满员却占了九席，其中七人还是皇族，彻底违背了“皇族不掌政权”的立宪原则。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论断的那样：“清政府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他们虽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接受革命。”
筚路蓝缕铁路史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铁路国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联合请求清政府，允许他们建造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苏沪铁路。
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报朝廷时结合实际，连哄带吓：“太平军从广西起事，清军到广西要用半年时间，贻误军机。而如果有铁路，从北京到广西只要两天。”
结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驳回。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儿起了“明修栈道，暗造铁路”，成立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对外宣称要筑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两千多工人迅速进驻工地，打路基、铺铁轨，不到一个月沿线居民便听到了汽笛的鸣叫。
朝廷显然不吃生米煮成熟饭这套，立刻通过上海道台叫停洋行的无照经营。
此事本是对方理亏，有一说一即可。结果清政府偏要扯东扯西，说“坏我风水，有违民意”，用民变吓唬洋人，好像全中国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荣似的。
事实上，吴淞铁路的出现受到了沿线百姓的夹道欢迎。
因为洋人不搞暴力拆迁，收购土地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且对居民祖坟详细勘察，防止破坏。
同时，铁路拉动了沿途的就业和经济，朝廷臆想中的铁道游击队根本没出现。
真正的敌意来自官员和乡绅。
地方守旧势力一度打算用卧轨来阻挠施工，因司机及时刹车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台衙门受到启发，安排一个穷困潦倒、有自杀倾向的士兵去“钓鱼”，圆满完成任务。
用一条人命和二十万两白银换取吴淞铁路的拆除，对外则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科学之路走得是何等艰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车发明者史蒂芬逊诞辰一百周年。当天，为运输开平煤矿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铁路通车。
选择这一天剪彩，李鸿章费尽思量。
反对派并不体谅，立刻抛出在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论，吓唬当权者。
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进京上奏，说各国铁路都用来巩固国防，运兵朝发夕至，从未听说为敌方所用。
并附上一则“体己”的小贴士：“若铁路造成，十八省合为一气，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反对派又祭出圣人，说修铁路有悖圣贤之道。
李鸿章只好亲自出马，写了四千多字的长折大谈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例子，论证修铁路也是“济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换了套思路，从“断民之利”的角度来反，说铁路会夺了车夫、船夫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后来发现铁路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马车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猛烈的反击来自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
刘大人抛出一个“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时语惊四座。
其实，早在驻英期间，刘锡鸿已经“名扬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中国为何不造火车？”
刘锡鸿自以为幽默地回以“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一种不用煤和铁轨，却能日行万里的超级火车”。
见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自鸣得意道：“根据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车也。”
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刘锡鸿陶醉在自己的“妙论”里，以为又创造了一条周恩来式的外交趣语。
对此，《泰晤士报》直言不讳地指出：“阻止铁路之人，必将贻笑于后代。”
反对派的冥顽不灵让李鸿章身心俱疲，在一封私信里吐露心声道：
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何补涓埃（微小）？所愿当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拘泥）常见而忽远图，则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后，自上而下的改革扭转了形势，“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识逐步深入人心，大兴铁路渐成热潮。
然而，庚子国变把慈禧变成了列强的羊咩咩，逆来顺受。洋人们一拥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筑路权。
英法两国在取得滇缅和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后，进一步觊觎贯通长江中上游富饶地区的川汉铁路，英国甚至已派人入川勘察路线。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当即上疏朝廷，力主自办川汉铁路，防止列强染指，得到批准。
1904年，谕旨下发，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
按规划，川汉铁路的预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的万县、重庆、内江、资阳，最后抵达成都，总长一千五百公里。
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约定，全程分为三段：
一、宜昌以东至汉口，连接京汉铁路的区段由湖北负责修筑；
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负责（待全部完工后，经二十五年时间，湖北政府出资赎回）；
三、四川境内的铁路，由四川负责。
盛宣怀自投罗网
蜀道之难，路人皆知。如此漫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高达五千万两白银，锡良不借外债，中央又没钱可拨，底气从何而来？
来自踊跃的川民。
虽说不与秦塞通人烟，但进入到20世纪后，在邹容和吴玉章等人的带领下，川人的爱国热情开始如煮沸的火锅，滚滚发烫。
见平日整天在茶馆扯把子、冲壳子的闲人都关心起捍卫路权的国家大事来，锡良决定走一步险棋。
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规定：除官方出资和绅商认购之外，设立“抽租之股”，年纳粮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实收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
同有去无回的农业税相比，作为有价证券的租股可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还可分红。因此，推行极为顺利，甚至连倡优乞丐都争相入股。
截至1911年，租股独大，征收了九百多万两白银。七千万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汉铁路扯上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