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看上去基本平等的条约，梁启超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和你都不能随便使唤他。谁要想管束他，都必须先请示对方。
的确，日本虽没得到什么，中国却失去了既有的权利。
无间道
见清廷的大腿抱不住了，李熙一夜愁，白了头。
于是，穆麟德跳了出来。
在这部远比《明成皇后》更为跌宕起伏的史诗大片中，男三号穆麟德一直处于摄像机几乎扫不到照明从来不给光的边角位置，偶尔几个颔首或惊讶的短暂特写，也是为了衬托男一号的英明和反派的凶残。
直到剧情发展到这场戏，观众才惊呼：原来编剧布下穆麟德这颗棋子可谓用心良苦！
是的，穆麟德一直在拍《无间道》。他怎么打入中国内部，成了清朝的官员，又怎么运作到朝鲜当海关关长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眼角寒光一闪，跳反了！
穆麟德找到李熙，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让俄国协助朝鲜独立。
慌不择路的李熙自然求之不得。
然而，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严重警惕。
为了争夺阿富汗，英俄早成剑拔弩张之势。同时，英国担心俄国海军南下，威胁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已抢先一步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
日本更不消说，头顶上笼罩着俄国就像悬着一把铡刀，真要哪天俄国人吞并了朝鲜，铡刀离脖子就不到一寸了。
于是，已升任日本外相的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日方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用人和行政权的控制，罢免穆麟德，并以强势果断之人代替陈树棠。
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
在他的鼎力举荐下，1885年10月，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总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加三品道员衔，比陈树棠还多了个“交涉”，成为清廷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这一年，大头年仅二十六岁。
在袁保龄的催促下，袁世凯销假返津。
北洋衙门，李鸿章开玩笑道：“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
这大半年，袁世凯是身在老家，心系朝鲜，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
对李熙长了一双隐形的翅膀老想单飞，袁世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爹娘不在身边，没教育好。所以，他主张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大院君和所有上了年纪的朝鲜人一样，是坚定的亲华派，也只有他，能收拾住李熙那颗小兔乱撞的心。
李鸿章然其说。
袁世凯建议派丁汝昌护送，李鸿章摆摆手，指着大头笑道：“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
如果“朝人”不包括王室，这句话还是成立的。
10月5日，袁世凯陪同大院君抵达汉城。朝鲜的乡绅父老很给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面子，络绎来迎，其中不乏痛哭流涕者。
不孝子李熙却给他爸来了个下马威，不仅不派人接，当天还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个亲信。闵妃也黑着脸禁止官员和大院君来往通信。
袁世凯当即发函痛斥李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卑劣行为。
李熙这才仓促设帷帐，迎候于南门之外。
看来是能教育好的嘛。袁世凯委婉讽劝，向李熙传达朝廷的政策，说把你爹送回来是全你们的骨肉之情，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准大院君干预国事。
躲在屏风后的闵妃偷听到后，猜疑之心稍减。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世凯立即着手掐断王室与俄国的联系。一方面施压朝鲜政府解聘穆麟德，一方面约见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让他们勿受穆麟德蛊惑，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李熙动向。
10月10日，不善作文的袁世凯还勉为其难，写了一篇《摘奸论》，揭露俄国的阴谋，劝告朝鲜以越南为戒（彼时法国已凭《中法新约》成为越南宗主国）。
10月14日，在俄韩互换通商条约的当天，袁世凯把《摘奸论》送给国王，又遍示群臣。
史称李熙和闵妃“惊悟”。
其实，惊悟是假的。长期跟大头打交道，人夫妻俩也学会了演戏。反正已经和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再同清廷搞僵。
一场控制与反控制、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拉锯战在袁世凯和朝鲜王室之间打响。
话说穆麟德被赶走后，留下一批惶然无计的工作人员。袁世凯注意到，这帮卑末的底层官吏大多来自当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后来官至民国外交总长的梁如浩、民国首任电报总局局长周长龄。
当然，最突出的还是唐绍仪。
11月，驻朝公署成立。袁世凯将那帮下岗员工一股脑招到了自己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决定选唐绍仪为副手。
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给一个冒牌秀才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心腹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唐天喜。这个从小在梨园行唱豫剧的白面小生长相俊美，袁世凯在家做少爷时就喜欢他，收在身边当贴身仆从。
唐天喜能武，唐绍仪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凯如虎添翼。
沧浪之水
从唐绍仪处，袁世凯了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惨遭遇。
1870年，在容闳的力促下，曾国藩联名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学生，得到批准。
1872年，见迟迟未有动静，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尽快施行。于是，以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留学计划正式启动。
三批幼童被从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国度，文化冲击之大，不难想见。
在中国，见官必跪。而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总统格兰特亲切地同幼童们握手照相，激励他们用心学习。
所谓“中国民智未开，不适用民主”的谣言似乎在幼童身上不攻自破。他们彬彬有礼，勤奋好学，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服装上，由于经常运动，他们开始讨厌长袍马褂，喜穿运动服。踢球时更觉得辫子不方便，胆小的缠到头上，胆大的干脆剪掉，只在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吴嘉善时戴一假辫子充数。
吴嘉善既不嘉也不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召见幼童时，一帮不伦不类的小魔星居然不行跪拜之礼！
他写信告以陈兰彬，说幼童目无尊长，“其学难期成材，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还把容闳鼓励幼童参加各种社团说成是鼓励他们入“秘密社会”。
陈兰彬阅信后立刻上奏，在他的极力抹黑下，李鸿章也扛不住压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耶鲁大学校长、马克·吐温，甚至格兰特总统亲自写信，也没能改变幼童们被召回的命运。
李鸿章失败了。
曾国藩死后，他为留学事业保驾护航了近十年，对陈兰彬列举的幼童们“荒废中学”等所谓的“罪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为中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溃的当属容闳，他又气又急，四处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业已破灭的理想。
于是，一腔怒火发泄到陈兰彬身上。
在容闳笔下，陈兰彬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浑然一个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整天图谋搞垮留学事业，阻挠中国进步。总之一句话：坏到掉渣。
这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事实。人性之复杂，远超《罗生门》的讲述。
还原历史现场后，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陈兰彬是第一任清朝驻美公使；
二、陈兰彬是郭嵩焘的粉丝。
由于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在他之前，公务员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要命的，一个是官至福建巡抚的徐继畬（yu），一个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张树声。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学者，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并表露出强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把华盛顿捧上了天，说自己见到他的画像时被他“雄毅绝伦”的气概惊呆了。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三十年后，临终的张树声上了一道《遗折》，称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引入议会制度。
这是对洋务运动变器物不变制度的否定性总结，由于寰宇之内皆是昏睡者加装睡者，真话，似乎只有留给快升天的人来讲。
幸好还有郭嵩焘。
1875年，在英国的施压下，清廷极不情愿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举等于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职，众官皆视为羞辱和畏途。当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装病、辞职，能使的招都使尽了，总理衙门就是咬紧郭嵩焘不松口。这是因为郭当过广东巡抚，思想出名地右，如果连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两次召见郭嵩焘，百般劝导，终于把他轰去了英国。
既来之则安之。早就对士大夫“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的愚蠢行为失望透顶的郭嵩焘决心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你能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多么生机盎然，而这一切带给郭嵩焘的无疑是震惊和倾倒。
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闹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纪程》，又名《得罪你没商量》。
得罪人群一：传统知识分子。
郭嵩焘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推衍无穷。我们视西方为夷狄，西方还视我们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尚无人知晓。
对此，体制外的王恺运编了副对联献给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体制内的李慈铭叫得更卖力：“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务派官员。
被慈禧视为“同治中兴”样板工程的洋务运动都敢骂，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郭嵩焘认为，办了这么多年洋务，修个铁路还吵来吵去修不成。洋枪洋炮倒是积极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后，来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振聋发聩的话：
今言富强者，皆视为国家本计；殊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愿做他自己
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把时代拖得气喘吁吁，还得防着后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焘就是被冷箭给扎残的。放箭者，驻英副使刘锡鸿。
刘副使一向以守旧派的面目示人，反对修铁路之类拖时代后腿的事没少干。这次，他潜伏在郭嵩焘身边，事事打小报告，处处与郭为难。连郭嵩焘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还恶狠狠道：“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写《使西纪程》，他就写《英轺私记》；郭嵩焘说英国好，他说那是因为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总之，刘锡鸿的种种举动让郭嵩焘觉得他就是不想让中国“窥见西洋的好处”。
在一片喊杀声中（挺郭的不过李鸿章、沈葆桢区区数人），郭嵩焘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这场争斗表面看是中西文化冲突，刘锡鸿坚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场上。然而，真相永远超出你的想象。
刘锡鸿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时，船上有洋客对刘锡鸿的仆人无礼。低人一等惯了，刘倒没在意。不想英国船长却很愤怒，中途停靠也门，要把该洋客赶下船，经刘求情方才作罢。
使馆开张后，某馆员出去购物，被一英国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出头，却有四个英国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两个月徒刑，中国使馆致书英国首相，请免其罪。伦敦的报纸在谴责醉汉的同时赞扬了中国人的大度。
刘锡鸿慨叹不已，在日记中说：以前以为英国人“唯知逞强”，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礼让。
在微服私访，低调参观了监狱、学校和养老院后，刘锡鸿不禁心服口服地说：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他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纵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须父权恫吓？真忠臣，何必生杀予夺？
于是，刘锡鸿悲哀地发现，谈民主我们固然理短，谈曾经引以为豪的仁义道德还是不如人家！
认识这么深刻，让人不禁怀疑刘锡鸿是一个披着愤青外衣的文青。就凭他日记里那些对英式民主的褒扬之词，郭嵩焘要想告倒刘锡鸿易如反掌。
那么刘锡鸿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诋毁和他立场相同的郭嵩焘呢？
因为个人恩怨。
刘锡鸿只是一个举人，早年给郭嵩焘当幕僚，“亢直无私”，受到郭的青睐，成为其得力助手。
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副使一职空缺，刘锡鸿以为非他莫属，没想到郭只提名他为低一级的从四品参赞。
梁子就此结下。
后来，刘锡鸿因滥支经费遭到郭嵩焘参劾，矛盾集中爆发。
俩人都是直性子，刘锡鸿心眼更小。在他看来，郭嵩焘学英语是错，不喝茶是错，效仿洋人用伞不用扇是错，在宴会上随英国人起立欢迎到访的巴西国王更是错上加错。总之一句话：动辄得咎。
而反观那个在《留美幼童》中饰演大反派的陈兰彬，于《大清公使郭嵩焘》一剧里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为郭嵩焘的骨灰级粉丝，陈兰彬自始至终为偶像鸣不平。所有人都怀疑郭在美化西方，开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写信垂询当过驻美公使的陈兰彬，陈回道：
其说不诬。
陈兰彬出使美国后，内心感受一如郭嵩焘，私下里经常“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何以在公开场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莫非他是双重人格？
薛福成说，陈兰彬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因为胆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盘西化，怕不顺着吴嘉善的话说最后捅了娄子自己要承担责任。
言及此，唐绍仪告诉袁世凯自己在对比了中美朝三国之后的一个发现。
三个国家的壁画和传说中都有“飞天”这一意象，体现出人类对飞行和自由的憧憬。而这也说明，即使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对于一些特定价值观的渴望却是相同的。
“中国没有宪政思想的基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人还没发明飞机呢，结果中国上空的飞机比哪个国家都多。
同样，民主宪政也不是西方的传统，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齿——都是从茹毛饮血的非洲草原走出来的，谁也不比谁进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陈兰彬和刘锡鸿的渴求。然而我们看到，内心的恐惧和仇恨腐蚀了他们对民主的坚持。
在私欲和公理之间，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私欲，那他们只配被专制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选择公理，那他们可以享有君主立宪；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选择公理，那他们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
寓教于乐
朝鲜的“带路党”并未死绝。金玉均等残余势力日夜盼望着东山再起，见闵妃联俄拒清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一帮人如蚁附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亲华派由于大院君归国，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闵泳翊为代表，朝中遍布着袁世凯的眼线。
金玉均晚上睡不着觉时经常在想：要是袁世凯他爸妈当年把那十分钟用来散步该多好。
不喜欢袁世凯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各国驻朝公使就都不喜欢大头。
袁世凯晋谒国王，乘舆可以进到宫内，坐在侧面同李熙谈话；而列强公使觐见，则必须在王宫门口下车，步行入内，谈话时须肃立面对国王。
各国使节的聚会袁世凯也很少出席，只派下属到场，以标榜自己“上国”使臣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