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天，又要进行一次审判。萨拉·纽比把装饰有红色缎带的诉讼要点放在约克刑事法庭中央的那张古老的橡木桌上，坐下来等着法官进来。在她旁边的，是公诉律师马修·克莱顿，在礼貌地朝着她微笑。他是一位御用大律师，矮小精悍，拥有长跑运动员般的瘦削体格。她以前没有跟他碰过面，但是，他早已声名显赫。这会儿，他正饶有兴趣地环顾着法庭。
旁听席里已座无虚席，空气中充满嘈杂急切的低语声和匆匆走过木地板时的脚步声。陪审团在萨拉的右边，书记员和庭警在她的前面，安全警卫和速记员都已准备就绪。
当被告被两名安全警卫从小牢房押送上来时，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全场一片肃静。萨拉看到凯瑟琳进入被告席，转身朝她的委托人笑了一下，以示鼓励。凯瑟琳看上去苍白，平静而镇定。她穿着两件式套装，别着胸针，脖子上戴着围巾，看着和过去一样——一个40岁出头、穿着体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只是，她现在比她们初次相遇时瘦了一些。她那么瘦削，脸色那么苍白，萨拉甚至怀疑她可能得了癌症。但是，失去一个女儿所带来的压力也会让任何人遭受这样的折磨——更不必说还要因谋杀罪而受审。凯瑟琳跨步走到被告席的边缘，环顾一下四周——一个被目光所包围的神经紧张、身材瘦弱的人物——就像刑柱上的圣女贞德，成为一群暴乱群众心中的殉道者。
大法官阁下、御用大律师罗伯特·麦克纳尔进来后，鞠了一躬，然后坐了下来，他穿着华丽的红色长袍，戴着彩带和假发。书记员开始宣读指控书：
“凯瑟琳·伊丽莎白·沃尔特斯，你被指控在10月16日夜晚，谋杀了大卫·威廉·基德，违反了1957年颁布的《杀人罪法案》第一节。你有什么要说的？对此指控，你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
“无……对不起。”凯瑟琳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发干的嗓子。“无罪。”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萨拉想，至少这一步结束了。在审判前他们所召开的讨论会中，凯瑟琳一直沉默寡言，神经紧张，而且不与人交流，萨拉有时候搞不清楚她是不是想被判有罪，宁愿在首次盘问时就认罪。萨拉害怕让她作证。任何能干的起诉人都能让这种表现看起来像是有罪，御用大律师马修·克莱顿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他已经站了起来，开始概述案件。他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对着陪审团讲话，语调令人愉悦，和平常并无两样，但不知怎的，却强调了大卫·基德的死亡过程是如何的恐怖。
“法医将会告诉你们，他是溺水而死。你们可能认为，这毫不奇怪，因为这名男子被困在车里，淹没在近两米深的脏水下面。尸检表明他曾用手去抓车顶和车门，试图逃生，但是没有成功。他的肺部积满水，最终溺亡了。”
他解释说，大卫的血液里有大量的氟硝安定，这不可能是一场意外事故，因为他没有能力开车，也无法做出任何正常的举动，更不用说突然发现自己困在水下，要从车里逃脱了。并且，那辆车离马路很远，位于荒凉的树林中央。
“那么，这至少是可疑的死亡。但是，是什么让警方认定这是谋杀呢，而且对我们来说，关键是为什么会认为凯瑟琳·沃尔特斯是谋杀犯呢？诚然，就如最优秀的侦探故事里描述的那样，起诉方说，是一些细小的线索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带到了沃尔特斯夫人的家门口。警方的证人将会把证据呈现到你们面前。”
最优秀的侦探故事！萨拉哼着鼻子说，那声音刚好大到马修·克莱顿能听到。她想，他看起来稍微有些尴尬。毕竟，这是件严肃的事，不是一次娱乐活动，他肯定知道，他接下来要给陪审员讲的内容逻辑性可不怎么强。只要出现一条缺乏说服力的线索，他们就会陷入被怀疑的深渊。
萨拉回头扫了一眼，看到韦尔·丘吉尔正坐在法庭的后面，胸有成竹，自命不凡——这是个一心追逐名利的男人，他需要一些有罪判决来帮他占据头把交椅。如果她想赢得这个案子的话，就必须搞定这个男人。到目前为止，成功的可能性看起来比较渺茫。
“通过对犯罪现场的仔细检查，得到了一些线索。首先，是树上、蓄水池周围混凝土上的一些痕迹，表明驾车者——不是基德先生——在开车驶过篱笆前，曾下车移动了它。然后，又把篱笆放回原位，让它看起来像完全没有动过。显而易见，基德先生不可能这样做；其次，是脚印——或者说是部分脚印——就在这片区域，有一个39码运动鞋留下的鞋印——这与凯瑟琳·沃尔特斯家找到的运动鞋的尺码和款式相同；并且，还有一个你们能想到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
马修·克莱顿停顿了一下，像某个节目主持人似的，调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依次与每一个陪审员的目光相遇，确保引起他们的充分注意。
“几根头发，一束女性的头发。它们缠在篱笆附近找到的一个蓝色皮筋头花上面。经过DNA分析，证明这些头发与从被告凯瑟琳·沃尔特斯身上取下的头发相符。你可能会认为，证据十分确凿。如果凯瑟琳·沃尔特斯与谋杀大卫·基德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她的头发怎么会在这个被遗弃的燃料坑附近呢？”
大家轻轻地倒抽了一口气，十二个陪审员的目光，立刻齐刷刷地转向了凯瑟琳，她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但神情无畏。萨拉想，她肯定感觉到了，有如一团烈火在她的身体里燃烧——又或者是寒意，正慢慢吸取着她的生命力。
这确实是个致命的问题。那个头花可能会让凯瑟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而且，克莱顿介绍得恰到好处——正是他侦探故事里的致命线索被提及的方式。陪审员们会喜欢，就像丘吉尔喜欢它一样。在与凯瑟琳一起召开讨论会后，萨拉曾给特里·贝特森打过电话，询问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在河边的一个长凳旁碰面。过去的几个月里，萨拉与鲍勃之间的冲突逐渐平息，因为他似乎把热情都投入到了他的新工作里，她与特里的关系也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以前那种职业性的友谊。稍微令她遗憾的是，他几乎没有试图让这种关系再进一步。他看起来太沮丧了，不敢再进行尝试。
大卫·基德的审判失败了，接着是凯瑟琳·沃尔特斯因谋杀大卫而被逮捕和起诉，这一切既削弱了特里对警察局的信心，也削弱了他对自己的信心，而前者是一个致力于维护正义的组织，后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警探。如果凯瑟琳·沃尔特斯确实杀死了大卫·基德，那么，这与他的过错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她是无辜的，就说明有人，用某种方法，捏造了不利于她的证据。
“我决不会相信会是她干的，不管动机是不是完美。”他们见面时，他这样对萨拉说，“我的意思是，首先，她这个年龄的女性，怎么可能接近大卫？他憎恨她，宁可绕道也要避开她。如果是谢莉的父亲或者是另一个女儿还说得过去。但是，他和情妇待在一起，而她在美国。因此……”
“必定是凯瑟琳了？”
“是的，丘吉尔是这样说的。但是，也很可能是别人，对吗？我是这样对他说的。某个吸毒者或妓女，比如琳赛·米勒，就是那个被谢莉发现跟他上床的女孩；他曾经欺骗过的某个男性朋友或生意伙伴——确实可能是任何人。这个哥们儿就是自然界中生活在池塘里的某种小生物，你可以在任何石头下面找到他。但是，我无法插手这个案子，而那个巧舌如簧的韦利，他不想知道这些。如果要追查像他这种人，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然而，如果是要立案起诉凯瑟琳·沃尔特斯——刚好！两全其美，而且肯定能上很多报纸的头版头条。”
“但是，除了这些头发以外，其他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确实如此。她被逮捕的第二天，犯罪现场行动组想结束对犯罪现场的调查。但是，小韦利并不满意。之前找到的只有一些脚印，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仔细检查。他们虽然抱怨，说了些过分的话，但还是去做了，因为他是上司。你猜怎么着？他向来都是正确的。第二天，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头发，就在一个带橡皮筋的头花上面，而他们之前居然没有发现。头花上还带有发根，可以进行DNA检测。于是，事情了结，凯瑟琳·沃尔特斯就这样被证明确实在犯罪现场。”
萨拉认真地审视着他。他脸上露出一种苦涩的表情，是一种愤恨、失意的嘲讽，这是她以前没见过的。“你认为头发是他栽赃的？”
“为什么不是？他以前并不是没有做过。例如，在大卫的案子里，你想一想他是如何夸大那位店主帕特尔的证词的。尼克·布莱恩特可不是白痴。他的小组已经彻底搜查了那个地方。丘吉尔逮捕了凯瑟琳，他也曾搜查过她的家。拿走一个头花是很容易的事情。”
“特里，如果你是对的，这可不只是一个错误，是蓄意妨碍司法公正。”
“我知道。如果我能证明这点的话，我会去做的，但我无法证明。因此，除非你能让奇迹出现，否则你的委托人就要被定罪了。”
萨拉极度沮丧地回到她的办公室。丘吉尔曾经讯问过凯瑟琳几次，也曾到过她的家里——要拿走一个头花，带进树林，放在那儿让犯罪现场行动组第二天发现，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做既容易，又几乎不可能遭到质疑。她和露西曾花了几个小时核查从犯罪现场带到实验室的证据链。几乎每一个证据都表明，事实就和表面看上去一样——一份出色、缜密的法医检测报告，指出这个微小但关键的线索位于肮脏而毫无生气的犯罪现场。
接下来的几周，只要忙完分配给他的小案子，特里就一直自行调查大卫·基德的死因。但做起来困难重重，因为这个案子不是他负责的，小组里几乎没有人跟他谈论此事。特里逐渐习惯了他们眼里流露出来的警惕和同情的神色。每个人都明白他和上司之间存在的冲突以及对他的事业带来的影响。这也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尼克·布莱恩特是犯罪现场行动组的组长。他谨慎地承认他的小组一开始就已经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详尽的检查，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但是，那个地方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拖拉机拉动轿车时带出的烂泥、树叶、昆虫和动物粪便。他们不是超人，与别人一样，他们感到疲倦又腻烦，所以也有可能漏掉一个很小的皮筋头花。没有人看到丘吉尔在找到头花的地方逗留。
于是，特里又回到原点，试图搞清楚还有谁可能杀死大卫·基德。毫无疑问，除了凯瑟琳以外，他还有其他的敌人。
他重新去了大卫存车的地方，那个车库就在城墙下，离大卫的公寓有四五十米。丘吉尔的小组已经找到一位年老的上校，他曾经在大卫死的那天晚上看到他开着莲花跑车驶出车库。那位老人说，车上有一位女性，三四十岁的样子，他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能确定。他确定的是，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他不太确定有多长。他在路灯下看了一眼她的脸，就挑出了凯瑟琳的照片，认为这比其他出示的照片相似度更高。
特里核查了所有俯视那个车库的公寓和房子的窗户，算他走运——一位比上校年轻，可以说视力更好的女性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但有细微的差异。她不认识大卫·基德，但她记得莲花跑车。她看到一位女性坐进跑车，她说是一个女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坚持认为，肯定不是年近五十。她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因为那是她出门旅行的前一天晚上，这可能也是丘吉尔带领的小组没有见到她的原因。
虽然找到的信息不多，但毕竟是个开始。他查看了地图，然后周末去乡下散步，想搞明白凶手——不管她是谁——是如何毫无痕迹地逃离犯罪现场的。他去韦瑟比的公交车站打听，看是否有某个不同寻常的人在那天早晨出现过。同样，又是一位年轻女性，脏兮兮的，疲惫不堪，不过，这次是浅色的朋克式短发。
但是，她是谁呢？而且，她是如何安排与他见面的？一天夜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特里突然记起，大卫·基德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带领游客去肯尼亚游猎。通过查阅这个案子的卷宗，他得到了一个名字：日平线旅行社，在哈默史密斯有一个办事处。第二天，他给那里打了个电话，令他惊讶的是，一条线索出现了。
是的，查了很久的记录之后，他们证实，发现确实是有一位女性安排与他会面。一位旅行记者给他们办事处打电话，说她打算写一篇文章。他们与她约好，在约克的蛞蝓与莴苣餐厅碰面。
“你知道名字吗？”特里把钢笔放在笔记本的上方问道。
“是的，我想有她的名字。稍等片刻……”电话那端可以听到纸张发出的沙沙声和背景传来的流行音乐声。“找到了，玛莎·库克森。她为《华盛顿星报》撰写文章。我正在寻找她的文章，但可惜的是，似乎剪报处还没有把她的文章送过来……”
“没关系。”特里说，“我会给她打电话，看看能否从她那边追查这件事。”
御用大律师马修·克莱顿的讲话马上要结束了。讲完了凯瑟琳的无效不在场证明，他转换话题，开始讨论动机问题。
“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像凯瑟琳·沃尔特斯这样的女性——一位母亲，一个体面的女商人，一个药剂师——会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原因驱使她如此仇恨大卫·基德，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呢？嗯，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太明显了。”
他讲述了前一次审判时，凯瑟琳在本法庭的台阶上如何勃然大怒，她是怎么带着一支猎枪到大卫的公寓外面而遭到逮捕，萨拉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去听。毫无疑问，凯瑟琳想要他死。在审判前的讨论会上，她就已经非常清楚这点，这也是她跟他们讨论得很热烈的一点。
“我不能像基督徒那样饶恕他。现在不能。我也怀疑以前是否饶恕过他。这个男人夺走了我的女儿，利用她，并杀死了她。对身为父母的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在这之后，他没资格再活下去。纽比夫人，你曾试图把他关进监狱，但没有成功，于是，有人杀了他。他死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如果有地狱的话，应该有的，可以把他这样的人送进去。”
凯瑟琳作证时，这种观点不可能对她有利。然而，尽管萨拉多次警告，凯瑟琳仍然下定决心要坚持这个观点。萨拉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如果说，六个月的羁押没能平复凯瑟琳心中的怨恨，那么萨拉怀疑，身为被告带来的震惊是否能消除她的痛苦。萨拉回头看了一眼她的委托人，发现她正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萨拉目光朝上，向旁听席上看去，令她惊讶的是，她想，她认出了另一张面孔。
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正坐在被告席的上方。她留着微卷的棕色齐肩长发，穿着深蓝色外套，与她的母亲惊人地相似。这是凯瑟琳的女儿米兰达，萨拉隔了一会儿才想起——受害者谢莉的姐姐。我想她正待在美国，这是凯瑟琳说的。嗯，这也不错。或许，她可以开导开导她的母亲。如果凯瑟琳不想被判有罪的话，是需要有人劝劝。
萨拉转向前面，开始听起诉人概述案子的最后一部分，越听越感到获胜无望。他讲到，凯瑟琳的药房在存货控制程序方面存在漏洞，可以让她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拿到氟硝安定。萨拉仔细思索着可以选择哪些方法来进行辩护。
此刻，这些方法比任何时候都令人气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