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哪个上流社会的人物登场，托翁仿佛一下子就来劲了，必得用那管横扫千军的笔，杀他个人仰马翻，直到露出那皮袍下面的“小”来。《复活》里没有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是高尚的。聂赫留朵夫曾经是一个纯洁、真诚、有上进心的好青年，但在社会的、特别是上流社会的酱缸里变了颜色。当他看见玛丝洛娃坐在被告席上被判刑，忽然良心发现，意识到自己是始作俑者，便开始忏悔了，并以他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身份采取行动，要把本来就无辜的玛丝洛娃解救出来。他尽了最大努力但收获甚微，在这过程中他看到了种种罪恶，于是断然决定放逐自己，即结束上流生活，到民间去，从而拯救、复活了自己的灵魂。这是托翁的哲学，也是他的天真之处。
七、夜翻读钱君匋《书衣集》，从中可以获得书籍装帧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资料。钱君匋修养深厚，不但精于装帧、音乐，且长于为文，其为人坦荡，有血性，也不乏偏激，故文气健朗。怀念师友的那一组，尤其是《弘一法师写铜模字》《忆弘一法师》《怀念画家张大壮》等可作美文看。如写第一次见到弘一大师：“我抬头一看，一位和尚站在办公室门口，门正好成了框子，把他嵌在中间，他高约一米七，穿着宽松的海青，因为面形清瘦，神情持重，虽然微笑，却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把身材衬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滢澈，那是净化后的秋水滢潭，一眼到底，毫无矫饰。上唇下巴有些髭须，异常的率真可亲。五十出头，并不能算老，我见到他的虔敬，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一阵清凉之气从我脊梁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世间一切俗质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卸净了。”
八、读《老残游记》。此书长处在语言的清秀灵动，人物塑造很一般，思想内容无深刻醒人之处。第八回：“等到忙完定归了，那满地已经都是树影子，月光已经很亮的了。”第十二回：“再看那堤上的柳树，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丝一丝地摇动，原来月光已经放出光亮来了。”两处都是先见树影，再及月光。不是作者所见，乃是书中人物所见。闲中一笔，幽然如画。
九、读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从中可以了解一些鲜为人知、从别人的文章中看不到的史实，如邓小平复出后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及其工作情况等。于光远有大智慧，文章中却看不出来。文章乏味，没有情致。倒是他在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期间对女儿小东进行函授教育的事，让我看到一位为人父的、智者的风范。同时联想到流沙河曾给女儿编识字课本、编儿歌的事来。收集这类事可以编一本小册子，反映“文革”中被难的优秀知识分子对子女施教、传承文化的情况。
十、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至深夜，感泣不已。陈氏晚年生命的苦寒、悲凉，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无与伦比的坚韧意志，使我充满感动。为文化受尽苦难乃至以身殉之的，古代有司马迁，近代有王国维，现代则要推陈寅恪了。长期以来，我们的心灵只是被革命先烈的悲壮事迹所感动，极少为那些殉于文化、为学术自由献身的英魂颤抖。面对陈寅恪，让我们的心长时间地颤抖吧。
书对人，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呼唤；人对书，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渴望。
十一、我的学力远不能胜任读《顾准文集》，但书中的几片序言、后记和顾准传略所勾勒出的顾准形象，使我看到了一个奇迹：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相反，他对历史充满了信心，认为历史总是在前进。
顾准，有大智，更有大勇。他是义无反顾的。
王元化的序里引用王安石一首诗：“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读之再三。
十二、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新意迭出，富有卓识，端赖著者大历史观。第二章“首辅申时行”，流畅自如，左右逢源，滔滔不绝。朴拙的行文中，渗透着史家客观冷静的态度、温厚的性情。
十三、《文汇读书周报》新月版载林徽因轶文《山西通信》，大哥颇欣赏，认为林的艺术感觉很好，像天女下凡，其眼光完全是审美的。我的认识则停留在社会的、人生的层面上，时值抗战，总觉得作者应该对时局、对民间的疾苦表示关注和同情才是。听大哥一说，便想时局问题、民间疾苦是政治家、新闻家、实业家的事，一个贵族出身、从西洋留学回来的才女（且又是少妇），关心固然好，不关心倒也无妨。撇开社会的、人生的关怀不提，单单从审美角度来看，则林徽因笔下这样的句子：“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如诗一样可以诵之再三了。沈从文亦如是，《边城》里的人生也是审美的。
十四、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林氏笔力遒健，卓识超群，他认为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个虚幻的鸟，这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准此，则书中提到的苏东坡的行动事故是“迹”，心灵这只虚幻的鸟是“所以迹”。
书中提到艺术上所有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苏东坡的朋友文与可偶然从二蛇相斗中获得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动作吸取于笔画之中，书艺精进。我想起舒同的诗：“静如油漆轻轻抹，动似蛇龙节节衔。”——“节节衔”不就是节奏吗？
十五、骆玉明的《纵放悲歌》，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后又一本引起我内心呼应的书。骆先生的文笔富有弹性，是那种“其即也温”的感觉。书中篇篇都是好文章。骆先生对唐寅的“狂”的解释，使我对乡先贤张瑞玑有了新的认识。
骆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狂”有两类，一为“肆意直言的掩饰”，如魏征对唐太宗说“狂夫直言，圣人择焉”。一为“任情而发、不遵规度的生活态度”，如李白的“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两者合起来，再考察唐寅的一生，可以明白地说：唐寅所自诩的“狂”便是真诚的、自由的生活。
乡先贤张瑞玑也自称“狂”，诗句中多见，“天涯到处容我狂，不是诗场即酒场”；“我是江湖老狂生，错被人呼作刘伶”；“一枝秃管酒千觞，到处江湖容我狂”；“姓名误落俗人口，江湖呼我作酒狂”。与唐寅相比，张瑞玑科场顺利，假如他屡试不第，是否会成为唐寅的隔代相知？从他“披我两千余年旧历史，一读一哭泪滂滂”看，不会。唐寅只是一个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谋生的文士，张瑞玑则以唤醒睡国为己任，是要济天下的。张瑞玑的诗文不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人生，这一点很像杜甫；他狂傲的性情则近于李白。好像张瑞玑在用李白的笔写杜甫的诗。
十六、读高步瀛《魏晋文举要》，凡十七家二十五篇。鹰扬于脑际者，唯曹子桓、曹子建两兄弟，子建尤敏速英武，深得我心。记得吾晋大儒郭象升曾称其“绣虎天人”。《求自试表》展其雄健怀抱，《与杨德祖书》申明其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他眼里，辞赋仅只是“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但陈寿《陈思王传》云：“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可见，陈思王是文学天才，非称帝御人的政治天才，其政治抱负如“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之类，仅止于清议而已。“任性而行，不自雕励”是文学家之所必须，却是政治家的大忌。
机关图书室处理旧书时购得《曹子建诗注》，注者名黄节。稍后读张中行《负暄琐话》，始知黄节字晦闻，20世纪30年代已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旧学很精，编有多种讲义，如《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
十七、从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借到常赞春《山西献征》。读《征君吴天章先生事略》，大为惊奇。吴氏名雯，字天章，永济人。康熙年间诗名大噪，王士禛、洪昇、赵秋谷激赏他的诗才。王士禛称：“汉魏以来两千年间，诗家号为仙才者，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耳。本朝作者如林，可称仙才者，独蒲坂吴生。”“与海内谈诗凡五十年，雄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终属吴生。”赵秋谷称：“先生诗谓千顷之波，不可清浊，天姿国色、乱头粗服皆佳。其乡自元遗山后一人而已。”查《清诗选》，吴雯名下仅选一首《明妃》。惭愧的是，在这之前，我连这位乡先贤的大名都没听说过！
十八、托人给我办了山西大学借书证，获准借出馆藏的库本《常燕生先生遗集》，共十册，精装，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出版。
夜抄常燕生（乃悳）《山西少年歌》。吴宓极推重常氏，曾为《山西少年歌》作注、写跋。他认为常燕生是“今世中国旧诗作者之翘楚”，“其包融铸造之功实可称，而气势雄浑，风格遒上，尤常君诗之特质也”。常燕生是国家主义派，曾担任中国青年党宣传部长。《胡适往来书信选》有致常燕生的一封信，认为：“国家主义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份的。”其时常氏任《醒狮》周刊的主编。常燕生是常风的族侄，后者在《逝水集》里提及“七七事变”后他的这位族侄一度关心过滞留北平的周作人。
十九、翻《康白清新诗全编》，始知郭沫若写白话诗直接受到康的影响。胡适对康也很欣赏。康《西湖杂诗十八首》之九：“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律己九铭》之四：“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随做我的对的；随丢我的对的。”胡适在《康白清的〈草儿〉》一文中认为，这是康白清在“宣告他的创作精神……我们读他的诗，也应该用这种眼光，‘随做我的对的’是自由；‘随丢我的对的’是进步”。我觉得，康氏的“做”和“丢”其实也是他的人生观，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读季羡林《留德十年》。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介绍德国的书。法西斯在德国是一个极端的现象，除此之外，作者笔下的德国人，是那样的真挚、诚实、聪明、执着，做事是那样的负责、彻底、有秩序。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一再写到的：德国人之爱清洁，闻名天下，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绝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过了三十五年后重返时看到的依然如此。
二十一、翻《蒲宁散文选》。蒲宁得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他正在看电影，不相信通知他的是真事。“然而不能不相信，因为远远就可望见在俯瞰格拉斯的山坡上，我家从上到下灯火通明，而平日这个时候，这幢孤苦伶仃地坐落在山上荒芜的橄榄园中的房子，一向是落寞的，昏暗的。于是我的心一下子忧伤地揪紧了。”在诺贝尔奖委员会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蒲宁用法语发表演讲，他说：“世界上应当有充分独立的领域。毫无疑问，在此地的餐桌四周有代表各种各样观点、各种各样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人。但是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东西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那就是思想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是文明的恩赐。”蒲宁被迫离开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宁愿长期流放，也要保持“思想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爱好自由的法兰西留住了他，以对自由的爱好为国教的瑞典把最崇高的荣誉送给了他，蒲宁的收获是双重的。
经历过苦难的心灵是高贵的。
从苦难中获得的感悟是深刻的。
二十二、茨威格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缘故。”这段话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斯·茨威格小说选》（张玉书译）。“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易于失之主观；这里有个“度”的问题，把握好了，形象生动，反之则虚妄失真。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序言里，茨威格明确反对在这些“历史特写”中运用虚构的手段。他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但显然，茨威格并非在写历史著作，而是文学作品。把握一个历史人物，需要足够的史料，所以历史学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但在文学家的茨威格那里，占有史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分析综合，以便从根本上把握历史人物。然后才可以驰骋想象的翅膀，拓展人物的心理空间。而读者的感受，主要的不是从史料，而是从“心理的角度”渐次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历史特写不能堆砌史料，而要进行文学创造。茨威格教给我们的是，“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我甚至想，写历史人物，作家的本领主要表现在是否能拓展人物的心理空间上，因为这往往是历史学家搁笔的地方。这很难，但茨威格的不同凡响处正在于此。还有，描写历史事件时（包括他的散文），他的心在字里行间剧烈地跳动，这种“茨威格式”的激情，让我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