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问题意识：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四大“紧箍咒”(6)

这是一场信息心理战。“在不稳定时期，人们沦为心理作用与政治神话的牺牲品。神话首先要改变人，以便然后有可能约束和控制他们的行动。人们不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被征服、被驯服了”（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181）。这一新型战争的结果是，“神话破坏了完整的世界观，使人的思维支离破碎、趋于瓦解，造成虚假的世界图景。人们似乎已被由大众传媒强行灌输到意识中的神话所操纵”（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38），结果，在决定性的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投入反对西方在心理战中发动的最后进攻的斗争时，形象地说，就出现了“滑膛枪打坦克”的局面。于是，作者哀叹：

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许多人在自问：是谁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强大国家引向了崩溃？谁具体实施了这一切，他是人吗？（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278）

A.波德别列玆金在1998年出版的《俄罗斯道路：开步走》一书中对这场信息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我们的对手认为，消灭俄罗斯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摧毁、歪曲和改变民族思想，即人的个性基础……摧毁道德基础……摧毁社会结构的细胞。因为用不可靠的、有毛病的部件不可能组装出一部可靠和完美的机器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全盘美国化是摧毁大众意识中“俄罗斯思想”的方法之一。另一个方法是对社会经济实行休克疗法，以便摧毁大部分人的个性和意志……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方法，那就是树立经过歪曲的“俄罗斯思想”，表面上挺诱人，实际上却安装了破坏程序。（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298）

也许苏联人士的反思会有自己的情感因素，那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冷静而绅士的“庆贺”。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这是一宗最大的赌注。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为保证在冷战中战胜俄罗斯，40年里我们已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曾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说：“俄罗斯是个战败的大国。……它向美国提出了挑战。结果它被打败了。现在可不能再把俄罗斯的强国梦滋养起来。一定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的爱好打掉……俄罗斯应处于分裂状态，受到关照。”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基辛格博士说：“我愿意看到俄罗斯出现混乱，爆发国内战争，以求重新统一，联合成为牢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p.290-291）。

因此，西方有人断言，俄罗斯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其社会意识已等同奴隶的意识，为了美元可以去干一切。

将我们的眼光放到国际范围内，我们发现，美国的文化强势地位给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文化带来了严重挑战，关于文化保护的呼声也随之在国际领域内不断高涨（姜飞，2005）。苏联已经在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攻势下倒下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抵制和减弱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认为，“创造性的作品不能与普通商品混为一谈”。“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如果这样一项文化保护性公约得以通过，“担心失去独特身份的国家和民族就能以更大的信心向世界敞开大门”。正如弗兰西斯科·米绨兰德（Francois Mitterrand）1993年在格丹斯克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精神产品不能简单等同于物质商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成分不能随便被商业化。一个沉溺于借助别人的文化产品展示自己的社会是一个受奴役的社会。

中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实力差距有目共睹，法国和德国尚且在急切地呼吁抵制美国对跨文化传播秩序的破坏，在中国说跨文化传播不会构成侵略，其不合时宜是不言而喻的。

四、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台湾学者李瞻先生在《世界新闻史》中认为，外报侵入后对中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

·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纸之序幕；

·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

·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

·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形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

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固常常因外报淆乱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童兵，2005）。

相信读者在读了这一段话后，思路进入对外报的双刃评价外，更需要联系当前的后殖民语境，尤其是读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分析外报的作用。从当前的中国语境来看，对外报的结论似乎更倾向于意识到外报对本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至少一个“实在无法估计”也应该引发更多的对中国历史深沉的思考。

对于外报的功绩，相信绝大多数人也都是认可其文化启蒙作用的。但关键是，这样的功绩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得以实施的。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行为，包括办报，推行英语教育等，也都毋庸置疑地为彼时的印度起到了所谓的“政治开放”或“传播管制放松”的作用。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东方学家的逻辑：

固然我们把你们的圆明园烧了，但我们也将你们封建强权的一个符号烧了，让你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

固然我们侵略你们，逼你们签订了《马关条约》，但我们促成你们打开国门，政治开放，传播管制的开放的积极作用还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固然我们将鸦片输入你们的国家，让你们成了“东亚病夫”，但也让你们发现了、见识了高级技术下的高级鸦片，最主要的，是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所以，采用“禁止围堵”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载体，比如人、器物、行为），这些载体，比如人的教育、年龄、职业、社会角色、群体成员资格等作为文化的系数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导致了文化事实上没有某种恒定的一般的概念，有的只是在某个时点上起决定作用的系数因素所表征出来的特征。同时，这种特征之所以能够被表征，还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语境在起作用，比如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也会因为表达方式的组合而可能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使整个传播的方向发生转折，趋同或背离初衷。

因此，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研究是一件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事情。但我们是否就因此而灰心丧气，随波逐流了呢？也不必。中医理论认为，身体各部分相互联系，各种自然物质生生相克，但在用药上并没有就此无所适从。深刻认识支撑传播自行为的要件并抓住它，将影响系数进行纵向的排列和遴选，用事实所提供的语境进行排除法处理系数，用实践所要求的目标和提供的语境处理传播主干，似乎是一种方法。跨国媒体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的争夺，恰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五、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以及中国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生态

对重建平等、民主的跨文化传播秩序的需求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中国等针对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的抵制都是一种世界和本土平衡观念下的自然反应，对我们自己来说，来自于对世界文化和中国当前跨文化传播生态的考察。

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倾销、文化保护、文化例外、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重建、文化失语、文化交流、文化渗透、文化传统、文化秩序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生态。

如示意图所示。深色的椭圆代表中国，脑子中固守着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临失语的危险。中国从未放弃与世界的对话，但在这同时，也找了一顶“文化保护”的瓜皮帽戴上，试图将来自异域的文化渗透挡一些在外面。但很多时候文化的渗透甚至文化战争已经是全方位的和全天候的，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下，文化冲突的现实已经是愈演愈烈。世界文化的地平线已经倾斜，西方文化以文化产业为形式，已经迫使中国国内在发展类似的文化产业的同时，登上了西方设计的新的文化地平线。我们在被迫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发展地平线的时候，在我们自身还来不及促成一个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文化发展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文化产业这个新的地平线下，经受着来自世界范围的西方文化倾销的巨大压力，于是，“文化重建”这个模糊的话语似乎成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被一些人士所把握和玩弄。两条甚至多条地平线下，中国的方向何在？

哲学或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般表现在，它能镇定自若地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收编于某种比较明确的秩序中，并在说与被说的过程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1996，p.1006）。说白了就是一种思维方向上的整编行为和世界观的构造过程。当一种外来的文化竟然能跨语境地通行，并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地捕获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究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生产能力出了问题，还是这种外来文化是如此强大，果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方向？或是在延续着“强权即真理”的寓言，并在当前主要靠技术支撑的传播环境（电子媒介时代）推波助澜下跨越了它自身发展和冲击的局限，遽然增加的加速度使所有追逐的努力相对化，距离定格，而自身竟然脱离了地球引力进入“太空漂移”？

三个问题中除了第二个是无法检验的以外，其他两个都以活生生的例子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给本土文化生产带来日益增加的焦虑和困惑。好比是一只惊恐的小白鼠乙，担心脱离滑道的迫切促使它不断地用爪子去爬滑道，但所有努力的结果却使得滑道转动的速度加快，小白鼠愈发不敢、不能脱离。而另一只小白鼠甲“果然”已经脱离了滑道从而脱离了这种焦虑而实现了太空行走，甚至还能悠然地指点滑道上的小白鼠乙——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小白鼠乙1、乙2在加入乙的行列。我们，中国，是乙系列，还是甲系列？太多的求解的冲动和方向，我们面临歧路而亡羊的可能？

对多维、多变生态的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提供的可能，会使人们生发出一种普遍质疑的素质和空气，其结果最起码的是一点：你说什么他不相信了。于是危机产生了。不仅是表述本身的危机，因为任何时点都需要表述本身；也不是现时表达者的危机，因为对现时表达者来说，其损失至多是为下一个现时表达者腾出表达空间的损失，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己不过是如水流的兵。危机危及的是表述的方式和内容，是那个所谓“铁”打的“营盘”和受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看看中国文化这个“营盘”情形如何，无需多说。受众如何，也无需多说。难道真的就有“脱离了重心引力”的小白鼠甲的存在？

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发展“此在”的诱惑下，使得落后的东方集体出走，排队上了滑道，并由此开始了和小白鼠乙类似的历程和焦虑。某种虚无的“领航员”将岸边的观赏石舫撬起来，引导大家上船，任凭双方不断努力——挥旗子、打手势、喊话、威胁、利诱、轰炸，最终成效的性价比不高，石舫出海的刹那就意味着某种不归路。不同的语境（甚至有时可能类似水与火的冲突）努力创造或走进一个家，但最终并没有家的感觉，凸显的却是焦虑和恐惧。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在呼唤着对话、对话。但从目前来看，对话的结果又如何？双双出走！于是，表述的危机凸显对话的危险。怎么办？不是关门，而是让对话双方自查自己的褊狭与疏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