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康有为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经的章太炎了。
学术上，两人方枘圆凿。章太炎一再宣称经书是客观的历史，并非神秘的宗教预言。而且还经常跟人揶揄康党，说：
“大贤”们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帝王之兆）。
赶走了章太炎，人事纠纷顿时公开化。外界纷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梁启超动不动就扬言要率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或者以另立山头、组建《新时务报》相要挟，逼迫股东赶汪康年下台。
问题是江南士绅里，反感康梁的人实在是灿若繁星。
汪大燮（xie）：“（康梁）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邹代钧：“其奸诡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对梁启超挑起的战端深感厌烦。时任报馆校对的王国维悲观道：
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
康党失道寡助，梁启超一点便宜没捞着。正好谭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错，受巡抚陈宝箴之托，邀请梁启超担任新成立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遂率韩文举等康门弟子集体入湘。
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张反倒比康、梁坚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满革命。
他是墨家最后的信徒、弓马娴熟的夕阳武士，奔走于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样格格不入、有心无力。
江湖上流传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谊，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遍布着他急公好义的事迹。
更重要的是，继黄宗羲之后，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
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凭借蛮野凶杀之气以窃中国；
（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则有余；
中国惟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觉悟。
因为过于痛恨清政府，谭嗣同还得了失心疯，在甲午年清军一溃千里时击节叫好，称赞日军是无敌于天下，“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在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如何筹措经费时，甚至主张“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边地亦皆可卖”。
当然，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绿卡不是为了给发达国家贡献GDP，而是出于对清廷的绝望（“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证此事，并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又被康有为给利用了。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俗话说得好，“一见南海误终生”，官迷康有为上来就劝谭嗣同弃官。
所谓的官是指谭继洵给他儿子捐的南京候补知府。以谭嗣同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喜欢，但毕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权当撑了一顶保护伞。
结果就让康有为给说没了。
康长素这么“毁人”不倦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强学会锣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飞烟灭，无异于一头冷水浇下来，寒彻骨髓。
而且，京城内外，对康有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认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层不关心，同僚不热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强瓜分），康有为猛然起身，决定背水一战。
腹地自立。
虽说康有为后来时以维新派招摇，时以保皇党撞骗，但在那一刻，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党。
证据就是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信。信中用“大浊国”代替敏感词“大清国”，说“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耳”，并和老师探讨建立大同国的事宜。
康有为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皆因湘人敢为天下先，环顾宇内找不到比陈宝箴思想更右的巡抚。而谭嗣同，则是他的马前卒。
梁启超入湘后，独立计划进入快车道。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生机”。
举例也举得匠心独运——郑成功。
郑氏台湾妙就妙在不听命于满清，而清政府亦不宣布其为叛逆，可谓清朝版“一中各表”。
陈宝箴的开明也绝非作秀。姑息纵容之下，梁启超反清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公然在时务学堂上咒骂鞑子（“屠城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学生们也很兴奋，忠实记录了梁老师的反动言论。
再加上平时基本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的气氛日趋激烈。直到年关放假，家长们才看到课堂笔记上充斥着诸如“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不禁慌了，纷纷找到时务学堂总办熊希龄（1870—1937），要求给个说法。
问题是熊希龄向来跟梁启超一个鼻孔出气。由于对乡绅代表叶德辉孜孜不倦地带头闹事严重不满，他不惜无中生有地污蔑对方“倒梁”是为了谋取时务学堂总教习这一薪资丰厚的职位。
事实上叶德辉家境富裕，张之洞屡次聘请都不应，人“倒梁”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一心一意为信仰而战——保守的信仰，也是信仰。
梁启超并不满足于把湖南搅得鸡飞狗跳，而是进一步挑战清廷的底线，点校私印黄宗羲的著名禁书《明夷待访录》，还在《湘报》上为这本号称“中国的人权宣言”大作广告。
谭嗣同则发挥其特长，联络会党，把湖南搞成了一座火药桶。虽然没爆炸，但为日后唐才常的自立军埋下了种子。兴奋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破例绝伦”，选总统的话非他莫属。
康党的活动引起了湖南士绅的一致反感。没过多久，梁启超就在叶德辉、王先谦等学界领袖的施压下被迫离湘。
平心而论，这帮所谓的顽固派态度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排满革命。
这似乎是戊戌年悲剧的预言：当大多数人都对变法达成了共识时，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由康有为来当主持人。
昏聩的老翁
做人，还是要像大头一样稳扎稳打。
之前，周馥见幕主失势，已辞去了直隶按察使一职。光绪为鼓励袁世凯练兵，将此衔授予了他。
这就导致了尴尬的一幕。
李鸿章出使回国，驻节天津，王文韶命全体直隶官员前去拜见。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头跑都跑不掉。
入座后，李鸿章雄风犹在，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众人寒暄了几句，就轮到袁世凯汇报工作了。
自然是说练兵的事。谁知刚刚讲完“聘请德国教员，签订了合同”，李鸿章就勃然色变，举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响，厉声道：
呸！小孩子，你懂什么练兵，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雇几个洋人，扛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OneTwo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军队么？
袁世凯面红耳赤，大气不敢出一口，众人也都低垂着脑袋。
恍惚间，他考虑的倒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场更大的屈辱：德国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却仍然不得不聘请德籍教员。
也许，这才是李鸿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则，清廷还没亡，中国就又要亡天下了。
于是，在新任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的襄助下，半个月内，两封字字泣血的变法说帖接连出炉，呈交给了翁同龢。
袁世凯开宗明义：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除了变法自强，别无他路可走。
他明确指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比之现在犹不承认的衮衮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头则直指地方。
相比于康有为在中央搞核试验，地方却一点共振都没有，袁世凯的方案显然技高一筹。
首先，地方督抚有实权，容易在小范围内试点。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看问题比较客观，倾向改良。
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团体的利益，再开明的人翻脸也会比翻书还快。因此，在裁汰冗员一事上，袁世凯主张妥善安排。
“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成为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
紧接着就拿科举开刀。废除的时机还不到，但可以改变空洞的考试内容，并开设西律、技艺和军务三门特科。
最重要的还是七项理财措施，它集中体现了袁世凯的经济思想。
一、筹银钱、设银行、造纸币；
二、振兴商业，设立商会；
三、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
四、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
五、扶助民营企业。在简化审批的基础上，对于财力不足者，国家酌情筹借资本；
六、发展邮政；
七、借鉴海关的管理办法清理内地关卡。
其中第五条和第七条，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中小企业贡献了百分之八十的就业岗位，贷款之难，却举世罕见。
同时，物流成本推高了物价，星罗密布的收费站比之清末的厘卡，堪称敢教日月换新天。
袁世凯的超前性和针对性，由此可见一斑。
帖中还附有一幅后来流传颇广的《时局图》，在“不言而喻”和“一目了然”两列字的中间，中国版图上密布了北极熊、老鹰等代表着西方列强的飞禽走兽，危如累卵之势，跃然纸上。
然而，你要把这理解为袁世凯开始忠君爱清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情在翁同龢的日记中：
袁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
所谓的筹大局即谋求封疆。
这都是让王文韶给逼的。在他手下当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称，精打细算，混功了得。
史载王文韶“重听”（听觉迟钝），在官场，这可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当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问题时，王大人便会适时地犯病，不是装聋作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让你无迹可寻。
袁世凯本来有添兵三千的机会，光绪也批准了，下旨给王文韶，让他从直隶的绿营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残兵，省出的粮饷供大头招募新兵之用。
将自己饭碗里的饭（哪怕是冷饭）主动舀给别人吃，王文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
于是，扩兵至一万的宏愿就此成为泡影。
袁世凯痛定思痛，深感仅有练兵之权还远远不够。扩军和揽才二事，非钱不办，只有兼管军民的督抚才能不受制约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张荫桓的影响下，翁同龢属意的是康有为。
胶州湾被德国强占时，康有为曾通过张向翁同龢提出一个休克疗法：与其坐视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动把口岸城市开放给各国通商，如此既可借诸国之力保住边境，又能够开启民智。
这同后来美国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屈辱，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比一伙强盗跑到你家，因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这个摔锅砸碗，那个撬保险柜，就差杀人放火了。你正欲哭无泪，其中一个抢得最少的发话说：算了，生在中国都不容易，一人拿一点见好就收吧。
德国的蛮不讲理和俄国的背信弃义让翁同龢举步维艰，他第一次对李鸿章产生了相惜之感（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无兵可战、无理可讲；而在内，和慈禧的过招已使他筋疲力尽。
两位老同志的冲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时，慈禧借口“干预政事”，要把珍妃贬为“贵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缓办，并当面询问“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
当然，慈禧也不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之所以暂时陷于被动，皆因倚为股肱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因长期对日妥协，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给淹了，不得不以罢官平息舆论。
但反击非常迅猛。半年之内，吏部侍郎汪鸣銮、珍妃之师文廷式相继被罢。联系到两者是翁门六子里的杰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击还在后面——裁撤上书房，免去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
毓庆宫是皇帝打小读书的地方。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光绪往往先在此宫就重要政务征询翁同龢的意见，定下调子后再召见诸位大佬。
这引起了荣禄的强烈不满，在他的煽动下，慈禧开始敲打光绪：“咱们的天下是自己坐呢，还是叫姓翁的坐？”
现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组合拳打蒙了。面对袁世凯和康有为的主动投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首先，康有为作为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社会影响力无人能及；其次，状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学历。
两条一综合，袁世凯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风中之烛，自身难保，与其被他拉入帝党的圈子同后党死磕，还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军事业做大做强，两边得利。
毕竟，当时各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直隶省只标注了三个地区：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说话还遗留着当年练兵时的影子，称发工资为“关饷”，改善伙食为“吃犒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