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凌晨3点，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万人死亡。
北京市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断裂般“嘎嘎”响声；
——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580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至此结束。
经历了这样的年份，人们突然灵魂开窍，似乎读懂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读懂了自己的人生。那些日常熟悉的，好像陌生了，陌生的反而熟悉了。
王立山，北京再普通不过的一名上山下乡知青。然而，他的1976年却是在刀尖上度过的。他在纪念碑上贴了一首传扬全国的悼诗《扬眉剑出鞘》，成了“反革命001号案件”的主犯，遭到公安部全国通缉。为了活命，他不得不隐姓埋名，流亡山西。
30年后的2006年4月，《北京青年报》记者找到了王立山，此时的他头发已经花白。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北京市也不例外，3月20日纪念碑南侧的浮雕底座上出现第一篇悼词，署名是“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3月25日第一个大花圈出现在纪念碑前；3月30日清晨6点，一个3米多高的花圈摆到纪念碑下，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和24个人的签名，这也是来自军营的第一个花圈，他们冒着被摘掉军帽、抓进监狱的巨大危险；4月1日广场上已是人流如海、花圈似山——清明节前后，到天安门广场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的竟达200万人次。
4月4日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压力下，错误地认为有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并决定在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
4月5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11时半，大批工人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士兵，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王立山回忆说，4月5日一早他骑自行车来到天安门广场，由于头天晚上的清剿，广场上花圈已不多，不过有一首诗让他记忆特别深刻：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1976年4月5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似山、人群如潮。
这首诗把讽刺的矛头直指盘踞在上海的“四人帮”。王立山把头天晚上用镜框裱好的悼诗，恭恭敬敬放在纪念碑下。下午两三点他再次来到天安门，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显然被人清走了。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全部贴出来。
前几天卧病在家，灵感如泉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扬眉剑出鞘》就是他骑自行车从家去复兴医院的路上即兴创作的：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他到前门文具店买了笔墨，趴在邮局的台子上，十几首诗一气呵成。《扬眉剑出鞘》被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立即被当场的群众大声朗诵。
4月7日，电台以《扬眉剑出鞘》作为反革命罪证进行批判，王立山一家正在吃饭，气氛立即凝固了。“这件事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王立山说：“我要是出事了，我的父母肯定会遭到迫害。”
全家人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王立山马上去山西投奔亲属。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在9日清晨匆匆离开北京。
“四人帮”为了搜捕“反革命”诗词的作者，专门印发了大本影印件，其中把《扬眉剑出鞘》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在北京花大力气搜捕。形势危急，大哥专程赴晋，嘱咐他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直到“四人帮”倒台，他们也没能抓到“反革命001号案件”的“罪犯”王立山。在山西，王立山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1985年回到北京。1987年经自学考试，他获得北京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
在共和国心脏地带，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群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首次，世界都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四五运动”很快平息了，但是人们心中的伤口却难以愈合。天上的阴云越积越重，雷电似乎随时都可能炸裂。人们不期然会默诵起郭沫若话剧《屈原》中，那段着名的长篇独白《雷电颂》——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
1976年期待着这伟大的一刻。
五、580万人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
北京的10月是美丽的，尤其是1976年的10月，这是一个既美丽又振奋人心的10月：
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一举逮捕。
10月8日，消息首先在北京部队系统流传，部队招待所的白酒销售一空，各种小型祝酒欢庆活动在军营半公开地进行。
10月10日，“四人帮”被擒的消息在北京市已是家喻户晓，许多商店的白酒断档。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下发文件，公布“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宣布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为表达难以言状的兴奋，市民们再一次涌向天安门。锣鼓声、鞭炮声、歌声和口号声，一扫天安门10年的阴霾。报载，从10月21日到24日，参加庆祝游行的人数达580万人次。没有文件，没有组织号召，全北京人都自发倾城而出。
游行队伍中最受欢迎的要算是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了，是他们执行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他们背着枪从天安门走过，赢得了最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有位71岁的老者，坐在轮椅上连续三天来到天安门，他就是着名科学家高士其。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细菌学医学博士时，高士其研究脑炎病毒，因瓶子破裂，染上脑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他不能行走，甚至有言语障碍，但凭借超人的毅力，写下大量科普着述。粉碎“四人帮”让他夜不能寐，家人一次又一次推着他来到广场。
高士其无法呼喊口号，置身在汹涌的人潮中就足以让老人痛快无比。
或许文艺家比常人更为敏感、更富激情。
诗人晏明“文革”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下放到郊区农村“改造”，不仅被剥夺了创作权，也没有了话语权，连诗人的圈子里也很1976年10月，数百万人涌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
难见到他的踪影。诗人臧克家四处打探，也没能得到他的音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他立即从农村赶到城里，汇入游行队伍中。
大多游行者都是在单位的旗帜指引下前进，但是有不少陌生的人会随时插入其间，融成为一个临时大家庭。此时无须问彼此的出处，所有人的心情都完全一致。晏明就是“无组织”的个体，他时而穿插进工人中间，时而又排进了学生队伍中，不管到哪儿，相互都会会心地一笑。晏明是个诗人，好激动却不轻易流泪，眼前欢腾的场面让他热泪夺眶而出，实在没想到世事会变得这么快这么突然。他曾决心封笔，一辈子远离诗歌。但在游行归来后，诗思泉涌，接连创作了三首诗作。很快他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了反映粉碎“四人帮”的大型交响合唱作品《风暴之歌》。
游行队伍中，中央歌剧院的广场活报剧格外引人。四个演员扮演“四人帮”，被众人围在中央，四处逃窜却无处藏身。人们笑着、唱着又跳着。
在歌剧院众多艺术家中，人们发现了李光羲的身影。十年风霜，让他失去了昔日倜傥耀人的风采，但喊起口号却格外卖力。20世纪50年代，他因出演歌剧《货郎与小姐》男一号阿斯克尔蜚声坊间，成为万千女拥趸的梦中情人。“文革”腰斩了他那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1976年时已近天命之年。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真正唤来生命第二春的是为庆祝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
1979年中央电视台除夕晚会上，李光羲又一次演唱了《祝酒歌》。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赞扬《祝酒歌》积极欢快、振奋人心。
“我唱过上百首歌，但哪首都比不上《祝酒歌》！”退休后这些年，李光羲每年保持一百多场演出，《祝酒歌》是场场必唱的保留曲目。
征服听众的难道仅仅是优美的曲调吗，人们更为看重的是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大胜利，唯有这酒，唯有这畅快、高昂的曲式才能表达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
10月21日郭沫若诗兴大发，挥就《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
郑路是天津作曲家，粉碎“四人帮”让他坐不住了，便与几个艺术家相约奔赴北京，汇入天安门前的人海。意想不到的是，广场上天津老乡的游行队伍还真不少。他使劲地喊着口号，嗓子都哑了，但每次呼喊似乎都有一组旋律撞击在心头。回到天津没几天，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诞生了。这个作品采用苗族、彝族的歌舞音调来塑造乐曲的音乐形象，汲取了群众流行的对歌、对舞等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少数民族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后的欢快心情。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时交响乐作品的代表作，被改编成管乐、民乐等多种版本，成为国内外着名乐团演奏的保留曲目。
粉碎“四人帮”成了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拐点，人们似乎突然抖掉了积满周身的泥巴和灰尘，那颗抑郁的心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诚如现代派诗人顾城游行后所写的经典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天安门以其博大的胸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欢乐和痛苦。1976年10月，广场上无数双脚印将永远嵌进中国的历史，它再一次印证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