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娱乐化道路上的《春晚》，实际收效如何呢？不难发现，连“总导演”们也疑虑重重。在“严肃的、纯理性化”的宣传教育面前，娱乐性被有意无意地歧视、忽视和漠视，成为某种装饰。娱乐性的缺乏正在消耗《春晚》的品牌效应，它甚至被指责为高高在上、虚情假意。“尼尔森”的数据显示：央视一套的“2008春晚直播”在青岛的收视率最高，达到38.73%；相比较北方市场而言，南方观众并不热衷春晚，广东地区的收视率在所有的监测市场中是最低的，仅为4.59%，其中东莞更是低到了0.1%。当然，央视自己生产（或者说公布）的数据与之有天壤之别。这也说明了所谓调查的不科学性。试想，假如“宣教”和“娱乐”两张皮，宣教的效果和娱乐的诚意怎能不让人怀疑？
笔者以为，既然把节目的（部分）功能定位在娱乐上，就必须树立娱乐观念、供给观众以货真价实的“欢乐”，而不是仅仅把娱乐当作宣教的手段。曾几何时，众多论者把《春晚》美誉为“中国人的电视狂欢节”（恕不举例），笔者不敢苟同。反过来说，如果《春晚》真正具有“狂欢”品性，娱乐性自然尽在其中。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其实简单明了：“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充溢着更替和更新的热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嘲讽。这种语言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面部和屁股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插科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这一理论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文化：在狂欢节的广场上，进行各种可笑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和侏儒、国王和乞丐都登台演出，充满了戏谑和发泄；狂欢节是全民的，无论平民还是统治者都可以参加，它使人摆脱一切等级、约束、禁令，采取的是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这样就形成一个与现实迥异的第二世界，“在这里，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由于摆脱了特权、禁忌，成为人们真实的存在方式，“没有等级、权威、神圣和必然，人们无拘无束地随意交往”。
显而易见，《春晚》从来就很难说是巴赫金所指的“狂欢”，甚至恰恰相反，它正是在维护和巩固（或者还有命名）既有的权威和秩序，而且是在一年一度的“举国欢庆的不眠之夜”，而且运用日益僵冷、生硬的方式。
狂欢节广场上的主要仪式就是对宗教或祭祀的模仿，然而，这种模仿一扫现实中的严肃性与神圣性，充满了歪曲、贬低、讥讽、嬉笑，这就构成了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当然是极其短暂的，但短暂的放纵仿佛灵光一现，宣泄压抑、解放人性。可是在传统上，我国的“广场”都是有“台阶”的：象征权力的人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聚集场中的群众则肃然聆听、山呼万岁。于是，所谓的狂欢仍然是仪式性的庆典——“宗教或祭祀”，等级秩序和皇权尊严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得到了强化。如果强化得不恰当，拙劣的帮闲反而戕害“秩序和尊严”，不仅仅“止增笑耳”！……
试问，在《春晚》这样“欢乐”、“喜庆”的节目中，俊男美女主持人屡屡打断演出进程、用激昂高亢的“社论体”（甚至“语录体”）言辞强行宣教的时候，娱乐性何在呢？假如娱乐性缺位，电视文艺的宣传教育或者娱乐功能哪一种可能得到实现呢？也许，真正到手的只是（真正追求的）真金白银。
二、节目品质每况愈下
时过境迁了，跟进文化娱乐时代的《春晚》并没有与时俱进，反而渐行渐远或者说背道而驰。从形式到内容，近年的《春晚》格外固执地陈陈相因——至少看不到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似乎编播实践的主要收获只在于发现了更多的“禁区”。
从形式上看，20多年来，（从央视到地方台的）《春晚》几乎都是用歌舞开场：轰轰烈烈、花花绿绿，歌舞相伴而且冗长，最后拥出主持人点题……其缺乏创新性可见一斑。与此类似，宣读贺信贺电、零点倒计时、结束曲《难忘今宵》等等，春晚的“仪式感”十足。也许，不必放弃或者取消这种“仪式秀”，那么，如何创造性地呈现这些“仪式”呢？因为一成不变，极而言之，如今的《春晚》在形式上几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从内容上看，毋庸讳言，小农气息和市井趣味的小品节目已经成为《春晚》的主打内容和最大看点，其中，又是一些被戏称为“文化丑角”的演艺人员在大出风头，这足以让人们对这个“民俗、大餐”深感绝望。小农气息和市井趣味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决不是中华文化里的精髓、魂魄，决不是“先进文化”。仅就“狂欢性”而言，被称为“讽刺的艺术”的小品，进入《春晚》以后也日益成为“形而上学台词”——节目失去了最后一点“草根性”的戏仿，经过一通无关痛痒的调侃，往往“曲终奏雅”，从解构性的“粗俗”逃回到安全的“雅致”的掩体之中，争相向观众开展思想工作。以赵本山近几年的小品为例，不再有“夹皮包”、“扯淡（蛋）”一类的细节，不再“搞笑”转而“煽情”，不愿自嘲也不敢讽喻……这位逐渐“主流”化的演员开始谆谆教导观众了。如此，连“娱乐”也转化成为“宣教”了，那么，娱乐节目的娱乐性何在呢？那么，娱乐节目的生存的合法性何在呢？
三、“春晚是鸡肋”？
2010年“两会”期间，一位代表发言称：春晚宣扬低俗文化，该停办。他说：“雅俗共赏”的“俗”决不能变成“低俗”，春晚办了20多年，慢慢地中国的文化就走偏了，“所以建议春晚应该暂停一下了。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文化，这值得深思。”
会场内外，这一发言立即引起热议。对此，湖南的红网专门进行网上问卷。
对2010年的《春晚》，有论者直斥其非，认为人文素质低下，把恶俗和无聊当有趣：
如果说冯巩的相声还能盘点2009年的流行语，让人多多少少有点会心一笑的话，语言类节目已经自绝人伦：姜昆无耻到讽刺别人长相，小品《土豆和包子》严重鄙视了观众的智商，老赵的《捐款》拿寡妇和失学儿童开涮，“飞行女兵”好像还生活在计划经济初级阶段。……还有那弱智得连婴儿都不屑一看的鬼《玩具店之夜》，我真恨自己怎么忍心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小品《捐助》赤裸裸地植入大量广告：某互联网品牌被提及10多次，另一个白酒品牌也被加进来——因为贫困被捐助的单身母亲，拎着价值3000多元的酒答谢捐款者……情节反常、生硬突兀，可谓登峰造极。试以其中的一段“宣传片”为例：
洋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儿栏目的，我叫洋洋……大爷，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现场直播。
钱大爷：网上？
洋洋：对，网上。
钱大爷：电视看不到？
洋洋：对，看不到。
钱大爷：全球的？
洋洋：全球。
钱大爷：那我们咋看呢？
洋洋：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
钱大爷：怎么啊？什么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洋洋：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钱大爷：你不还是？这是什么玩意。
大长脸：没事，大爷是这么回事，搜狗是个输入法，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哎，马上就出来了。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钱大爷：呵呵，这会听明白了，就是搜狗，他先出来，后来我牵根绳出来的，不管咋说，搜得到，还是全球的啊。
也许因为小品王——赵本山表演的节目《捐款》效果不佳，很多人对这一届春晚倍感失望。“看春晚就是看赵本山”，纯属个人自由，无须我等置喙。但是，当总导演金越说出“赵本山的小品成功了，春晚就成功了一半”之时，不免让人吃惊而且疑惑起来。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肯定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央视的《春晚》也过了25载，就成活了一个赵本山。赵之后又只有赵的弟子。这一花独放、一脉单传的“央视春晚”奇观，难道不令人反思吗？
普通观众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春晚”人才济济、资源无限，为什么惨不忍睹而且不思进取？导演们振振有词却欲盖弥彰的背后，也有“天大的苦衷”吗？
第二节真人选秀：昙花一现的喧嚣
2007年8月15日，广电总局叫停重庆台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8月23日，又叫停《美莱美丽新约》等整容、变性类选秀节目；9月20日，总局接着对选秀节目的播出时间、环节与内容设计、主持人及评委的选择与言行、投票方式等方面做出详细的管理规定。其中，由“不”字串联的禁止性规定格外醒目：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十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90分钟……不得在19点30分至22点30分时段播出……后续巡演等各类活动，不得在各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对于那些动辄就赛上半年、每期直播几小时、以场外投票方式召唤观众参与的选秀节目而言，可谓重拳出击。“规定”的字里行间，携带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选秀节目在中国的火爆及终结都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我们难以向它轻松地道一声再见”。
回望2004年，湖南卫视模仿《美国偶像》（源自英国的《流行偶像》），开办《超级女声》，揭开娱乐“选秀”时代的序幕，一年后选秀浪潮风靡中国大陆。《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红楼梦中人》“一露面即赢得一片叫好声”，其他媒体跟风而起，选秀节目雨后春笋般蹿红……连深山古刹少林寺也不甘寂寞，与深圳电视台合作，秀了一把“少林功夫之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电视台2004－2007年间推出的各种选秀活动，林林总总多达300多种。“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拿着遥控器，观众就是上帝”，电视选秀已然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民众喜闻乐见、可以部分主宰现实生活的全民狂欢。就这样，一群群陌生男孩女孩的名字迅速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祖国大地满眼是青春美少女和花样好男儿。
一、《超级女声》引发选秀风潮
“引进国外节目、剧目进行本土化改造”一向是湖南卫视的擅长，例如《快乐大本营》、《一呼百应》、《挑战麦克风》、《智勇大冲关》……当然还有《超女》，有网民因此戏称它是“山寨台”等等。
作为“真人选秀”代表作的《超级女声》（下称《超女》），之所以受到追捧，显然因为它在电视文化理念上具有一些开创性的意义。
对此，笔者认为：创作水平相差悬殊的当前，适当模仿国外的节目模版和运作经验，恐怕既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不可少，仿佛学习书法中的描红训练。《超女》至少有“引进”之功劳，正是它帮助国内观众接触到《美国偶像》这种节目。反过来说，我们批判的矛头主要应该指向跟进的那些放肆克隆《超女》的节目，因为“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材”。
首先，“超女”选秀活动标榜“无门槛性或低门槛性”——不分年龄、职业、资历，不分唱法、不问地域、不论容貌，只要是女性就可以报名，“想唱就唱”；其次，“超女”追求贴近性，重视互动性——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走群众路线，开门办电视，调动平民大众的广泛参与，创新性地让观众的短信决定选手的命运（其公正性、完善性另当别论）。有学者指出，电视文化的主体应该是一种大众文化，而《超女》的整体设计紧紧围绕着平民化、大众化的文化需求进行，大众文化在《超女》中具体体现为：原生态的展示、直接的参与性和民选的运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