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粤逆起事，朝廷筹饷派兵，耗费几千万两银子，财源已经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大家都靠捐输，可是如今捐输也不灵了，只有靠厘金了。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弊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商人做生意，手头比农民宽裕多了，让他们交一点税收，也算是官军收的保护费，不会伤他们的元气。
“穷苦百姓做小本生意可以免税。商人缴纳了厘金以后，会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提高商品的售价，他们损失也不大。古往今来，商家卖货总有两种价格，交税的价格较高，不交税的价格较低，税收总会转嫁给买家。”
钱江这一番说词，有理有据，说得雷以心服口服。他的部队缺饷最为严重，户部拨给他的款项太少，请求增拨无门，他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决定马上实施钱江所献的厘金法。他下令设立厘捐局，针对百货抽取税收，奏明专供本军之用。他首先在部队驻地仙女庙等镇的水陆要道劝捐助饷，对行商和坐贾，根据他们的营业额征税，规定每百文捐纳一文或二、三文，每担米捐钱五十文，每担豆子捐钱三十文，每担鸡鸭捐钱八十文。几个月下来，雷以所部比江北大营所得的军饷更为优厚，半年时间“汇捐至两万贯”。雷以有了钱，钱江又为江北大营募勇三千人。于是江北大营粮台殷实，兵力大增。各省相继仿效这一课捐办法。
雷以虽然推行了取得养兵之财的好法子，却未能培养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但是他的办法启发了正在崛起的湘军大佬。湘军的崛起虽然未能得益于厘金的征收，但不久之后，曾国藩靠着这个办法，把湘军带出了最艰苦的岁月。
胡林翼当上湖北巡抚之后，精思熟虑，效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制定章程，为厘金税收制定了详明周到的制度，立刻带来了财政的富强，湖北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抵上都是采用相同的办法，百姓也能够接受。胡林翼证实了钱江的分析，他说，设立厘金，只向商人收取，不向农民要钱，比增加田赋好多了。
总之，在咸丰同治年间几无间断的内战中，厘金为官军提供源源不竭的饷源，使官军最终得以肃清全国的敌对势力。随着厘金在全国逐步推广，官军将帅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因此，钱江倡议的厘金开征以后，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影响。除田赋（农业税）以外，厘金与海关税、盐税等其他各税一起，成为官府的大宗税收。由于经常随地设卡征课，随意定物征课，税额可观，税收旺盛，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这个税种仍然无法废除，直至1931年，民国政府才裁撤厘金，改征统税和营业税。
另一方面，厘金之法长久执行，被那些等待补缺的官吏看做发财的机会，设立的厘局日益增多，立法日益严密，一所厘局就有几十名胥吏和仆役，大者官侵，小者吏蚀，甚至对大米和布匹都开始收税，税收章程订得过于苛刻，执行的官员也有许多坏人。但这些显然都不是钱江献计开征厘金的初衷，而是官场腐败带来的负面效应。
雷以采用厘金法以后，收入大增，于公于私都尝到了甜头，又派钱江与五名幕客亲赴下河地区，督劝捐纳，谁不服从，就用武力威胁，时人畏之，目为五虎。
钱江倡收厘金以后，名声更大。他自恃功高，往往出言不逊，常与雷以争执，由此种下祸根。他把一个姓沈的亲戚推荐到雷以的幕下，沈某多次因文字出了毛病，遭到钱江的责备。沈某怀恨在心，向雷以暗进谗言，说钱江有心夺取部队的指挥权。雷以左右的小人也在火上加油。另一幕客张从九挑唆怂恿，说钱江有谋反之心。雷以信以为真，便设下埋伏，邀钱江来议事，交谈中稍不相合，便唤出伏兵，将钱江乱刀砍死。然后雷以上奏朝廷，说钱江谋反。这也是沈某的主意。
钱江挥金如土，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名动海内，但处事马虎。欧阳兆熊在公开的场合曾多次批评钱江无才，只是气盖一世而已。钱江死后，人们都指责雷以太狠心，欧阳兆熊则说：雷以对钱江已经仁至义尽了。以钱江的粗心和怪诞，不出一个月，不是被长毛抓去，必定为属下所杀，一生已经走到头了。现在虽然冤死，而天下惜之，此其为德乎为怨乎？不少人赞同欧阳兆熊的意见。
沈某后来也走上了没落之路，临终时自己把舌头咬成几十段，人们传说是钱江在阴间报复他。据说后来朝廷为钱江平反，说是遭雷以错杀，并用黄金铸一金头下葬，据传共有七十二座坟墓，三十六座在杭州临安，另三十六座在雉城。这些都是后话。
胡以晃加入西征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春末夏初开始的北伐和西征，大大牵制了官军的兵力，不但使官军无法增援江苏战场，而且迫使咸丰从琦善和向荣的军营里调走了几千兵力。显著的成果鼓舞了杨秀清和石达开，他们计划增援林凤祥的北伐军。具体的做法是从金陵派出八千人，从镇江派出四千人，分头进攻六合，为上次在六合的惨败复仇；然后，这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取道来安与天长，前往河南接应林凤祥。他们若能顺利北上，首先攻下开封，就能进一步牵制官军的兵力。为了顺利执行这个计划，金陵的太平军仿造安徽团练的服装，秘密制作红边白团马褂，打算以假乱真。在对六合进攻的同时，他们在镇江和扬州发起了一系列攻势。
这个时候，围攻东南三城的官军已成为疲兵惫将。进入六月以后，天气酷暑，镇江官军营中的兵将患病甚多。邓绍良现已升为江南提督，负责镇江方面的军务。他令军官们在各自管辖的营中查点患病及受伤人数，将他们安排到附近的民房内医治调养。靠近镇江城驻扎的炮兵病患更多，邓绍良不得不设法招募补充。
而正在此时，太平军对镇江官军发起了反攻。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太平军昼夜攻扑官军营盘，虽然都被击退，但已令官军心惊胆战。六月十三日，镇江北门突然冲出二三千名太平军，转向东门，向焦山一带的官军各营发起攻击。邓绍良令前路三营派出六成兵力迎战，中路两营相继出击。忽然，北固山一带冲出三四千名太平军，抄截各营后路，城墙的一道暗门中又冲出几百名太平军，直扑邓绍良的大营，发射火箭火罐，烧燃了寮棚和帐房，七座营垒全被焚毁，官军同时溃散。邓绍良令部队偷偷撤退，都司刘挺鍈率领潮州勇断后，才将太平军拦住。
刘挺鍈是个商贩出身的将领，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主动从上海招募勇丁来镇江作战，扎营于城南。他的部队打仗善于以少胜多，所以太平军对他有几分畏惧。这次亏得他出手，邓绍良才得全身而退。
和春得知镇江太平军发起了南下攻势，率领湖南营兵等部驰抵马陵。探知京岘山的官军营盘已被敌军占据，丹徒镇也被敌军焚烧，和春立即从马陵前驻新丰，阻遏敌军水陆南下之路。刘挺鍈救下了邓绍良，又去援救京岘山各营，虽然毙敌甚多，但因营盘被毁，孤立无援，随即返回丹徒驻扎。他听说邓绍良已在丹阳，便退到丹阳与之会师，旋即驰往新丰堵御。
六月十五日，太平军大举袭击丹徒镇，一百多里外的常州城得到消息，吓得连忙戒严。向荣命令和春扼守徒阳运河，刘挺鍈也率部从镇江赶来，挡住太平军南进的道路。
邓绍良退到丹阳后，请求向荣增兵救援。向荣请旨，将邓绍良先行革职治罪，留于军营效力赎罪。这个提议后来得到咸丰批准。
扬州方面，太平军一千多人突然于六月十五日出现在虹桥，放火烧毁民房。驻扎此地的山东官兵开火阻击，无法阻挡太平军的攻势，伤亡惨重，全部溃退。太平军夺占虹桥以后，扬州与瓜洲联为一气。
琦善输了一着，心中焦急，不得不发起一次硬攻，以图挽回损失。六月十八日，江北大营用粮船造成了楼船，从水上攻打扬州。官军从高高的船台爬上东关的城墙，同时在北面搭云梯仰攻。时逢瞿腾龙从六合防堵折回，琦善和陈金绶令他跟双来一同督兵进攻，搭桥过河，直抵城下。太平军枪炮如雨，双来、瞿腾龙身先士卒，贾勇向前，用抬枪抬炮竭力仰攻，毙敌多名。太平军在城墙上打洞设炮，从高处向下轰击，官军躲避炮子，但没有撤退。双来右腿被大炮子打穿，由兵丁抬回营内，部队也跟着撤回。东关的进攻也被太平军击退。
第二天，双来因伤重去世。瓜洲和浦口的太平军趁势反攻，向金陵附近的三汊河出击，被都兴阿的部队击退。
咸丰对向荣和琦善的作战极为不满，指望湖南和湖北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根据御史黄经的建议，他于六月十八日给张亮基、崇纶与骆秉章发出上谕，令他们从各路水师中迅速调拨船只，或设法雇备民船，配带炮位，从上游驶赴金陵，与陆军合力攻击，并与下游艇船两路进攻，以便肃清江面，扫尽贼踪。
杨秀清奇袭六合未果，却未放弃从金陵向上游增兵的意图。七月十三日，胡以晃率领拥有二百多艘船只的船队来到芜湖下游的裕溪口，扬言要从运漕河攻扑庐州。吕贤基和李嘉端感到了恐慌：从湖北被左宗棠赶进安徽的太平军东可进兵安庆，北可进兵庐州，而裕溪口的太平军则可能西上巢县，直逼庐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