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文学史上，19世纪文坛群星灿烂，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作家和经久流传的作品。在这些杰出的作家中，在深受我国读者喜爱同时也深深影响我国新文学进程的作家中，就有莱蒙托夫和契诃夫这两个重要作家的名字，而首次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的翻译家，便是浙江译家吴先生。
第一节 吴梼的翻译活动
吴（1880？-1925），字丹初，号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曾经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并曾任历史教员。他的主要翻译活动是在清末民初通过日文翻译小说，哪怕是俄国等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他大多也是从日语转译的。阿英认为其“选本虽亦有所失，然其在文学方面修养，却相当的高”。
吴大约从1904年开始自己的翻译生涯。他首先是翻译了德国作家苏德蒙（H.Sudermann，1857-1928，现通译苏德曼）的小说《卖国奴》，于1904年至1905年在《绣像小说》上发表。这是原作《猫桥》的早期译本，是从日本翻译家登张竹子风的日译本转译的。其后，吴又翻译了波兰着名作家星科伊梯（现通译显克微支）的《灯台卒》（载《绣像小说》68-69期）。1907年，他从日人长谷川二叶亭译本转译了高尔基的《忧患余生》，载《东方杂志》四卷一至四期。同年，他从日本蒲田斩云译本转译契诃夫的《黑衣教士》，又译了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也翻译过一些日本的文学作品。他所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中，有尾崎德太郎的《寒牡丹》（1906年“说部丛书”，1914再版）、尾崎红叶的《侠黑奴》（1906年2-4期《东方杂志》，1906年“说部丛书”，1914再版）、黑岩泪香的《寒桃记》（1906年“说部丛书”，1914再版）、柳川春叶的《薄命花》（“袖珍小说丛书”，1907年）、尾崎德太郎的《美人烟草》（1906年5-8《东方杂志》，1906年“说部丛书”，1913年再版）、押川春浪的《侠女郎》（1915年初版）等。
他翻译的其他欧美国家的作品有法国莫泊桑所着的《五里雾》（“袖珍小说”，1907年）、美国马克·吐温所着《山家奇遇》（载《绣像小说》70期）、葛维斯着《理想美人》（载《绣像小说》71-72期）、科南道尔所着《斥候美谈》（载《绣像小说》72期）、英国勃拉锡克所着《车中毒针》（1905年初版，1914再版）等等。他还与金为合译大泽天仙所着《新魔术》（载《新世界小说社报》，1907年；同年出单行本）和法国雷科所着《棠花怨》（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等着作。
吴主要是从日文转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翻译的俄罗斯作品有溪崖霍夫（契诃夫）的《黑衣教士》、莱门忒甫（莱蒙托夫）的《银钮碑》、戈历机（高尔基）的《忧患余生》等作品，都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为着名的一些作家的作品，这样，为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流传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二节 吴的翻译风格与艺术贡献
吴的翻译艺术成就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文学翻译，二是日本文学翻译。他主要是从日文转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多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如溪崖霍夫（契诃夫）的《黑衣教士》、莱门忒甫（莱蒙托夫）的《银钮碑》、戈历机（高尔基）的《忧患余生》等。
就翻译俄国文学而言，他的贡献在于他在我国首先译介了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三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溪崖霍夫（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讽刺和幽默以及简洁和含蓄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深刻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我国读者，引起了我国读者广泛的共鸣，并且影响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的创作。
我国对契诃夫的认识和接受，也与我国的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并且经历了一个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变化的过程。而我国读者对契诃夫的接受，最初是从1907年吴译介第一篇契诃夫小说《黑衣教士》开始的，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
吴所翻译的《黑衣教士》是从日语转译的，在母语与日语的双重钳制下，五四运动以前，我国的一些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总是喜欢使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文体来进行翻译。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完全取得了权威地位，普遍地用白话文来翻译才成为现实。而吴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契诃夫的《黑衣教士》等俄国作品，则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这无疑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贡献，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如在第一章开头部分：为时正是残春四月。柯林先从自己生地，往自己领地柯林加去旅行，独自寂寂寞寞在柯林加过了三个礼拜，等待天气畅晴，随即启行，转向从前的恩人，又是第二个父亲，俗称义父，当时俄国着名园艺家白叔忒斯开所住的处在。且说打从柯林加到那白叔忒斯开家乡卜利索加，约莫有七十俄里路程，那其间沿着春凤荡荡田圃悠悠的道路，坐着舒徐安适机轮畅快的马车，真正算得一件人生乐事。
遇到抒情插曲或者韵文歌曲时，吴则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
如第二章的一个插曲，就是以如下的译文出现的：一美人兮，想像忽更兮，灿烂之花园兮，忽听悠扬奥妙之声音兮。音声之美妙，音律之清澈，非世人所能端倪兮。彼美人兮，神往悠然兮，言此音声飞回天上，不落人间兮。
莱门忒甫（莱蒙托夫，1814-1841）是俄国文学中紧随普希金而出现的着名的作家。作为诗人，他是因普希金逝世而写下着名的《诗人之死》而登上文坛，并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代表作《当代英雄》在展示人物内心生活的心理描写方面，无疑在俄国文学中具有先驱的意义，影响了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心理艺术大师，被广泛地师承和发展。
《银钮碑》即莱蒙托夫代表作《当代英雄》中一个独立成篇的中篇小说《贝拉》，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作为“袖珍小说”丛书中的一种。该译本的意义在于，它是莱蒙托夫在中国的最早的译本，而且也是“五四”之前的惟一的一个译本。对于莱蒙托夫在我国的流传而言，吴功不可没。正如我国着名文史家阿英所说：“吴最早的敦请了密克海·莱芒托夫东来。……中国读者，知俄国文坛有莱芒托夫其人，实自此始。”而且，吴的译文的意义还在于他较早地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传达原着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也在文学语言在从书面语朝生活贴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的译文，如今看来，依然显得明晰流畅。我们看他在《银钮碑》中，怎样以纯熟的白话翻译描述自然景色的文字：正是九月天气，晴和高爽，气候并不严寒。四面山峦，望去犹如盆石般清明飒爽。俺们当即走到堡寨堤上，两人并无言语，静悄悄地前后徘徊。既而那女子坐在草地上，我也任便坐在她一旁。……一面是广阔无垠的旷野，中间远近有几个壕沟，野尽头有树林丛，一望无边，直接连到山麓之上。山上有大大小小的村落。近旁村落之处，有无数牛羊家畜来往居游。
有时，其简洁通晓的叙述，于当代读者也毫无隔阂：太阳已沉入地下。那苍茫夜色，直紧跟后面而来。这是南方的气候如此。但是幸亏山巅雪光明亮，照映得道路很为分明。咱们就渐渐地登上山路。那艰难的山路，依旧和先前一般。缓缓而行。……最后望见脚下的山谷，只见浓雾和波涛一般，从那洞穴中涌了出来，遮住山谷。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林译小说”等文言文小说还依然盛行的时候，吴采用精炼的白话译文，表现出了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感悟和分析能力。
吴对我国译介俄罗斯文学的又一个贡献，是首次译介了俄罗斯着名作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代表戈历机（现通译高尔基）的作品。
高尔基（1868-1936）的《忧患余生》（从内容上看，这是高尔基1898年写的小说《该隐和阿尔乔姆》）是从日本长谷川二叶亭的译本《犹太人之浮生》翻译而来的，于1907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高尔基的作品。随后，他又于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粤西杂志》中介绍了高尔基的《鹰歌》。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高尔基的地位以及人们对高尔基的评价也同样经历着一些变化，但是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是不可否定的，尤其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是难以取代的，正如着名学者唐所说：“在外国作家中间，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伟大的革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那样，给予中国读者——特别是文艺青年以如此广大和深刻的影响的了。”
吴所译的高尔基的作品，较好地表现了高尔基独到的艺术风格：
大凡见他微笑的人，个个都要猜疑奇怪，道他胸中不知藏着什么变诈机锋。那笑风所到之处，就是刀锋剑风所到之处。
常言道“笑里藏刀”、“笑面老虎”。正是这般形状。却不道他心性万分粗愚，裹着骨节粗大身体。那件木棉帆布的衣裳，许多襞皱纹，任是何时，也没有了直挺的时候。
除了俄罗斯文学翻译以外，就日本文学翻译而言，吴的艺术贡献同样显得较为突出。尤其是他较为集中地翻译介绍了日本着名作家尾崎德太郎（红叶）的作品。尾崎红叶（1867-1903）是明治文坛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砚友社”的核心人物。吴翻译了他的《寒牡丹》、《侠黑奴》、《美人烟草》等三部作品。尽管这三部作品不是尾崎红叶的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说，仍是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而尾崎红叶的代表作《金色夜叉》，没有被翻译过来，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该小说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与当时中国的时代主调不相协调”。
吴的翻译成就集中在1904年至1908年间。百年以前的吴译文，今天读来依然文笔流畅，才华横溢，绝少感到时间隔阂，充满了一种经久不衰的艺术表现力。这或许就是吴译文的独特之处以及吴对我国翻译文学的独特贡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