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村——天马晋侯墓地，考古的先行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撰文《论早期晋都》，在其内容摘要里，提纲挈领的以其简约的文字写道：晋之旧都为故绛，其具体地望以前设有定说。近20年来在晋南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清理。该遗址规模宏大，晋侯陵园在遗址正中。此处遗址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而以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最为繁盛，西周晋国诸侯的墓地基本在此，故可排除西周时期晋几次迁都的可能性。这确凿旡误地证实此处就是早期晋都，始自唐叔虞始封之唐，再改称为晋，直至改名为绛，是为故绛。整个遗址处于低平地带，“绛”地名的来源和涵义，可能就是取自从山坡降到平地的意思。
邹衡教授《论早期晋都》，在上海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以后，像一个惊天霹雳，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同仁，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在论文的开头开宗名义地讲，自1979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共同查寻故绛，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迄今十有五载。所可言者，惟翼城、曲沃二县交界处之天马——曲村遗址。我曾以为此乃晋故都之绛地，也是晋始封之唐地，可是缺乏确证，因而一直未获学术界公认。直至1986年冬至1992年秋，……有了重大突破，不仅确证天马——曲村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能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记载。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西周考古的空前发现。……自汉以来，史学家皆不知晋国故都之确址，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而曲村——天马晋文化遗址竟埋没二千余年，无人知晓，自然无人问津。因此之故，1986年以前，此址从未被盗掘，成为全国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惟一幸存者，此亦可喻如“塞马”也。15年来，我们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应用现代的考古学方法，经过周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终于使晋国故都重见天日，也可称得学术界的盛事。……今晋侯燮父墓既然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唐叔虞的墓亦应在此（注：叔虞墓有待继续探寻与研究）。所以，天马——曲村遗址应该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在周初，此地应该名唐。邹衡教授在其论文中进一步指出：绛与翼是晋国最重要的都城，有谓绛与翼是一地的异称，亦有谓绛与翼判然两地。晋国之事始见于《左传》隐公五年（前718年），晋都即曰翼。《史记·晋世家·索隐》“翼，晋君都邑也”条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以下号翼侯，平阳绛邑县东翼城是也。”“绛邑县即今曲沃县……晋昭侯封文侯弟成师桓叔于曲沃，自此以后，曲沃渐次强大，屡侵翼侯（即晋侯），直至曲沃武公攻灭侯缗而代晋君，是为晋武公。晋武公初即位曲沃，待其有晋国之后，乃迁都晋国。此晋国断非翼地，因为”曲沃邑大于翼“，晋武公决不会放弃大邑而迁居小都。梁玉绳曾谓“昭侯以下徙翼，及武公并晋又都绛”，是基夲可信的，翼与绛并非一地。晋之翼地即今故城村，其遗址规模远不如天马——曲村之广阔，后者既为穆侯所居之绛地，则晋武公所迁都晋国之绛地当然也在天马——曲村无疑。武公以后，历献、惠、怀、文、襄、灵、成、景诸公皆居绛，亦应在此。至于翼城县附近之苇沟——北寿城遗址，虽亦曾名降（即绛），但其地理位置难以与晋文公返晋之日程相合，且其规模更无法与天马——曲村伦比，作为晋都是颇不相称的。天马——曲村遗址何时改唐为绛，至今未可确考。……故晋都名绛直可追溯至燮父之时。据前文说，燮父亦未曾迁都，仍居唐地；改唐为绛，亦有可能即当此时。不过，燮父曾改唐国为晋国，晋最初显然也是地名，晋地又何以改晋为绛，仍不得其解。最后，邹衡教授“综上所论，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九公，历时共370余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翼城县与曲沃县交界处之天马——曲村遗址。”然而，自东汉以来，学者皆谓晋都曾几次迁徙，尤其是郑玄《毛诗·唐谱》言之甚详，后世学者多从其说。究竟郑玄之说可靠性如何，邹衡教授以为时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献而论文献，而必须结合考古材料以验其是非。郑玄以为晋穆侯曾迁都于绛，也不知何据。今在天马——曲村遗址之中不仅发现了穆侯墓，而且发现了穆侯以前的厉侯以及厉侯以前的诸晋侯墓，可见穆侯并无迁都之事。郑玄又说晋成侯曾迁都曲沃，乃据班固《地理志》立论。今晋成侯及其父晋武侯墓均在天马——曲村遗址之中，可见成侯亦不曾迁都。
继邹衡教授之后，夏商周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在曲村——天马晋侯墓地考古，以其《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为题发表论文，刊登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他在论文中指出：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解决了晋国历史上一些难解之谜，纠正了文献有关晋国历史上记载上的一些失误，极大地丰富了晋国史、晋文化乃至西周考古的内容。他在论文中提出《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始封于唐，但唐地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以今地言之，有太原说、临汾说、翼城说、乡宁说、夏县说、霍县说，一直未能确指。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晋侯墓地9组晋侯大墓的发掘，则确证天马——曲村遗址即晋国始封的唐地。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晋国曾三次迁都，即燮父由唐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但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事实，晋侯墓地9位晋侯包括晋侯燮父、晋成侯、晋穆侯墓葬的发现，证明从晋国始封直至东周初年，晋国均都于此。所谓三次迁都之说都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根据文献，周代墓葬有公墓、邦墓之分，考古学上也的确发现了不少有关的材料。但公墓与邦墓究竟有哪些区别，还是说不清楚。北赵晋国公墓区和曲村晋国邦墓区的彻底揭露，使我们看到，晋国的邦墓区和公墓区的延续时间基本相同，但邦墓区的规模远大于公墓区；邦墓区内又分为若干大小不等的小区，每个小区内规模不等的墓葬密集葬于一起，表明邦墓包括有多个大家族，每个大家族又包括若干个小家族，他们血缘关系密切，但地位并不相同。公墓区内9组19座大墓，规格相等，排列整齐，每组大墓除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看不出有其他身份人的墓。公墓应该是国君的专用墓地，除继位者外，其他子弟均不在此莹域之内。“国君的专用墓地”，以不可辨驳的事实告诉世人，这里是晋国的始封地，亦是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地。
李伯谦先生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又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并据新面世的尧公簋，认为叔虞所封之唐和燮父所迁之晋是两回事。
（4）考古确指晋都后的弦外之音
邹衡、李伯谦教授，经过考古发掘，确认晋侯墓地是晋之始封地和早期晋都之后，不少专家学者亦谈了自已的见解，蒐理这些见解，有同有异。有同是正常的，有异也是正常的，“百家争鸣”嘛，争鸣是好现象，学术问题只有通过争鸣，才能去伪存真，取得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