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决定建立一座近代化国家博物馆，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北京国子监挂牌，这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雏形；1918年7月迁至故宫午门城楼；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将其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直至国庆10周年迁入新建的天安门广场展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名才算“落定”。
2003年，中央决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今的国家博物馆，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多达120余万件，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年观众接待量超过410万人次。
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座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这座“缪斯神庙”，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博物馆一词，也就由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
16世纪欧洲航海事业兴起，私人搜集珍物的热潮展开，文艺复兴运动亦激起古物学研究的风气。17世纪私人收藏家开始公开其珍藏文物供一般民众参观，私人博物馆出现，公共性博物馆相继成立。
18世纪至19世纪间美国各地大兴博物馆事业，亚洲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亦新兴博物馆事业。
18世纪，英国有一位内科医生汉斯·斯隆，是个兴趣广泛的收藏家。为了让自己的收藏品能够永远“维持其整体性、不可分散”，他决定把自己将近8万件的藏品捐献给英国王室。王室由此决定成立一座国家博物馆。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
世界公认的四大博物馆分别是：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1793年开放，是综览欧洲艺术史的殿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与展示囊括四大文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880年开放，300多万件藏品，树立了现代美术馆成功经营的典范；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1863年开放，位于圣彼得堡，原本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私人博物馆。
中国的博物馆除国家博物馆外，故宫博物院也是世界闻名，独步天下。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计有117万余件，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为了保护故宫文物，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南京。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外双溪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
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221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180万件，平均每年接待中外游客高达1500万人次，两个数字都很惊人。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着称，也是一座罕见的皇家博物馆，收藏极为丰富。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法国）巴黎圣母院所有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和珐琅质瓶盏，织金织银的锦缎、毡毯、皮货，纯金的法国大钟，精美的圆明园总图，应有尽有。
圆明园被劫毁时，园内收藏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古今图书集成》、《淳化阁帖》摹本等珍贵图书文物，都未能幸免于难。帝国主义侵略者火烧圆明园，对人类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让人扼腕！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根据2011年底的统计，中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发展到3589个，并继续以每年新增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平均每40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预计到2020年，将发展到每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中国统计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400多家，再加上未正式注册的，数量已近千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博物馆种类和数量都还太少；民办博物馆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很多难以为继。
作为中国博物馆的旗舰，国家博物馆于2007年1月31日开始扩建，历时3年，投资25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由6.5万平方米增加到19.19万平方米。展馆设施及管理手段现代化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010年2月11日，国家文物局将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代管的约40万件文物移交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包括佛像2万余件，玉器8万余件，瓷器20余万件，书画、杂项10余万件，至此国博藏品数量突破100万件。
一个凸显大国气质和形象，在天安门广场同样熠熠生辉的博物馆，就这样一步步巨人般站立起来。
“双胞胎”的现代变身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作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天安门广场生下个“双胞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它们虽然是两个馆，却是一个建筑整体，与人民大会堂各据东西，遥相呼应。
中国人讲究对称和规整，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一样，呈长方形。
正门也采用廊柱式，不过博物馆由12对高达32.7米的方形廊柱组成。
穿过门廊则是一片面积不大的露天庭院，这不仅与人民大会堂的廊柱有明显的区别，也使有限的空间疏朗开来。这片庭院，让人有置身北京四合院的感觉。
主持这项工程设计的王炜钰当时才34岁，是设计组的负责人。
王炜钰回忆说：“我们是受到法国凯旋门的启发，让门廊像一座凯旋门，人们走进去就像是迎接胜利。”
穿过庭院便进入正门厅，向北可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南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向人们展示从元谋猿人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族长达170万年的文明脚步；一个则讲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泣血而倔强的历程。
来到新改建的博物馆中央大厅，所有的人都会停下脚步，流连忘返，气势恢宏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独特设计，给人强烈震撼：大厅正对天安门广场的大门，是七扇十多米高、青铜镂空的铜门，纹饰取自古代青铜器物。透过门上的镂空图案，可以看见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这是设计大师朱炳仁的匠心所在。在铜门对面的墙上，是一幅宽36米、高12米的巨大石质浮雕《愚公移山》。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创作了一幅撼人心魄的《愚公移山》油画。它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可以穿透岁月，永远烛照着一个民族前进的征程。浮雕便是仿照这幅油画做成。
在新馆的屋顶上设有380个藻井，通过采用我国古代这种特有的建筑结构和装饰布灯，产生华丽的视觉效果。藻井外面的屋顶上是一个个花坛，一方2万平方米的绿地，也是北京最大的屋顶花园。人们可以在参观之余，来这里小憩，在共和国心脏地带享受异样的惬意。
地下两层也是别有洞天，分布着有714个座位的剧场、600平方米的电视演播室、260个座位的学术报告厅兼数码影院，以及能容纳600多辆车的停车场。
……
跨进国家博物馆，也就是跨进了中国的昨天，跨进了悠远的历史深处。当人们一点点去触摸五千年文明史，那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一种只有中华儿女才能拥有的自豪和坚忍。
记住历史，未来才有光明。
历史拐弯处的传奇
相信，国家博物馆上百万件文物，定会有上百万个传奇故事。因为它们都异常珍贵，都穿过灾难与动乱丛生的岁月，都是人类的骄傲且具有不可复制性，这一切都是造就传奇的绝佳素材。
然而，故事常常发生在历史的转弯处。那是个凶险而又难以预知未来的瞬间，躲过了这一劫，文物便有了新的传奇故事，否则它将和这个世界永远诀别。
司母戊鼎就是一个巨大传奇的制造者，它不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被称为“镇国之宝”。司母戊鼎通高133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重832.84公斤，是迄今发现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做的祭器（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它的问世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传奇。
请来端详一下这个传奇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威武凝重；鼎的立耳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如此繁杂的雕铸工艺，以及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创造，后人只有汗颜的份。
司母戊鼎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了是“传奇”的代名词。
武官村是距河南安阳市区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一个3000多年前的王朝——殷商，逐渐浮现出来。骤然间，这里成了考古学家们和古董商人的搜宝之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及驻军撤离安阳，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当地村民疯狂地挖宝，走私文物。
1939年3月的一天，一个村民用探杆在12米深的地下发现了异常坚硬物，因发现地在吴培文家的祖坟区内，按照村规，吴培文可享有一半的利益，所以发现者找来了时年18岁的吴培文。
深夜，他们挖开了一个二尺来宽、七尺多长的坑，看到一截圆柱形器物，露出了精美的纹饰。这一截圆柱形器物到底是什么呢？此时已经传来鸡叫声，天就快要亮了。驻守机场的日军就在村外不远处，为了不被日军发现，最终他们还是决定把挖开的深坑回填。
第二天夜里，为了加快行动，吴培文找来了四十几个人，一个更大的坑被挖了出来，坑上又架起了辘轳，土被一筐筐吊上来，一个巨大的青铜器终于露出了全貌。吴培文惊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青铜方鼎，它倾斜着挤靠在泥土之中。但是，怎么把它弄出来呢？这个“大炉”实在太重了！断了几根绳子后，吴培文只好再次把坑回填。
第三天白天，吴培文从城里买来了打井用的大麻绳，同时，准备了几匹牲口。这已经是挖掘的第三天了，知道消息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日本人耳目众多，消息早晚会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四天夜里，吴培文带领村民历经艰难，用边拉边填的方法，终于把这个千斤巨鼎从十几米深的泥土里拉了出来。待他们仔细观看，发现大鼎只有一只鼎耳。村民们在周围四处寻找，结果都一无所获。
虽然少了一只鼎耳，但是村民们仍旧欣喜万分，用了三匹骡子才把它拉到了吴培文家院子里。为了保密，吴培文没来得及多看上几眼，就匆匆把这个国宝藏到了院子里，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尽快找到买家。
挖到宝贝的消息，还是迅速在村里散布开了，吴培文整日惴惴不安。
数天后一个黄昏，武官村来了一位神秘的访客：肖寅卿，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藏家之一。他从北京专程赶到了安阳，来到了吴培文家。没想到肖寅卿出价2000万现大洋，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肖寅卿接下来的要求却让他们更加惊讶：把宝鼎解体，分卸成十块，然后付款。
这个条件使村民们犯了难。如果不分解，日本人知道了，非但得不到钱，也许连命也保不住。此时这个聚宝盆又仿佛是一颗定时炸弹，只有赶快脱手才是最安全、稳妥的办法。于是，吴培文带领村民们开始了分解大鼎行动。
可是，他们用断了几十根锯条，只磨出一厘米深的小槽，大鼎岿然不动。吴培文抡起大锤砸向鼎耳，连续挥舞50多下，终于砸下了那只鼎耳。但是，他们对肢解大鼎也彻底失去了信心，2000万大洋已是个破灭的泡沫。砸下来的鼎耳被藏到了邻居家里的炕下，而大鼎则被埋在了马棚地下。
武官村民挖出宝鼎的消息终于被日本驻军知道，一天，日本军队包围了武官村，吴培文得信，逃了出去。日军直接奔向吴家，把院子挖出一个大坑，却未找到大鼎。而此时，大鼎就埋藏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隔壁马棚地下。日本人得到的消息有误，司母戊鼎躲过一劫。
为了保命，吴培文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逃亡生活。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被国民政府重新挖出，同年10月转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新中国成立后称南京博物院）；1947年，司母戊鼎曾被作为蒋介石的六十寿礼；1948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司母戊鼎已运至机场，因太大太重而难以起运，被留在南京；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运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