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跑倒计时
太平洋。
轮船上的吴玉章激动莫名。这个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党员此刻并没有忘记自己农民的身份。能争取到留学日本的机会，对他而言可谓欣喜若狂。
农二代吴玉章在船上结识了富二代邓孝可。
那个年代虽说腐朽，但还是孕育着希望。无论啥二代，都不至于太二，多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纯粹的追求。
吴玉章与邓孝可一见如故，相约到日本后一起去拜访梁启超。
结果，下船分别后，邓孝可马上跑到横滨拜在梁启超门下，而吴玉章则加入了同盟会，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按照阶级决定立场的论调，张謇算是邓孝可这拨人里的代表。
大生纱厂的创办和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人经商此后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成为常态。
另一个状元陆润庠随即宣布下海；光绪帝师孙家鼐也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
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张謇被商部任命为“头等顾问官”，俨然商界领袖。
不管意见领袖还是别的领袖，心系粉丝才是王道。在这一点上，张謇堪称模范领袖。
他不好好做生意，却以推动立宪为己任。写了封信吹捧袁世凯，说当年在朝鲜时小看了您，现在才发现足下是和大久保利通一样伟岸的人物。
大久保人称“东洋俾斯麦”，是明治维新的头号政治家。虽已作古，但在日本的地位比伊藤博文还高。
张謇给大头戴高帽有两个目的。第一，希望他扛起体制内立宪派的大旗；第二，跟他们这帮体制外解决了小康问题、谋求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合作，共同推手立宪。
袁世凯接信，大喜过望——搞定了张謇，就搞定了体制外的实力派。
他当即回信道：“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大头言出必行。1905年7月2日，同张之洞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慈禧实行立宪政体。
不敢低估天朝无耻程度的袁世凯给足了清廷缓冲的时间：十二年。
要知道十二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连马列主义都送来了。而事实上朝廷的阳寿只剩下一半时间，六年。
一个月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0%的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在念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后，孙文一边同会员握手一边道贺：“恭喜你，已非清朝人矣！”
散场时，室内木板倒塌，声如裂帛，孙文开玩笑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其实，站在慈禧的角度，立宪未必一无是处。
首先，立宪已成热点话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无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其次，立宪可以收获民望，缓解内忧外患，把骑墙派从革命党的家门口拉回来；
最后，又不是现在立。十二年后慈禧都入土为安了，如果光绪接班，在宪法的限制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自己进行身后清算，挫骨扬灰。
这么一想，慈禧突然觉得立个宪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旨在研究各国体制的考察政治馆成立，馆员多是袁世凯幕中的日本留学生，如章宗祥、曹汝霖。
对立宪的态度，体制内可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惟德，以及谋求扩权的地方督抚，如袁世凯、李经羲；
缓行君宪论者成分比较复杂。有纯粹为了对抗庆袁集团的，如瞿鸿禨、铁良；有真心觉得事缓则圆的，如孙家鼐；有深知立宪乃大势所趋，终不可逆，但美国那边移民手续还没办妥，想拖一拖装睡的，如陈夔龙。
最二的是反对派，基本集中在都察院，如胡思敬。钱也没捞着，整天跟看门恶犬似的乱吠，不仅为群众所不齿，亦时遭权贵暗地里耻笑。
更搞的是，反对派为了论证没有行宪的必要，把中国硬扯成“立宪之祖国”。附会说古代“贤能、奸恶皆载之于书”是人民有言论自由，“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是人民有议政之权。
幸好慈禧不傻，要眼见为实，派出四十人的出洋考察团，以五大臣领队（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
镇国公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史称“幼而通敏，强于记忆”，被太后视为亲贵子弟中可以培育的好苗子。
端方（1861—1911）则是庚子后屈指可数的有头脑的满族大员。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密友，他热心立宪，主张改革，又颇好金石书画，时人誉之为“有学有术”。
在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为了推动新式教育，还将各府县送上来的红包全数退回，命地方用这笔钱选派学生出洋深造，一时传为美谈。
世间恩怨，如丝如茧
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
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恺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
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瞿鸿禨发力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责任”二字，便和早已沦为装饰的传统内阁大相径庭。
说白了，军机处不过是个秘书班子，唯一的职责便是交办皇帝的旨意。因此，军机大臣名位虽尊（正一品），反倒不如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有所建树。
而责任内阁却大为不同，将权力下移到内阁总理，各部、各省的奏章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呈递给皇帝批准。
这还是实君立宪，虚君立宪更不给面子，决议压根儿不给皇帝看，直接下达，君主成了形式上的象征，比如当代的英国。
可见，奏请开责任内阁完全是与虎谋皮、触犯逆鳞的高危行为，袁世凯却迎难而上，连总理和两个副总理的人选都想好了（奕劻，瞿鸿禨和徐世昌），何也？
通常的说法是，戊戌年跟皇帝结下的梁子让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殡天、光绪即位，自己将遭遇不测。于是，借责任内阁潜移君权，弭祸于未萌。
倒也不是信口雌黄，毕竟大头的家信里就有“若将来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的原话。
问题是，历史要真如历史剧一般爱憎分明，于正也不会挨骂了。
袁世凯自保不假，但究其原因，却是“改良思想深入脑髓，亡清之志从来不坠”的结果，而非稗官野史演绎的那般儿戏。
胡思敬曾以痛彻心扉的总结“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反证了大头在推翻腐朽势力上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瞿鸿禨深藏不露，极少公开发表意见，袁世凯竟一直没能觉察这个潜在的危险。
起初，对这一扶摇直上的御前新贵，大头始终热心结纳，还通过徐世昌带话，想和他结为兄弟。
瞿鸿禨当场拒绝，说自己平生没有拜把子的习惯。
袁世凯也不恼，在瞿鸿禨的儿子结婚时，让北洋公所奉送八百金的贺仪。
结果仍遭回绝。
即便如此，大头也未多想，觉得无非是文人的故作姿态。
其实，他忘了一句老话：会叫的狗不咬人。
官制改革在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编制馆也在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挂牌办公。
十几个会同协商的编纂官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各部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地方督抚，屈居末位。
结果就数他跳得高，嗓门大，力主裁撤军机处，把责任内阁夸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使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
瞿鸿禨冷眼旁观。
作为晚清版海瑞，瞿大人的政见非常纯粹：扳倒奕劻，扳倒奕劻，扳倒奕劻……
可捞足了银子的奕劻不但岿然不动，还借着立宪的东风，成了万民仰戴的改良旗手、政治明星——恨意盎然的瞿鸿禨只好找来御史赵炳麟帮忙。
赵御史本是铁杆立宪派，写过《防乱论》进呈光绪，呼吁行宪。但共同的敌人让他选择跟瞿鸿禨站到一起，反对由庆袁主导的宪政改革。
转型之复杂再次凸显：体制的变动，意味着权力的重组与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发的剧烈斗争，可以让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瞬间黯然无光。
对宪政的深入研究令赵炳麟的折子招招致命：
首先，值此议院尚未成立、行政无以监督之际请开责任内阁，是赤裸裸地用“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即便要开，内阁总理也不能兼管陆军和海军。政权、兵权不可混合；
最后，内阁大臣限定任期，三年一任。再人心所系，万众推戴，人民的大救星，国家的及时雨，也不得连任三届。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若有所思。
政争朗润园
朗润园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奕劻先定调子：
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死死地盯着大头，目光如炬。
孙家鼐和瞿鸿禨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喷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
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劻，全都视大头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爆炸了，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补了。
朗润园的剑拔弩张让大头目睹了亲贵中少壮派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