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公修法,始建三军
晋文公《疲庐修法》,创建三军,以富国强兵,是他修政、行赏的延伸和继续。他在从亡周游列国时,对齐桓任用管仲为相,短短几年光景,就完成了从乱到治、从贫到富的大改变,民心齐整,国富兵强,一个寓居边远的滨海之国,能在中原悄然崛起,称霸诸侯,甚有感触。他对管仲“要想得到民心,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只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裕,国库才会充盈”的理念记忆犹新,因此他即位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明政治,施惠百姓。”同时,他对管仲“寓兵于民”的做法,把百姓组织起来,平时务稼穑,闲时尚操练,战时上战场御敌的“强兵之术”,颇为欣赏。因此,他在修政中,虽把富国与强兵列入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周王廷发生内乱,天子命他勤王,把强兵的事给延误了下来。当他勤王告捷,取得南阳四邑,凯旋归来之后,他便举会文武百官商量建军问题。他对大家说:“相当年,齐桓死后,宋襄公想当霸主,但他虽有雄心而没有劲旅,他在与楚的泓水之战中,又思想愚腐、空谈仁义,以致在有利地理条件下,吃了败仗,中了箭伤,结果称霸不成,还给人落下了笑柄。宋襄败北的教训,一是他本人迂腐,二是他不听公孙固劝谏,三是宋国没有强师劲旅。宋襄的教训告诉我们,欲‘修文绍武’,谋霸诸侯,必须有强兵作后盾。”赵衰说:“欲修兵,齐太公吕望的文略、武韬是大可借鉴的。”狐偃说:“管仲的连五家之兵,不失为组建军队的好办法。”文公问:“何谓连五家之兵?”狐偃回答说:“管仲治齐规定的户籍编制。即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并依此编制军队。这就是主公刚才所讲的管仲寓兵于民的方法。”正当文公君臣议兵热烈进行之际,楚成王率诸侯之兵围了宋国,宋公孙固入晋告急。先轸说:“报答施舍,救援患难,取得威望,确定霸业,皆在此一举了。”宋告急,晋救宋,加速了晋创建三军的进程。从文公这次创建三军,向上追溯到叔虞封唐,晋国在建国的400多年里,只有三次建军和扩军。公元前1039年,周成王3年,封叔虞于唐,文献上只有“分唐叔以大辂、宻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见《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却不见建军的赐封。从叔虞建国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代翼,历时已逾三个半世纪,才见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见《左传·庄公十六年》)”的文献记载。这一记载可谓是晋国组建的第一军。迨至公元前661年,鲁闵公元年,即武公建第一军17年后,晋献公又扩建了一军,使晋国有了上、下两军。27年后,即公元前634年,晋国又在两军的基础上增建了一军,使晋国有了上、中、下三军。晋国如此完善军制,是符合周制规定的。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王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武公为诸侯,命作一军,遂后献公扩大为二军,今文公增建为三军。至此,晋国军制始达到大国的建制。同时也说明:这时晋国已拥有1500乘战车、6000匹战马、37000人的军队了。
晋文公为这次扩军、建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从原地班师回国,就开始训练百姓,为扩军做准备。狐偃说:“百姓不经过严格训练,不知道义,就不能安其职位,执其职守。主公一回国就抓百姓训练,真是抓对了。”晋文公重视对百姓教育,从不放弃每个实战训练的机会,他从安定周襄王的君位回国,便致力于对百姓进行训练和教育,一面要大家安于生计,一面要大家做好随时赴国难的准备。狐偃说:“百姓们只知道义还不够,还得懂的信用,不懂信用就不能用。”文公于是“以信取原”,使百姓在实战中看到了“信誉”的作用,受到了“信用”的教育。文公问狐偃:“寡人这样做行了吗?”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礼仪,没有产生应有的恭敬,故而臣说还不行。”文公“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而后用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与此同时,《左传》又记载:“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左传》上记载的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由此举行盛大阅兵让百姓看到礼仪,建立执秩来规定官员的职责;因此在被庐阅兵,建立上、中、下三军,谋元帅的人选。在被庐阅兵中,晋文公向赵衰询问谁可以做元帅。赵衰回答说:“郤谷可以,五十岁了,还坚持学习,而且越发扎实,牢记先王的法令,德和义在他身上都俱备。德和义是人生的根本,德义纯厚的人,是不会忘掉百姓的。请让郤谷做元帅。”晋文公听从了赵衰的意见。进而文公拜赵衰为卿,赵衰辞之说:“栾枝为人正直,办事谨慎,先轸富有智谋,胥臣知识丰富,他们都可以辅佐元帅,我赶不上他们。”文公于是就拜栾枝为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元帅。任先轸为副元帅,是因为攻取五鹿,是先轸的谋略。中军元帅郤谷死后,又让先轸代替郤谷做了中军元帅,而任胥臣做了下军的副元帅。之后,文公又一次拜赵衰做卿,赵衰又辞之说:“许多好的建议都是狐偃提出的。用德政治理人民,成效显著,不可不用他。”文公听后便让狐偃做卿,狐偃推辞说:“我哥的才智,强于我,且年令又长。哥哥没当上卿,我不敢听命任职。”文公于是就让狐毛做上军元帅,狐偃做副元帅。狐毛死了,文公又让赵衰替代他,赵衰又辞之说:“城濮战役中,先且居辅佐元帅,干的很好,有军功得到奖赏,善侍君主得到奖赏,不可不重用。再说我的同事箕郑、胥婴、先都还没有任职。”文公于是就让先且居做上军元帅。在赵衰几次举贤荐能之后,文公对大家说:“赵衰多次辞让。他所推让的,都是国家得力的武臣。不用这些人,这就等于废了德政。”由于赵衰多次谦让,文公在清原(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大阅兵中,又增编了两个新军以御狄,共计五军。让赵衰任新上军元帅,箕郑任副元帅;胥婴任新下军元帅,先都任副元帅。文公使箕郑做新军副元帅,是有他自已的一番道理的。他认为箕郑讲诚信,一次晋闹灾荒,文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指名分),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犯)。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从这次对话中,文公甚感箕郑讲诚信,所以清原阅兵,他不仅命箕郑做上军副元帅,而且还把箕邑(在今山西太谷县东)赐给他为采邑。最后,让荀林父御戎,魏犨为车右。至此,晋军建制完备,文公以赞美地口气说:“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焉。请令衰也从子(见《晋语四·二十一》)。”
这里应指出的是:1、我国军制中的元帅一职,始于“晋作三军,谋元帅。”但此时的元帅含义,虽是指全军的主将,但还未成为专名。至唐代,元帅才成为官名,有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行军元帅。2、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制,平时执政为卿、大夫,战时打仗为将、佐(即元帅、副元帅)。3、晋增建两个新军,合计五军,已潜越了周制的规定,这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所以,文公随后将新军改称“行”,恐怕就是避潜逾周制之嫌吧!4、赵衰让贤荐贤,为晋让出了一代谦让之凤。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赵衰谦让,其下皆让。于是,晋国大和,数世赖之。”
(8)文公救宋,伐卫破曹
伐魏破曹,是晋文公救宋,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所谓战略,是“信守诺言,避之强楚”;所谓战术,是“伐魏破曹,以释宋围”。这一战略战术,200多年后,被战国时齐国的孙膑,演绎成了“围魏救赵”的战计。随后这一战计,被《千古奇谋三十六计》,列为胜战六计中的第二计。兵家解释此计:乘敌方主力集中进攻邻国,而双方苦战相峙不下时,趁隙向敌国本土重地或敌国盟友发起袭击,待知敌仓皇回军或去救援盟国,在中途伏击并歼灭之。此计,又有点相似今天的“围城打援”。故而,我们能不能不说,“伐卫破曹以救宋”的战计,是“围魏救赵”和“围城打援”的先师或祖师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