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整整大我十五岁的哥哥。奶奶好像给我说起过。我当时只以为是随便说说，从没当过真，可是当这个哥哥真要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仍然惊愕不已。
姨妈死后的第二年，奶奶把我送到靠近镇子的一所小学读书。这年我是六岁。上学用的就是姨妈送给我的那个用蓝布手工做成的书包。
又过了一年，奶奶也离我而去。
这天早晨，奶奶没有像往常那样起来给我烧饭。我很生气，望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奶奶，赌气地饿着肚子上学去了。记得是上到第三堂课，福金家的黑脸膛在教室门口晃了一下。接着走进一位教导处的文质彬彬的女教师，问道：“哪位同学叫春霭？你马上回家去。”
原来，奶奶死了。奶奶一觉睡过去，就没再醒来，这种死法，没有疾病的折磨，叫老死，也算是福气。其实，奶奶这时还不到六十岁。
婚丧嫁娶，是村子里的大事。奶奶又是村子里有点影响力的人物。她的死，自然惊动了全村。全村人都忙碌起来。有人多次返往镇上，采购各种治丧物品，大多是菜蔬、鸡鸭鱼肉。村里办丧事和娶媳妇一样，都要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这笔费用，是我伯父回家奔丧时支付的。伯父长年在外，又是政府的人，不兴这一套的，但拗不过村里的习俗。
去镇上邮电所拍电报。去了一次还不行，说是地址没搞清楚。一位邻居老伯展开一个揉得快烂的信封，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地址。这个信封我认识。奶奶生前成天揣在她的内衣口袋里。为电报上写的几个字，几个村民又认真推敲了一番，一个提议写“母亡速归”，另一个不同意，说那样会让人着急的，应该和缓一点，写“母病速回”。再一个说这样不好，要是接了电报理解为一般的病，不回来怎么办？还是发电报的人拿了主意，说去和邮电所的同志商量。新中国的邮电所，态度好死了，不会让人民多花一个冤枉钱的。大家一致赞成，此事才告一段落。
几天之后，伯父回来了。比我大十五岁、从没谋过面的哥哥也回来了。写到这里，必须将我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伯父和哥哥的事情交代一下。
镇上有一家专门生产火车头的工厂，当地人习惯叫它龙头厂，是日本人开的。伯父十七岁那年到这个厂做工。后来他把哥哥也介绍进了厂。这年哥哥是十四岁，在哥哥十五岁的时候，我便来到母亲的肚子里，估计是刚刚发芽。这里面确实有个原则问题，这就是，哥哥的生父，在哥哥五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没有再嫁，怎么就有了我呢？毫无疑问，我是来路不明。无怪乎瘌痢头们骂我是野种！那么，我生父是谁呢？他现在哪儿？为什么始终也不认我这个儿子呢？我隐隐约约觉得，我们村上的人们都知道事情真相，只是无人告诉我。姨妈也知道真相，她也没有告诉过我。
话又说回来，照我当时的年纪，告诉了我，我又能懂得多少呢！
伯父生性耿直，脾气火暴。一次，瘦弱的哥哥干活慢了点，挨了工头的打。伯伯听说了，找机会将那个工头打了个半死。祸就这样闯下了。厂方叫来日本宪兵要抓伯父和哥哥，结果两个人从此就失踪了。原来，伯父领着哥哥逃到了江北，那儿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是后来的新四军，再后来就是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结束后，伯父在徐州军管会工作。大军挥师上海时，伯父没有随军前往，奶奶当然是找不到的，那次路经镇上，本想见见奶奶，奶奶也去了。由于搞错见面地点，伯父公务紧急，等不及，没见上面就走了。奶奶又扑了空。就是那天晚上，姨妈跳河自杀。如果奶奶那天晚上在村子里的话，姨妈的反常也许会被奶奶觉察，奶奶就会劝她，开导她，紧紧看着她，这样的话，姨妈也许就不会扔下我独自走了。也许……唉，仅仅是也许。人世间有多少也许啊！
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奉调西北一家大型兵工厂任职。这才算初步稳定下来。于是写信给奶奶，表示等工作就绪，就回来探亲，并要将奶奶接走。于是村上人拍电报才有了他的地址。
哥哥人老实，只知道干活，不善言辞，天生不是当官的料。他先是随伯父到了那家兵工厂，后来华北一家兵工厂急需一批政治上可靠的熟练工人，哥哥就在奉调之列，携家带口到了这家兵工厂。奶奶的死讯，是伯父转告给他的。哥哥无论如何是要回来的，除了为奶奶奔丧，还要处理我这个无依无靠、不知从何方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弟弟。
面对陌生的哥哥，我显得十分拘谨，不知所措。哥哥略显憔悴的面孔，厚厚的嘴唇，密密的抬头纹，一副憨厚的样子。他哪里像是我的哥哥？不知内情的人，肯定把我俩误认为父子。哥哥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爱怜地用他粗大毛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后脑勺，表示已经接纳了我这个迟到的弟弟。
哥哥在伯父的指挥下，做着具体事情。没几天，奶奶的丧事就办完了。
下葬那天，十分隆重，村民们几乎全来了。乡里的干部们也来了不少。奶奶的坟地她自己早就留好了，在爷爷和姨妈的坟头中间。
伯父开始不清楚春家祖坟上多出姨妈的坟头。福金家的抢先在伯父的耳根低语了一阵。伯父不住地点头，末了，将我搂过去，爱抚地摸索着我的脑袋。
死去的人有了各自的归宿，是让活着的亲人感到欣慰的事。姨妈在春家的祖坟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有奶奶、爷爷和她做伴，活着的人已经没有了遗憾。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母亲的坟地？难道是因为不明不白地生了我，竟然死无葬身之地？谁能告诉我答案？
墓地一片寂静。人们都默默无语。
关于我的去向，哥哥带走我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伯父最后插了一杠子，要我跟他走。实际他是为哥哥着想。哥哥此时已经成家，并已有了三个孩子，我再去了，负担太重。哥哥始终没有松口，他觉得抚养自己的弟弟，责无旁贷。最终，还是由哥哥把我带走了。
临走的这天，我小小年纪竟然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一大早，我就像个小大人似的来到姨妈家门前的坪上，凝望着姨妈住过的房子，久久不想离去。姨妈家已经变成了乡公所，出出进进都是陌生人。真正是物是人非了。
我还跑到姨妈的坟上，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还抓了一些土，撒到坟头上，直到远远地从村子里传来喊我的声音，我才恋恋不舍地走向村子，而且是一步三回头。
送行的人很多。福金家的牵着我的手独自走着。自那年呆呆死后，她的性格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得极富同情心，尤其是姨妈的境遇开始恶化以后，福金家的对姨妈变得格外客气，对我也是格外关照。姨妈死后，她出出进进常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还经常将我搂过去。她领着我走得太快，以致将大队伍远远抛在身后，她才不得不停下来，等着后面的人群。等到人们都走到了跟前，她向伯父、哥哥一一道别，说她家里还有点事，不送了，就大步流星地朝村里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撩起衣襟抹着眼泪，显然，她是实在受不了别离的悲伤，提前告辞了。
当时，年幼的我完全体会不到福金家的那种心境，兴致很高，心中充满了向往和欢悦。此时，青翠的田野飘荡着轻纱似的雾气。开始还飘落了些许雨丝，通往镇上的小路湿漉漉的有些黏滑。没一会儿，雾岚被太阳赶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浮在那儿一动不动，留在近处的也变得像水一样透明，抖动着，融入阳光之中，竹林深处。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快要到镇上的时候，周达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苍老了许多，背也有点驼，脸上的胡须又长又乱，目光中充溢着酸楚。他默默地将我举起来，骑在他的脖子上。姨妈在世的时候，他经常这样让我骑着到镇上玩。
所谓的镇，其实就是一条狭长的街，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其中一面临河，竖在水里的木桩支撑着延伸到水面上的建筑物上。石条筑成的阶梯从街面一直通到水边，形成码头。有小船在河两岸摆渡。我生活的村前那条小河，弯弯曲曲最终汇入镇上这条河。这条河宽阔而悠长，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上了中学，学了历史，才知道这条河就是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
我们没有乘渡船过河，而是绕行远处的石拱桥。过了桥不远就是火车站了。过了桥，周达将我放下，摸了摸我的头，凄楚地说道：“霭霭，你这一走，就不认识我了哇？”
我抬头望着周达依然不失雄伟的身躯，天真地回答：“不，会认识的。”周达鼻子酸酸地笑了笑：“好，好，认识就好。还有，要记着你姨妈。”我认真地点了好几下头：“会的，会记着姨妈的。”周达抹了一下眼睛，轻轻拍了拍我，扭身走了。他上了桥墩，不一会儿，就被桥拱挡住了。
哥哥走过来，望着周达消失的背影，眼角湿湿的。我莫名地仰望着哥哥，自信地说：“我会记住姨妈的。我会认识周达的。真的，会的。”哥哥没有言语。
多少年后，我终于悟出了周达的临别赠言，实际上是诀别。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十分清苦，交通又极不方便，出远门，就是古时候说远行，十年八载很难回来一趟。事实也是如此，我这一走，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周达他们早已离开了人世。这真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