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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娱乐电视的表现与影响(三):文艺节目娱乐化(3)

不难发现,《超女》的魅力更在于它契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心理。传统电视节目大都属于完美主义观念下的产物,观众看到的是精耕细作的产品(效果如何另当别论)。《超女》并非浑然天成,它呈现出的粗糙原始的面貌显然只是“精心设计的原生态”,例如,灯光、舞美等等都做了简单化处理,强化“简陋、平实”的观感。海选文本的“以拙取巧”手法的运用,把原来的以电视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为“去中心”的互动模式,强调了参与性而不是教育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里,电视不再是宣教的工具,而是社会生活的自我观照;民众不再渴望自上而下的“给予”快乐,而是要“自娱自乐”。事实上,“直播海选”重新定义了主办者和观众的相互关系,削弱了主办者规劝和通告的权力,替代以观众的文化选择权。

《超女》的热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产学界人士从传播学、叙事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营销商业运作等方面探讨“超女现象”。

研究发现,12~15岁的青少年人群对“超级女声”的忠诚度最高。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处于“角色混知”状态,极其容易产生偶像崇拜的现象,何况《超女》创造出的明星又都具有“平民化”色彩。狂热的“粉丝”们以特有标识来称呼所属的群体,体现了他们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李宇春的“粉丝”自称“玉米”、张靓颖的自称“凉粉”、何洁的自称“盒饭”……他们在较为固定的交往场所(大多是网络空间的虚拟场所),对共同关注的娱乐事件进行交流和互动。简言之,正是这些“交流和互动”加上大众直选,使得“超女”由一档电视娱乐节目扩散为“社会文化事件”。

有论者认为,随着《超女》的出现,传媒文化的形式正在发生一场“质变”:原本是零敲碎打、愉悦身心的娱乐产品,在大众传媒及消费者的互动作用下,被整合为具有“公共意义”的媒介事件而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逐渐转向“娱乐”之外急剧膨胀的意义空间。事实上,“超女”更多地呈现为文化现象,锁定《超女》节目的热心观众,似乎不仅仅是为了耳目声色之娱,他们俨然正在参与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围绕着“超女”话题展开的观点交锋非常激烈,早已经超出了“电视娱乐”的范畴,例如:延伸到对民众娱乐需求的反思、对媒体职能的追问、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怀和批判,等等。

也许,《超级女声》只是一个“让观众们乐了、让主办方赚了”的电视娱乐节目,然而,为什么竟然“火到无法控制”,最后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社会话题,乃至升级为一种社会现象呢?——与其说,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还不如说“当一个新鲜的纯粹的电视娱乐样式出现时,观众、媒体、学者、领导……都猝不及防”。

作为难以忽略的社会文化事件,《超女》遭受了民粹主义色彩的解读(尤其在网络讨论中),这引人深思。例如:它的走红被称为是“挑战了央视的文化强权”,“试图修改中国电视业的游戏规则——在单一的宣教之外加入市场营销策略”;有关方面的剧烈反应,也同样被冠以“打压”、“霸道”等名称,甚至说“央视扮演了‘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气人有、笑人无’的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对《超女》的“拨乱反正”也相当耐人寻味。实际上,“三甲”总决赛俨然“春晚”,套用了陈旧的煽情模式,镶嵌上耀眼的道德花边——“一场青春女孩张扬个性的赛跑,无可奈何地瘫痪于‘乖孩子’的底线上。”

二、秀场遍地,放任嬉戏

照例的克隆成风(导致活动和节目的同质化)之后,“全民作秀运动”充分显示出当前电视娱乐文化的两大缺陷:节目内容日益低俗、恶意炒作甚嚣尘上。

1.内容低俗

内容肤浅、思想空洞,格调庸俗、品位低下,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名片”。有论者概述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七大表现”:

以“性”为看点,狂打擦边球;

以残忍为噱头,发掘人性之恶;

极尽窥探之能事;

以恶搞、整人娱乐观众;

颠覆传统,挑战道德,发掘“丑闻”、“丑态”;

以奇装怪行、言语无忌吸引眼球;

以高额大奖刺激收看。

这样看来,低俗性似乎是选秀活动的必然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电视选秀活动为了招徕选手,通常必须以出名、得利为诱饵;另一方面,为了刺激观众,主办方将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设计、制造卖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感官刺激,其中自然免不了“以选手为手段”来追求收视率(选秀节目中的几位评委被称为“毒舌”)。游戏本来是无功利性的,然而,名利色彩浓重的电视选秀使游戏变成了“游戏秀”,电视文化、电视艺术的低俗化和劣质化因此在所难免。

以《超女》为例,由于“门槛”很低,参与者就“充满个性”地来解读娱乐精神,低俗化表现为选手的自发行动。参赛者的着装五花八门,有礼服、有旗袍、有露背装,甚至还有穿一套睡衣大大咧咧地站在评委跟前的。唱起歌来更是千奇百怪,有唱一半就没声的,有跑调十万八千里还摇头晃脑的,还有的手舞足蹈、连唱带跳,动情之处忽然下跪,让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如果因为追逐名利而导致内容低俗,主办者难辞其咎。参加“红楼选秀”的选手,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来看,这场选秀很可能是亵渎了经典,刺鼻的商业味道是对《红楼梦》的大不敬”;“这是一锅商业选秀与经典文化的夹生饭,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选来选去,大家都不高兴,表面上还得硬撑着,冠名商没捞到好,活动又背着玷污经典的骂名,还有那么多是是非非,这不是一锅夹生饭是什么?”

为了争夺收视率使出浑身解数“娱乐”观众,好像无可厚非。但电视毕竟是大众传媒,它对受众的影响和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娱乐范畴,所以,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而不是频频冲击道德底线。以重庆台的《第一次心动》为例。节目开播之初,它是这样给自己定义的:“健康而不糟糠,快乐而不瞎乐,通俗而不庸俗。”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赛程的推进,该节目背离初衷越来越远。2007年8月10日,在“15进10”的比赛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选手失控事件”。主要“故事情节”是:选手跪地向柯评委索求戒指,得到戒指后转送给另一评委杨;杨挑唆选手“搧”柯。杨暴怒,柯大哭。

2.恶意炒作

为了引发漫天口水,选秀节目往往制造无数离奇的话题:选手怀孕、评委索贿、短信欺诈……在“红楼海选”中,一选手为晋级,甚至抄起大刀威胁评委。以死相逼,可谓惊心动魄,不过,有可能这只是选手和剧组在演双簧。网络上这样的质问比比皆是:“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这是一出事先导演好的戏么?‘炒作’一词在娱乐圈这么泛滥,难道你没有看出这也是其中的一幕么?”同样,上述的“选手失控事件”被批斥为“一次颇为拙劣的表演——内容自相矛盾,表情忐忑虚假,技巧不堪一击”选秀节目大多伴随着恶意的炒作。

三、选秀风潮之后的思考

在电视文化与商业利益合谋的娱乐语境中,参与选秀的方方面面似乎都收获颇丰:选手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粉丝”潇洒地挥霍了一把金子般珍贵的青春,评委、媒体名扬四海、日进斗金,文化批评者尽到了为社会擦镜子的责任,文化产业欣欣向荣……观众也得到了满足——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掌声、笑声、博彩声,声声入耳;私事、家事、无聊事,事事开涮”,勾勒出一幅现代娱乐狂欢的图景。然而,处处“PK式混战”的局面恰恰说明中国式选秀已经失去了理性。

针对选秀文化的堕落,专家学者们提出尖锐的批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电视选秀节目是一种粗鄙化文化,是虚拟世界的骗局,是一场游戏,不但没有提升电视文化的品位,而且降低了品位,撕裂了电视媒体的文化底线;然而“大满贯”式的经济收益让业界蠢蠢欲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于是集体“堕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一个看似自然生成的大众文化现象,背后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市场和金钱的力量,而作为选秀本身所具有的所谓草根文化价值早已泡沫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统宇强调说:规范选秀活动议程、重建选秀活动的文化价值尤其重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甚至说:“我们不能把这些没有判别能力的孩子都强行推到商业的极端,如果这样,或许再一次的‘矫枉过正’的确有必要可谈”。此外,因为选秀类节目直接面向青少年观众,所以,它的负面影响尤其深远。仲呈祥先生认为:它所鼓吹和倡导的一夜成名的价值观显得过于单一,媒体的过度渲染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无形戕害,但最可怕的是目前社会上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

当今中国为什么会“秀场”遍地,而且几乎所有大型活动的核心都是“选秀”呢?汪文斌先生认为,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也跟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普遍心态有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庞大的市民阶层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因此必然出现“秀场”遍地的现象。即使媒体不去“选秀”,社会上总会有人去做,况且电视在这方面的优势又是明显的。就《超女》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电视赛事,不如说更像一个电视行为艺术(喻国明语)。它预示着一种即将到来的社会主张——平民崛起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看,近年来的选秀热潮是国外娱乐节目本土化过程中值得瞩目的大事件,它是中国民众某种社会参与激情的转移性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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