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环境都能适应的不是人
对高丽人一以贯之的“事大主义”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地简单予以鞭挞。蕞尔小国，强邻环伺（中日俄），你不让人事大莫非事小不成？
朝鲜李朝，建立于朱元璋时期，与明清相始终，已延续近六百年。
明清易代，高丽人觉得满人入关是“用夷变夏”，自己成了华夏文明的最后一方净土，朝使访华时经常抒发一下“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的感慨。
除此之外，基本上还算是安分守己的属国。
时至晚清，天朝的版图囊括了缅甸、暹罗（泰国）、越南、琉球、高丽、蒙古和西藏。这些“化外之地”被分为两类，A类如蒙古、西藏，归理藩院管，派驻大臣；B类如高丽、越南，俯首称臣，按期朝贡，新王即位必须上报接受中国皇帝册封。
对此，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解释得很清楚：守在四夷。
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与国同休戚，弭祸于未萌。
属国作为外线，拱卫国门，搁古代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发展到英法联军动不动就直插北京兵临城下的近代，西方列强心态正常的说你和这些属国是友好睦邻，不正常的就说你在殖民人家。
既已成为烫手的山芋，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尊重地缘政治，协助这些小国逐步实现独立，受国际公法的保护。这样，即使某国想染指，他国也会干预，远强于“妾身不明”，最终还是不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具体到朝鲜，坐到谈判桌上的三方是中日俄。
对俄国而言，朝鲜意味着拥有不冻港的太平洋出海口。
对日本而言，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是天皇每晚做梦的主题。
对大清而言，不管谁占领了朝鲜，兵锋所指，威胁的都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东三省。
客观来看，虽说十九世纪末列强如云，恨不得是个小强就来吃清朝的豆腐，但大多属于浑水摸鱼型，打个劫通个商也就罢了。
除了日俄。
祖上就有矛盾，贼惦记你，一天到晚花痴般垂涎你家领土。尤其是俄国，蚕食鲸吞，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手法熟练。
于是，趁新疆发生回乱时，俄国眼疾手快地霸占了伊犁。
当左宗棠抬着棺材用兵新疆时，日本又见缝插针地跳了出来。不知是不是两国事先串通好了要演“东成西就”。
1879年，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十一年，日本吞并了本岛南边的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琉球自洪武五年（1372）起隶属中国，纳贡从未中断，但在万历三十年（1602）又向日本称藩，开始脚踩两只船，一踩就是二百七十年……
终于踩出了事。
以前只是劈腿，现在直接跟那男的把证都扯了，这要是个没谈过恋爱的，估计得操板砖捉奸，血溅当场。
可惜，清朝国库空虚，西北又在跟俄国干仗，为免腹背受敌，不得不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已是日本第二次明目张胆的挑衅。
早在1876年，日本就以朝鲜拒绝邦交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其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作为宗主国，到让人心寒，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指示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
外患倒逼内政。
此时的朝鲜国王是李熙，继承的是他伯父李升的王位。李升没娃，就让他弟弟李昰（shi）当“大院君”（摄政王），辅佐年方十二的李熙执政。
整个一“宋宣故事”。看来《春秋》学得很不好，由此可以证明，孔子不是韩国人。
家庭矛盾很快出现。大院君思想保守，闭关锁国，抓起权来一个顶俩。可孩子大了不由爹，谁叫你给娃许了个高智商美女当老婆呢？
明成皇后闵慈英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夫君李熙，那时，她还叫闵妃。
闵妃对时局的洞察远较公公敏锐。她知道，清廷这棵大树已经靠不住，独立自强是朝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其实，开化自强也是李鸿章给朝鲜开的药方。
对朝的通商交涉都由北洋大臣主管，北洋大臣又是直隶总督的兼差，李鸿章身上担子不轻。
在同时代的官员里，李鸿章是唯一敢把洋人当猴耍的。而且人就好这口，美其名曰“以夷制夷”。
他将这套纵横之术传给朝鲜，劝导李熙开放门户，同西方各国次第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防范俄国。
琉球问题给李鸿章提了个醒：在日本看来，朝鲜比琉球重要得多。琉球或可不争，朝鲜则势在必得。而反观清国，松散的朝贡关系早无实利可图，却授人以口实，遗祸于将来。既如此，不如尊重《万国公法》，让这些暧昧的小国独立自强，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带。这样一来，虽无宗主国之虚名，但仍可暗中遥控，为我所用。
可惜，李鸿章算准了国际形势，对朝鲜国内潜滋暗长的政治斗争却估计不足。
以闵妃为首，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骨干的“开化党”主张效法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对于这帮以日本为后台，鼓吹脱离中国的亲日势力，大院君在保守派闵泳翊（yi）、闵泳穆的协助下，严厉弹压，终于成功弹出一个“壬午兵变”。
国手落子棋真俊
1880年，朝鲜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在清政府的斡旋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同时，闵妃集团借军制改革费尽心机地削弱大院君的权力，不仅裁汰了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还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
当然你会问，大院君是木偶吗，任人宰割？
事实上，由于大院君拒绝开放，李熙又日渐长大，清政府便抛弃了老古董转而扶持国王。
怎奈李熙生性软弱，权柄就此旁落到闵妃手中。
其实，大院君知人阅世这么多年，早就修炼成一块辣手摧花的老姜。你不是要改革吗？我按兵不动，让你可劲跳，等你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干净了，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来打扫战场。
果然，由于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远高于旧军，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
为平息情绪，当局给欠饷已逾一年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
结果发出了事。
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
这事换做袁世凯处理，手段肯定迥然不同。
如果一件东西值一块钱，砍到九毛九，东西不会变，得到的还是那个东西，所以要砍；如果一个人的服务值一块钱，砍到九毛九，虽然成交了，得到的服务却可能降低了，所以不能砍，要主动给他一块一，就能得到超值回报。
宁可不发先拖着，留个念想，也比彻底伤了人心强。
于是，愤怒的士兵把粮库的库直吊起来打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更二的是兵曹判书（兵部尚书。为免僭越宗主国之嫌，朝鲜六部均称“曹”）闵谦镐，专门负责火上浇油，逮捕了为首闹事的士兵，矛盾迅速激化。
一帮变兵跑到军械库抢了武器，攻占监狱，又到大院君府上喊冤。
老戏骨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一副退休老干部不问世事的模样，好言宽慰，还貌似不经意地提醒变兵：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
阴风煽得很成功，变兵们纷纷发飙，见人就杀。
先是闵谦镐等开化党官员被乱刀砍死，接着日本使馆被占领，日籍教官全部死于非命。闵妃要不是跑得快，假扮宫女逃出王宫，早就被剁成了肉泥。
汉城大乱，政局瘫痪。
好孩子李熙又六神无主了，赶紧叫老爸出面维持大局。
大院君重新主政，恢复军制，补发欠饷，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然而，日本驻朝公使仓皇逃跑的背影告诉观众：还没完，完不了。
明治政府得悉事变经过后，当即决定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约。
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后，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一口气跑到忠清道（朝鲜全境分为八道，相当于八省。称“道”是因为藩属国的行政区划要降一级。忠清位于半岛西南部）的闵妃也派人赶往天津，通知正在出使中国的金允植向清廷求救。
于是，几个常年在某时报上写专栏的又兴奋了。
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压根没出过国，分析起日本来居然跟日本人似的如数家珍，最后得出一个日本军队“去中国湘、淮各军远甚”的结论。
云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上来就是一句“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
对日本的国力和野心有着清醒认识的，还是李鸿章。只有他清楚，日本早已不是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了。
而在庆军营中，针对朝鲜，一直流传着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废藩置县，划入版图。
据说是张謇提出的，得到了吴长庆的认可。
对这样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可笑方案，李鸿章嗤之以鼻。
霸占朝鲜？即使西洋各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俄也会拼死力争，到时不仅朝鲜保不住，新疆收不回，本土还有失地之虞。
当然，眼下最紧要的是抢滩登陆，保卫朝鲜，让日军知难而退。
为此，张树声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终获批准。
于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和庆军两路人马正式开拔。
出发前，袁世凯果然没有食言，派人去上海将沈玉英接到了自己身边。然而，玉英发现，一年不见，袁世凯眼中开始闪现令她不安的杀气。她不敢直视也不想直视，而是宁可将那个目转秋波的多情少年的形象牢牢地印在自己脑中。
威远舰载着庆军先锋，向东驶去。新任的“前敌营务处”（营务处负责侦察路线的属官）袁世凯和金允植（1835—1922）在船上相识。
作为最早掀起朝鲜版洋务运动的高官，金允植之于李朝类似于李鸿章之于清廷。在朝鲜独立前，一直是铁杆亲华派。
碧海蓝天，一望无际，第一次出海总是充满了新鲜和豪情。
大头夸口自己只需带几百个士兵便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忽悠得金允植五体投地，当场赋诗一首拍马屁，其中一句写道：
豪慨似宗悫（que），英达类周郎。
南朝宋人宗悫十四岁时，叔父问他志向，他豪迈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长大后果然率军讨伐越南，立了大功。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庆军六营，陆续抵达朝鲜半岛西海岸。吴长庆命某营管带率部首先登陆，却收到其“士兵晕船，要求暂缓”的回复。吴长庆一怒之下将该管带撤职，以袁世凯代理。一夕之间，大头接管了庆军六分之一的军队。
当初要真去了李鸿章那儿，估计这会儿还跟小绵羊一样在各种长辈眼皮子底下老老实实地念书，施展不开拳脚。
庆军在马山浦安营扎寨后，军纪迅速涣散。
一天，吴长庆和张謇正在帐中谋划，袁世凯径自走进来，道：“我军有奸杀劫掠之事……”
吴长庆厉声打断道：“为什么不严办？”
袁世凯：“当时已请出吴帅赐我的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
张謇骇然不已，吴长庆却高兴道：“好孩子，不愧为将门之后。”
将门之后显然杀上了瘾，杀到了太岁头上。
吴长庆一个远亲在军中当差，仗着有后台时不时为非作歹，还打伤了一个朝鲜平民。袁世凯要以军纪处之，吴长庆让他刀下留人。
大头佯装应允，“以案上图书请吴阅”，自己却悄悄潜出，斩杀那人后入而请罪。人死不能复生，吴长庆也只好自找台阶道：“执法固当如是”，并告诫在营亲族，谨守军法。
袁世凯这几步险棋沈玉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她把袁保庆编写、大头随身携带的《自乂琐言》摊开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当晚，袁世凯下班回家，赫然看到《自乂琐言》上的一句话：
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
大头如何不知玉英的心思？然而，玉英却未必理解大头的志向。
亡清，任重而道远。若天不假年，也只有徒叹奈何。
袁家祖上三代皆不寿，死亡的阴影笼罩在袁世凯的心头，不得不以强韧之心力压制到心房的一角。然而，恐惧如噬骨的毒蛇，阴魂不散地盘绕着、凝视着，使大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时不我待。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商人或者政客，无论富甲一方还是权倾一时，对玉英这样一个平凡女子，都是乐见其成的。
然而，袁世凯想到的却是儿时在颍河观鹄（天鹅）时的场景。
只见其引颈而立，像是殷切地等待着什么。当然，肯定不是戈多。
体态虽说优雅，但顺着目光，你不禁想问：夜空中，吸引它们的究竟是什么？
也只有灿烂的繁星了。
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相比，对大自然的神秘与不可知心怀敬畏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不必奢谈以人为本，人，不过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员。
如果天花之于人是一种病毒，那疯狂膨胀、以破坏环境为乐的人类之于地球又何尝不是病毒？
世间之物，皆跳不出生生相克。天花肆虐了几千年，却在20世纪末绝迹；人类无限繁殖，却在同一时间发现了HIV，再也无法纵情享乐。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亲人、爱人、恩人、仇人，有的逗留的时间长，有的一晃而过。白天的欢闹不是人生的真相，它用忙碌和喧嚣让你暂且忘记了死亡。只有当你仰望夜空时才会发现，永恒的是孤独。
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
你可以不关心一切，但终究要面对死亡。死亡的痛苦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那种思维消失的状态被无涯的时间宣判了永恒，光是想一想，心脏都会颤抖。
一切的终点都是死亡。不管你承认与否，人生的本质是虚无。
然而，明知必死无疑，仍在挣扎求生；明知毫无结果，仍然苦中作乐。《美丽人生》告诉观众，泪中有笑，也能点燃黑暗里的一线光明；福柯告诉读者，人不过是由其所处环境的教条和习俗苟合之后的产物，理想的人生不应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
人生本没有意义，需要你自赋其意义。
对袁世凯来说，再多的美女和财富都给定不了他意义。人生是一场游戏，轻易到手的，很快便会感到空虚。因此，终极的意义是亡清。
亡清，不必高谈苍生大义、国仇家恨。亡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在感。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当时的时尚活动、社交必备抽鸦片深恶痛绝。
吞云吐雾中，多少烟鬼向虚无缴械投降。
进入汉城后，庆军里抽鸦片的日渐增多，这帮人往往组队跑到朝鲜平民家，抽完了就调戏良家妇女，影响极其恶劣。
对此，缉毒先锋袁世凯每天拿着吴长庆给他的令箭，带着行动小组四处走访，看到喜欢鸠占鹊巢的烟鬼兵便就地正法，悬头示众。
一帮兵痞不干了，仗着法不责众，暗中纠合到一起，以烟瘾深沉不能服役为由，请求给资遣散。
大头怒了：帮你们戒毒还反过来威胁我！
于是，他备好刀索，让人出去传话：挨个进来领吧。
结果，进来一个死一个，连遗言都来不及说，整个一植物大战僵尸。
吴长庆听说后，试探袁世凯道：“果能一一执而杀之？”
大头镇静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拥至。若真是全体俱来，便都绑了，逐一刑讯，认瘾者杀无赦，不认者宽释之。杀上一两个，余者皆不敢认。”
那一刻，烈士暮年的吴长庆才算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后起之秀。
当然，大头也不是逮谁灭谁，而是懂得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他一再告诫说：“服从军令就是我的手足，违抗军纪便是我的仇敌。我信赏必罚，绝不偏袒和迁就任何人。”
这些话军训教官都会说，能不能做到便因人而异了。
对士兵的伙食日用，大头非常重视，下令必须充分供给。遇有生病的，不顾传染与否，都携药探视。夜间巡营，见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阵亡者，必视殓祭奠；负伤者，必监督救治。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在拍新闻。
将心比心，士卒们无不感动发奋，乐于效命。而朝鲜的军民百姓，则更是对大头感恩戴德。
人生最大的冒险，就是过你梦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