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由六部九卿、王公大臣70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在东暖阁召开。
许久不见的光绪和荣禄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足见事态之严重。
其实，对义和团的实力和端王党对其的掌控力，慈禧已经深表怀疑。
入京以来，团民最威加海内的创举不是杀洋人，而是在焚烧老德记大药房时，火势蔓延，把前门大街一千八百多家商铺烧了个精光，无数饭庄旅店、烟馆戏院、古玩玉器、绫罗绸缎顷刻毁于一旦，经济严重倒退。
因此，开会前一天，慈禧留了个心眼儿，让军机处拟旨，速调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
一个跟洋人谈判，一个诛灭义和团。
问题是电报废了，速调不了，只能靠驿马传旨。而时事瞬息万变，很快便不以一二人的意志为转移。
东暖阁。
光绪很愤怒，自己才撂挑子两年，大清朝就快寿终正寝了。他痛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声色俱厉。
军机大臣王文韶叩头道：“外衅断不可开，使馆尤应力保。”
载漪当即喝阻，跋扈至极，王文韶低首不语。
光绪扫了一眼群臣，目光落到跪在御案旁的许景澄身上。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历任清廷驻六国公使，熟悉外情。
果然，他的回答与王文韶大同小异：“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敌诸国之理。”
光绪颔首道：“甲午一战，创巨痛深。而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端王党早已目无圣上，载漪和载勋甚至一度想带着团民去瀛台弑君，被慈禧拦下。此刻见鸽派一唱一和，立马嚷嚷起来。
眼看场面混乱，慈禧不得要领，只好宣布散会。
第二天的会议仍是黑压压跪了一片，靠近门口的中下级官员几乎听不清前面的君臣对奏，便自顾自地小声聊起来。
镜头给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和国史馆（翰林院下属机构）总纂恽毓鼎。
刘：“刚才我在董福祥那，他自信可将拳匪赶出城外。”
恽：“那你还不赶快告诉上边。”
刘永亨膝行至前，奏称：“臣刚才见到董福祥，他想请皇上的旨意驱逐乱民。”
话音刚落，载漪便跷出大拇指，阴阳怪气道：“好啊，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法子。”
刘永亨害怕，不再往下说。
空气顿时凝滞，跪在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ch·ng）高呼道：“臣有话上奏！”
光绪让他进来。
袁昶抱怨道：“拳民实为乱民，万万不可倚仗。就算是有邪术，从古至今，也没有凭此而成事的。”
慈禧终于发话：“法术不足恃，人心也不足恃吗？中国积弱已极，若连人心也失却，何以立国？”
关键时刻，还是要稳住利益集团。毕竟八旗京营里，一半的人都入了义和团，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巨变。
慈禧接着道：“今日京城扰乱，纷传洋人已经调兵。你们有何看法，从速奏来。”
群臣七嘴八舌，讨论出一套折中的方案：一面派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出境劝阻洋兵，一面安抚团民，设法解散。
会议大国盛产内容空洞、自欺欺人的所谓方案，这份也不例外。
怎么劝阻？如何解散？
显然大多数官员并不关心。他们见慈禧挥了挥手，便默默地退下了。
人潮散去，留下四个较真的官员：光禄寺卿曾广汉（曾国荃之孙）、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以及恽毓鼎。
朱祖谋大声道：“臣等还有话要说。”
两宫和荣禄都止步，等他四人进言。
张亨嘉力主剿灭拳匪，说只要诛杀几个头目，大事可定。
张是福建人，一口港台腔，听着很费劲。朱祖谋接过话头，大胆问道：“太后相信乱民可以御敌，不知想仰仗何人办此大事？”
慈禧不悦道：“我靠董福祥。”
岂料朱祖谋道：“董福祥是第一个不可靠的！”
慈禧脸色骤变：“你叫什么名字？”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保举个人来！”
朱祖谋一时语塞。
恽毓鼎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谋，可以调京镇压乱民。”
曾广汉补充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缓缓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前往调用了。”
慈禧只道这场犀利的记者招待会终于可以结束了，谁知恽毓鼎又抛出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风闻銮舆（皇帝车驾）有西幸之说，京师乃根本重地，一走，天下就动摇了。”
慈禧力辩并无此事，剩下的臣工于是起立退下。
朱祖谋退到门外时，慈禧仍怒目相送。
当天，总署收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联名上奏，要求速剿拳民。
刘坤一的原话是“一意痛剿”，张之洞给改成了缓和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还在文末喊了一句铿锵有力、扫除迷信的口号：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眼看慈禧就要迷途知返，意外发生了。
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入夜后的北京黑烟弥漫，笼罩在一片阴惨惨的鬼气之中。
由于义和团认为神灵都是晚上下凡，故每当傍晚便啸聚到一起，挨家挨户砸门，命居民全部出来烧香。
荣禄早已睡下，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来者是荣禄的心腹小罗，他带来一份惊天动地的绝密情报——由各国公使联名的四条照会：
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
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慈禧交权归政。
荣禄五雷轰顶，急忙追问。原来是小罗的父亲、江苏粮道罗嘉杰从《字林西报》的中国员工处得知的。
照会本拟作为报纸头条独家发布，结果尚未刊印便被泄露。
主和派荣禄一时间进退维谷。
理智告诉他开战必败。但不战，自己的下场会更惨。一旦慈禧如照会所言，把大权还给光绪，荣禄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不遭清算，没有天理。
左右为难的他绕室彷徨，不知东方之既白。最后的结论是：保命要紧。
次日黎明，接到荣禄密报的慈禧悲痛莫名，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很好理解。对她而言，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
为了一己之权，把中国乃至大清都押在一场胜算无几的赌局上，亦在所不惜。
然而，所谓的照会，不过是报馆工作人员夸张或误译的假情报。罗嘉杰为了邀功，玩笑开大了。
其实，若非总理衙门被载漪把持（总署警卫都换成了团民），外交渠道不畅，公使们又躲在东交民巷不敢出来，和战大计又岂会建立在一则谎言之上？
如果还是觉得过于戏剧化，我只能说：这就是专制。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彻底破罐子破摔。
她先公布了照会一事，却只宣谕了前三条。既而声泪俱下地控诉帝国主义连寡妇都要欺负的流氓行径：“今天的争端是他们挑起来的，亡国就在眼前。若拱手相让，我死也没有脸面见列祖列宗。既然都是个亡，一战而亡，不是更强点儿吗？”
言毕，全场惊愕，不知所措，二十几个皇亲贵胄竟相拥哭成一片。
载漪全力主战，语调激昂。慈禧也高声道：“今日之事，众位都听到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后事固未可知。开战之后，若社稷仍不能保全，诸公今天全在这里，当知我苦心，不要归咎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江山。”
前途未卜，不把百官绑在同一架战车上，慈禧也不敢贸然宣战。
而群臣听到太后不喊“列位爱卿”，竟改称“诸公”，无不震撼，一齐道：“臣等同心报国。”
决议是遣三个主和派大臣徐用仪、联元和立山前往使馆区晓以利害、最后通牒，一定要挑起战端的，可令下旗归国。
立山不想去，怕半道上被团民打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孙家鼐不问世事，天天躲在深宅大院里，尚且被义和团拖出来公审，著作悉数被烧，立山一意主和，其能幸免乎？
于是，他以自己是户部尚书，并非总署大臣为由推辞。
慈禧当即反驳道：“你敢去也得去，不敢去也得去！”
立山只好随徐用仪和联元退下。
慈禧又命荣禄部署武卫中军的作战和防守，谕令说：“徐用仪等深入险境，可派兵在远处保护。”
散会后，群臣聚集在瀛秀门外，以照会之事询问几个总署大臣，皆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下来后，光绪摒弃旧怨，好言叮嘱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在你手上。”
6月17日，大沽炮台沦陷，罗荣光战死。“归政”的凄凉命运若有似无地浮现在慈禧眼前，促使她召开了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御前会议。
主题只有一个，宣战。
慈禧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中方派兵护送至天津。
主和派官员磕头哭劝，力陈不可。光绪面如死灰，竟不顾君臣之礼，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小声道：“再好好商量。”
慈禧呵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许景澄神情恍惚，牵着光绪的衣袖抽泣不止。慈禧被哭哭啼啼的气氛搞得心烦意乱，厉声喝道：“许景澄无礼！”
接到照会的列强使节迅速碰头，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派信使去总署，要求延缓离京日期。
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德国公使克林德坐不住了。每天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遨游，精疲力竭，半死不活，还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他召集各国公使，提议一起到总理衙门抗议。
无人响应。
很好理解。京城烽火连天，即使侥幸闯关成功，到了已成为主战派总部的总署，结局八成也是被砍头祭旗。
克林德不愿坐困愁城，他带着翻译官，乘着绿呢大轿，径往东堂子胡同而去。
单干的下场就是在东单附近被神机营的营官一枪毙命。
之前死的衫山只是日本使馆里的小领导，而克林德却是驻华公使，代表整个德国。因此，消息一出，所有人立马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渔翁得利的是袁世凯。他正愁怎么应对朝廷要他入京剿匪这以身犯险、消耗实力的调令，不想却峰回路转。
大头深表同情地发电给荣禄，请求他保护各国使馆，救一人便减祸一分，即使战败还有转圜的余地。
荣禄毕竟是明白人，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再予以重视。”
东南互保
6月21日，清政府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匈帝国十一个国家宣战，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战书也写得气吞山河，比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词严：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八十岁的徐桐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兴奋，奏请慈禧下诏“无论何时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载勋则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洋人，标价如下：
杀一洋人奖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慈禧更是把压箱底的几十万两私房钱拿出来重赏义和团，鼓励其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并且，给各省督抚寄发的上谕里，要求将各地拳民组织起来，同洋人打一场全面战争。
对此，袁世凯又笑了。
他正愁怎么处置山东境内残存和外省流窜回来的团民，现在正好有了合法的驱逐借口。
大头晓谕各府县，命团民“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到京津一带去杀洋人了，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赶紧行动，不可再在山东滞留。凡逗留者，必是打着团民旗号的乱民，一律严惩不贷。
半轰半送之下，山东的拳乱彻底消弭于无形。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报总局已经一宿没熄灯了。作为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的一把手，盛宣怀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扣留朝廷的宣战电报。
盛宣怀嘱咐各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对上谕只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随后，他急电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国家即将瓦解，须设法保全东南富庶地区。各省封疆应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相同的电报也发给了张之洞和刘坤一，并提出方案：“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
李鸿章接电后带头抗旨，称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乱命，“粤不奉诏”，为“东南互保”的实施一锤定音。
张之洞和刘坤一多次同列强驻汉口与上海的领事磋商，承诺不会卷入战争，坚决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坤一甚至私下对英国驻南京领事说：“慈禧的政府完了，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帝国的秩序。”
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南方诸省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
明目张胆同慈禧对着干，显然属于高危行为。为此，张之洞再次上奏，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接着笔锋一转，说北方既已决裂至此，南方切不可再遭涂炭。否则饷源立绝，全局瓦解，则愈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没有参加互保，只是单独致电外国领事，表明和南方督抚采取同样的立场。
派兵将最后一批洋人护送到青岛后，大头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冥想。
公元1900年，西历新世纪的第一年。
天厌大清。
从慈禧前无古人地同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起，亡国，就进入了倒计时。
可惜，南方督抚的集体忤逆再一次救大厦于将圮。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
离开北京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也很难判断帝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偏离。
催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荣禄的语气已近乎哀求。
然而，当了一辈子“消防员”的李鸿章，这次的反应异常迟钝。
因为，香港总督卜力向他转达了兴中会的意思：推李鸿章当总统，以两广为基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当幕僚刘学询带着兴中会的使者向李鸿章汇报联络孙文、策划两广独立之事时，这个为维持帝国稳定操劳了大半生的裱糊匠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双目微合，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颔之。
兴中会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却收到李鸿章赞助的三万元经费。
与此同时，董福祥带着甘军和几万团民日夜围攻东交民巷。
使馆守军是列强海军从天津紧急调来的四百名水兵。人手一把步枪，外加四挺重机枪，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甘军没有炮，荣禄又暗中资敌，每逢休战，便命人推着蔬菜瓜果、军火弹药，整车整车往使馆里送。回过头再看那董存瑞般前赴后继往前冲，最后全倒在血泊里、尸体枕藉的义和团，不禁让人感叹：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眼见死伤惨重却毫无战果，载漪打起了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算盘。
他请了一道上谕，强命武卫中军的炮兵营统带张怀芝把德制大炮开过去轰。
张怀芝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地和弟兄们在城墙上架好了炮，瞄准使馆区。
如果这一炮打下去，就没有后来的安徽巡抚、民国军阀张怀芝了。
在他下命开炮的前一秒，忽然灵机一动，改令缓发，跑去荣府请示自己的顶头上司。
荣禄既不敢发令，也不敢抗命，东拉西扯，不置可否。
张怀芝愈发着了慌，非要他手书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否则便赖着不走。
荣禄被缠得烦了，闪烁其词道：“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会意，匆匆赶回城上，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测，遂把目标定向使馆旁边的一片空地。
于是，众炮齐发，响了一天一夜。洋使固饱受虚惊，怀芝却勉强过关。
蒸汽朋克
得知东南互保的噩耗时，慈禧的脑海中也曾掠过一丝后悔，随即被倚为干城的重臣们居然在危难时刻背弃自己的震惊和悲凉所取代。
而当她看到袁世凯不在其中，还奏报正组织山东团民源源不断地北上勤王时，那种欣慰与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走到这步，慈禧已然骑虎难下。
停战只会激起叛乱，而一条道走到黑，军事上即便难以取胜，打出个相持的局面，以东交民巷的人质作为谈判砝码，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既然长江以南想保境安民，留得青山当柴烧，就随他们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