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灵肉冲突
——对张贤亮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一种理解
张贤亮的新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闯进了一个文学禁区——性描写，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不满和许多读者的兴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的共同之点，就是都停留在对艺术的浅思维中，不必过多注意。
值得注意的倒是评论界的反映。囿于眼界，我以为到目前为止，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不仅少于《绿化树》，而且观点也是大同小异的，总的基调并未超出黄子平的文章：《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的内容。总的说来，这些评论文章都倾向于把这篇小说理解为作家对主人公灵与肉的冲突及其最后灵对肉的“偏颇”超越（以下简称“灵肉说”）的一种描述。当然，小说确实描写了灵与肉的冲突，但我以为，这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内容，甚至还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因为在我看来，张贤亮作品内容的丰富性是“灵肉说”所根本无法概括的。
本文试图表明，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存在着一种视野较宽阔的理解。从小说的整体着眼，笔者将始终把它的具体内容看做或归结为对主人公和非人改造的整个外部环境力量之间本质冲突的深刻揭示，因而灵与肉冲突（并无所谓“超越”）在对作品的这种把握中只能具有局部和从属的意义。
一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无所避讳地描写了动物式的性饥渴对章永璘心理、生理上的折磨，从而涉足了一个最容易引起过分敏感的危险领域。这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看待作家描写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有的持“灵肉说”的评论，把这种动物式的性饥渴看做是张贤亮对唯物论所谓“人类第一种历史活动”和“人类生活的基石”的启示。我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唯物论承认，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前提是“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恩格斯语）。但同时也指出，这种自然需要仅仅是“前提”，并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和目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也一再强调，人是历史生成的产物，不是纯自然物，因此从来不在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同人的社会属性被完全割裂的基础上抽象地谈论“人”和“人的需要”。因为一旦由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人的需要被剥夺，人的自然需要不但与动物的生理需要无法区别，而且这种需要本身也不再是人生命活动的前提，而成为动物生命活动的本质和目的。唯物论是在对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有机的理解中指出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前提，并不是说人必须先沦为动物而后才有权成为人。唯物论所说的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这种最低层次的需要也必然带着历史形成的特点，因而和动物纯自然的肉体需要有所区别）也是相对于人的高层次的需要而言，与小说中非人劳改使人的需要残剩下动物的生理性要求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和某些持“灵肉说”的评论正好相反，在我看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劳改集中营生活绝不是极“左”路线无意中为证明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提供的一个绝妙的实验场，而是人被奴役的极致！章永璘的遭遇，也绝不是“灵肉说”所谓“人不仅满足于最低层次的需求，还要不断地向更高一级层次的理想境界追求”的一个难得的实例，而是人性异化的极致！因此，在“灵肉说”视为人性自身两个层次的合理需要矛盾碰撞的地方，我看到的却是人和非人化改造难以协调的现实。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反而把强加的非人苦难当做人的最“普遍的需要”的一种典型表现，那么章永璘为此所付出的痛苦代价就不可理解了。
在我看来，人备受动物式的性饥渴的折磨既然是人性异化的极致，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张贤亮笔下的主人公的遭遇会必然如此呢？
我以为，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劳改生活中男女囚犯被隔离的现实，最根本的原因（并无唯一原因之意）只能是极“左”路线强迫施行的非人劳改否定和剥夺人的本质特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人是赋有意识和意志、并在自己活动中积极追求自觉提出的目的的存在物；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自觉的活动”构成了“人的类的特征”，即人的本质。这是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受肉体本能支配的生命活动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我的理解是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和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相区别，“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即“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人不仅事先在观念中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活动的目的，并且意识到怎样控制、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人的生命活动是自觉的。唯其自觉，才是自由的活动。第二，在自觉的基础上，人通过能动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对象化活动，在客观世界中确证和实现自己的现实性；从而不仅在意识中，“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主要通过能实现自己自觉追求的预定目的来体现。正是在这种改造客观世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人才获得了对自身的改造，获得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极大丰富和全面发展。
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总是受到一定时代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并通过它历史地表现出来，因此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并不矛盾），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人的这种本质特征被强行剥夺的历史环境。在极“左”路线的法西斯专政下，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章永璘和其他许多无辜者的头上。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像奴隶那样成天从事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劳改”。在这种劳动中，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劳动者“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者的生命活动根本不属于自己，谈何“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又谈何实现自己自觉追求的预定目的！因此，这种剥夺人的本质特征的奴役劳动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异化劳动。正如小说中的大青马被骟后，就必然丧失它作为马的种的特性一样，人一旦丧失了“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丧失了“人的类的特性”，丧失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在劳动中像动物的结果，必然导致人在生活中也像动物。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劳动即是痛苦和受难，而唯有饮食男女的纯自然需要才能构成这些现代奴隶在劳动之外几乎全部的现实生趣的缘故。马克思认为，作为“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的本质特征：“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在劳动中得以充分表现的。而异化劳动却使人在本应该表现出自己的这种理性活动中丧失了自身，只能在并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肉体的本能活动中找到自己，那么这种“找到”毋宁说是人的彻底丧失！而且只要人的本质特征不能恢复，这种动物化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小说中，由于饮食男女中的后者对“劳改犯”来说实际上又是难以得到满足的，便成了纯自然需要中最折磨人的饥渴。因此，人的动物化程度在他们中也变得加倍严重。章永璘正处于这种“改造”之中。它的本质目的，就是要泯灭人经过了数十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才获得了的文化积淀，把人“还原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与女人，返回到猿刚变成人的那一瞬间”！
由此看来，张贤亮选择了这样的题材，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意愿，更不是所谓对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的一次大胆的艺术实践，而主要取决于他笔下的主人公是极“左”路线的无辜牺牲品、对自己的经历无法作出选择。张贤亮之所以在“饮食男女”的折磨中主要选择了后者作为小说描写的内容之一，也完全是因为这种非人的异化现象对章永璘人之为人的本质和尊严构成了比前者更大的威胁和挑战。一个有着深刻良知的作家，特别是当这个作家本人也经历过这种炼狱般的苦难后，他是没有权利背过脸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张贤亮并没有简单地从对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肉体上的外部迫害的角度着笔，而是着力剖析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内部的可怕摧残。这种迫人为兽的环境力量对人生理、心理上的毁灭性打击是远非政治上的打击或皮带棍棒的暴行所能相比的。因此，《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空前深刻地揭露了那个黑暗时代的野蛮面孔，它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也就远非一般的政治批判和道义上的控诉所能比拟。
二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系列中篇之一，是《绿化树》的姐妹篇。为了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这篇小说中章永璘的形象，我以为有必要联系《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形象作一次综合、发展的考察。
通过阅读这两篇小说，我感到章永璘在非人改造中，其性格活动贯穿着一条清晰的轨迹：在《绿化树》中，他是在思想的不自觉中自觉追求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前一部分，他是在已经自觉意识到改造的荒谬的同时又只能被动地在思想意识上抵御改造（具体表现为灵肉冲突）；而在后一部分，他终于迈出了纯思想斗争的圈子，走上了用行动反抗这种改造的道路。章永璘和改造他的环境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构成了张贤亮这两篇小说的一种基本结构。把这两篇小说作为一个有机体连起来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强加的非人改造中，从不觉悟到消极抵御、最后走向积极反抗的命运三部曲，也是横贯于两篇小说的核心内容。从发展的眼光看，章永璘的性格是一个流动变化着的真实整体，这种“整体自身则全靠它的环节的轮流更替地呈现与保留才能全部表现出来”。
先看《绿化树》。在它所描写的大饥荒的环境包围中，章永璘的精神状态表现出多重的矛盾。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的求生本能压倒了一切。作为自感罪孽深重的“资产阶级右派”，他想适应环境，自食其力，于是真心实意地按“筋肉劳动者”的标准改造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他对前者的“堕落”感到痛苦，精神上的自我忍不住在呻吟；对后者则一方面因意识到的优越感和使命感而产生了抵触情绪，并感觉到他和马缨花、海喜喜之间不可能弥补的精神差距，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的痛苦反省而更加自觉地向“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靠近。这几重矛盾彼此间又相互影响和重叠，造成了章永璘精神面貌的极端复杂性。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他那承认改造必要性的自卑自贱的“右派”意识，这是那个时代在他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尽管章永璘后来从《资本论》中朦胧地悟出了“只有自觉地、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的改造才能达到具有自觉的目的性”。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对他本人改造的合理性。相反，在剥夺了他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权利的大前提下，章永璘竟然以为，“只有通过学习”，先调整认识，“具有自觉性”地投入思想领域的改造，然后主动地“应付各种各样艰苦的条件”的挑战，“他就会发展了自己，‘超越自己’！欢乐也从此而来，自己的人生也就‘完整’了”！可见，章永璘只是徒劳地想超越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反抗强加在他头上的非人命运；而他的超越自己也仅仅表现为一种对自己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过程。在《绿化树》的结尾，章永璘是在其思想并不真正自觉的情况下终于自觉地接受改造的，是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试图和改造他的环境相适应的（只是由于营业部主任的告密才毁掉了他的这种主观努力）。当他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激之情回顾这段改造历程的收获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性遭到扭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
当章永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再次出现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年。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在服劳教的“黑衣囚犯”了。经过多年非人生活的“再教育”，章永璘完全抛弃了时代强加于他的“右派”意识，再也不天真地认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是终于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无休止地强加于他的劳改是极其荒谬的，又是他所绝对无法逃避的“宿命”，于是只好以一种阿Q式的豁达的幽默感把自己暂时从痛苦和悲哀中解脱出来：“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同时，感到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不会太远的坚定信念也在暗暗鼓舞着他。但此时此地，信念终归还只能是信念。正如章永璘在分析自己性格时不能不承认的那样：“尽管我能够应付现实对我的种种磨难，却缺少主动的进取精神。”这当然多半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明白，“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于是只有在消极的、无可奈何的状态中耐心地等待，通过发疯似的体力支出来忘却精神上的极度苦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