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掏牛粪
去年看了名为50后的博客，看到他们在陕北甘泉县插队的生活。在陕北每年大约要掏两次牲口圈里的粪，为了奖勤罚懒，杜绝出工不出力，在陕北甘泉县插队的50后采取了过秤的办法，多劳多得。这使我想起了刚到陕北时，我们掏牛粪的事情。
牛粪是所有牲口粪中最重的，也是比较难掏的。因为为了保持牛圈的干燥，要垫很多的土，而且牛吃剩的玉米秆等剩余饲料都会垫在牛圈里。在陕北掏牛粪是力气活，由一名男社员用镢头，一镢头一镢头地把被牛踩得实实的牛粪和土的混合物掏开。把掏开的牛粪抬出牛圈，抬到窑背上则是妇女的活儿。刚到农村的知青是不会偷懒的，下死力气干活儿。我们要把牛粪铲在筐里，会把筐填得满满的，所以两个人抬起来有时还是很重的。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觉得两个人抬还不如一人挑来得方便，于是乎我们找来扁担和筐，试一试。我个子小，一上肩我几乎站不起来了，真的很重。不过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挑上了窑背。后来我们女知青也就不逞能了，还是两个人抬吧，哈哈！
八、种洋芋
春天来了，在队长的带领下，加紧播种。一天全队的男社员还有我们知青一起在一块坡地上播种洋芋（也就是土豆）。坡地约35度角，比较陡。种洋芋时要把一个洋芋切成好多块，点种时两人一组，一名男社员在前面用镢头刨出一个小坑，后面一个体力较弱的男社员或我们女知青，左手挎一个小筐，里面放着切好的洋芋块，右手把一块切好的洋芋扔进小坑里，然后用脚推一点土埋上洋芋块，踩一下，这洋芋就算种上了。那天我们知青里的郑红丹（女）和我一组，她是刨坑的，我做点种的。前面一个男社员叫狗娃子，年龄比较小，和另外一个社员一组。狗娃子是播种的，大家齐头并进开始播种。种到坡地一半时，只听见狗娃子哎哟一声大叫，就蹲在地上哭起来了。哈哈，原来郑红丹用镢头把狗娃子的屁股给刨了，队长和几个男社员围拢过来看了一下，也笑得合不拢嘴，郑红丹不知所措，狗娃子只顾蹲在地上呜呜地哭。笑够了，再仔细看看，还好夹裤被刨出一个大口子，屁股上划了一道白印，没流血。社员们说没事了，狗娃子疼劲也过去了，站起来埋怨道——你们就会笑，捂住屁股回家了，围拢的人又捂着嘴笑着散去。这件事在我们知青点上足足笑了一个星期。到现在我想起来还会乐，咋就这么巧呢！
九、锄洋芋
夏天到了，队长安排我们给洋芋锄草，又是在坡地上，洋芋长得不高，绿意葱葱。一块地快锄完的时候，我在地边上看见一颗开着紫色花，而且长得很高很壮的植物。自己也没多想，一锄头上去就把它锄掉了。跟在后面的老汉说你怎么把它给锄了，这是洋芋啊。是吗？哎哟，我后悔不迭，我这才知道洋芋也会开花，没法子了，已经给锄掉了。那会儿有个地缝，我一定会钻进去，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好一阵子。
十、我们是一家人
记得是在冬天，我们刚到队里没几个月，都还穿着棉袄，我们队里的郭铁虎（女）在富平县做了阑尾炎手术，身体一直不好，又参加体力劳动，这下子肾炎犯了。开始我们叫她不要下地干活了，在家休息，可是得给大家做做饭。尽管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得去看病、吃药。我们西回大队的知青都是来自人大附中的，一小队和二小队的知青男生都是高六八届的，女生都是初六八届的，而且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两个队距离很近，从我们住的窑洞到二队知青的窑洞不用五分钟，大家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相处得像一家人。这天聂新元决定明天带郭铁虎到离我们队有十几里地的新市河公社卫生院看病。可是光是聂新元、丁哲元两个男生是不行的，因为郭铁虎不能走那么长的山路。只能和二小队的王云章和张继廉商量，他们决定两个人请假一天，和聂新元、丁哲元、我一起用平板车拉上郭铁虎去看病。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了早饭，拉上郭铁虎就出发了。开始还好是平路，20分钟后要下一座山，这座山较陡，最陡的地方坡度约30度到40度间。下山的时候，我很害怕，路太陡啊，车上还坐着郭铁虎呢！全靠这四位个子高大的男生，前面一个高个子掌车舵，后面一个男生踩着平板车的车尾，两边两个人扶着，沿着崎岖的盘山小路下到山下，因为知青驾驭平板车的技术还不是很好，一路惊险频出。好不容易下了山，沿着河边又走了40分钟才到了新市河公社卫生院。接着是我陪着郭铁虎看病抓药，跑前跑后。中午我们在新市河公社吃了点面条，又往回走了。回来时比去时辛苦，要拉着车爬山。天擦黑了，我们才回到家。尽管这样辛苦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
在我们到西回大队约三个月后，春耕开始了。因为队里派男生去耕地，天刚亮就要下地，早饭要送到地里吃。因此队里的男生要求我们女生不出早工，在家轮流做早饭。如果有人生病了，也不用出工，在家休息，但是要帮助做饭。这样出工的男生、女生下工后，回家就有饭吃了。我们西回大队一小队和二队的知青在一起插队的三年半的时间，我们一起挣工分，一起计划着大家的吃穿，没有因为谁挣的工分少了而分灶（因为女生挣的工分肯定少过男生），生活在一起就像一家人。
十一、筹划回北京探亲
到西回插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和二队的知青各养了一头猪，队里也给我们分了两分的自留地，还派人帮我们种了绿豆、棉花、青菜、豆角，地边上还种了南瓜。夏天我们终于有青菜吃了。队里又在我们的院子里安上了一个石磨，我们在好天气的时候，不用到社员家借磨了，在家就能磨面了。
经过近一年的劳动，我们分到了玉米、小米、糜子、绿豆、荞麦、棉花、黄豆，还有芝麻、菜籽、甜菜头（可以熬糖），吃饭基本能自足了。
时间过得很快，快到1970年的元旦了，是农闲的时候了，我们知青也筹划着回北京探亲了。我们和二队的知青们一起讨论回家探亲的事宜。1．二队白英和我们队的郑红丹留下看家。2．回北京前把明年要烧的柴火准备好，大家一起去砍柴。3．由于我们没什么钱，不能增加父母的负担，决定从西回出发，步行到高柏公社的黄河边，乘船渡过黄河到山西的吉县，从吉县乘长途汽车到襄汾，再乘火车到太原，然后从太原到北京。从北京回宜川时也准备这样走。
一天，我们两个队的知青到二里半塬上去砍了一天的柴，天擦黑了，大家准备回家。我们把砍下的柴都放在平板车上，除了拉车的，每个人肩上还挑一捆柴，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张继廉，我们只得停下来找他。聂新元大声喊张继廉的名字，隐隐约约好像有人答应，新元又大喊了一声，这回听见声音的来源，大家赶紧闻声跑了过去，哎哟！我的天！继廉掉进一个旱井里，背的那捆柴架在洞口，怪不得看不见人了呢！幸好洞不太深，里面没水，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大家一起把他拉了出来，都吓出一身冷汗。其实这天新元也出了一点事，新元为了砍一个比较粗的柴干，爬上一个较陡的山隘，把柴干砍下来，却发现自己下不来了，只得跳下来，一跳，结果摔在地上摔晕了，好一会才醒来。还好无大碍。一路上新元也没说自己摔晕了，回到窑洞才说起，后来大家决定以后砍柴要结伴一起，不要分得太开，出事才能相救。
连续砍了一个星期的柴，院子里柴火堆得老高，我们才放心地动身回北京探亲了。
十二、探亲路上
1970年1月的一天，很早我们就出发上路了。从我们西回村出发，经过新市河公社，翻山越岭约走了6个小时，我们到达了壶口瀑布的上游、云岩河流入黄河的河口——小河口。这里黄河的河面比较宽，水流没有那么湍急，但是速度还是很快的，不时地还能看见一些漩涡。我们一行丁哲元、聂新元、张继廉、王云章、方为、薛凌、李道芬、金令完、任彦同和我等十人和其他渡河的人一起登上了一个大木船，不久开船了，我们坐在中间，船边上都坐着船夫，约有16人，船尾有一个舵手，当地叫做老艄公，共17人。在舵手的带领下，船夫们必须动作一致，船才能在激流中前进。在艄公的领航下，16个船夫一路上喊着嗨哟、嗨哟的划船号子拼命划船。时至冬天，船夫却穿着单衣，浑身冒着热气，奋力划着桨。他们的身影倒映在黄河的河面上，使我感到震撼。就像黄河大合唱歌曲中表现出的那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划呀划呀的吼声，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这辈子都不能忘记。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河对岸——山西省吉县地界，上岸后我们几个人望着船夫和木船，久久不能平静，遗憾那时没有相机，不能把那震撼的场面记录下来。然后我们爬上一座山才到达吉县的文成公社，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又出发，天擦黑才到达吉县。天已经黑了，赶紧找住处吧。
由于一些知青在当地偷鸡摸狗，吃饭不给钱，名声不好，有的小店就是有地方也不给我们住，我都急哭了，真恨当地的知青，怎么把名声搞得那么臭。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客栈，只有一间房子有一张小炕，我们四男六女怎么住啊？最后四个男生决定，让我们六个女生睡炕，他们到汽车站烧一堆火坐着，说好到半夜再换过来。那炕很小，我们六个女生，三个睡一头，三个睡另一头，每个人都只能侧身睡，一夜下来半边都是麻木的。后半夜女生都睡得很深，也没换男生来睡。回想起这些事，真的心疼同行的男生。至今我很感谢一起插队的四个男生，在插队的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和呵护我们这些女生。
到了吉县，我们搭上去襄汾的长途汽车，从襄汾又登上火车到太原，再换到北京的火车，终于回到了北京。
十三、这是为什么
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见到爸爸。那时我们家大妹已经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妈妈已带着二妹、三妹和最小的弟弟到江西五七干校去了。爸爸因为工作需要留在北京。那时的人真老实，我们在北京的房子也退了，爸爸一人住在中侨委的灰楼四楼的一间房子里。中侨委有军代表，给我们回北京的几个孩子们安排了一间宿舍。不管那么多了，首先清洗衣服，睡个懒觉。第二天才有机会和爸爸聊聊天。爸爸虽然人瘦了，但是很精神，没病。以前有点少白头，现在白头发也没了。我也向爸爸汇报了我们这一年来在陕北的生活，爸爸挺高兴的。回北京时，我和爸爸吃食堂，刚回北京我一顿能吃四个馒头，这饭量让爸爸有点吃惊（因为没有油水），第四天饭量就减少了。
回北京的一星期后，军代表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返回陕北。我一听就炸锅了，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吗？难道我们是反革命，是犯人？岂有此理！连回北京探亲都不行吗？这是什么政策？这是为什么？真让人想不通。我一股脑地讲了许多让军代表不中听的话。心里想着我们不回去，看你们把我们绑回去吗？
在北京时，我们插队的知青还到北海等景点游玩，一天我们到聂新元家包饺子吃，这天遇到防空演习，我们几个不理会那么多，还在家里嘻嘻哈哈地边玩边包饺子，一会儿居委会的大妈就来了，提出要我们返回陕北，我又跟他们顶起嘴来，好不愉快。
转眼在北京一待就20天了，为了不给爸妈增加负担，我们几个决定春节前返回陕北。我们几个商议，为了更好地在陕北生活，买一台缝纫机回去，解决缝补衣服的问题。我们一共12个人，每人出十元钱，120元买一台缝纫机，我和金令完、聂新元、王云章四人带着缝纫机先返回西回大队。
回陕北前爸爸和我一起照了一张合照，爸爸还和我在北京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又要离开北京了，心里真有点舍不得。
十四、把缝纫机运回陕北
聂新元、王云章、金令完和我四个先回陕北了，重要的任务是把买好的缝纫机安全地运回我们的西回村。我们选择坐火车到临汾，然后搭乘汽车到禹门口过黄河到韩城县，第二天从韩城乘汽车到黄龙县，再乘车从黄龙到达宜川县城，第二天再乘班车到云岩公社，然后再走几十里山路回到村里。
在火车上都没问题，困难最大的是到禹门口过黄河桥，回北京时有四个男生同行，回西回村时只有聂新元和王云章两个男生和金令完、我两个女生。那时不像现在，机器可以拆开，等包装下来体积不大。我们是把缝纫机安装好，装木箱，外面再裹上一层草绳，体积很大。要把大木箱从临汾火车站运到长途汽车站，费了好大工夫。请当地的老乡用板车拉上，步行到车站。70年代长途汽车运行李是放在车顶上，司机是不负责搬运行李的。到了汽车站，司机说你们把箱子运到车顶上我就拉上。怎么办哪，两个男生力量不够。又只好请当地的搬运工，才把箱子运上车顶。好不容易到了禹门口。真是饿坏了，赶快填肚子，这回吃上了油泼辣子（音biang）面。第一次领教和看到山西人怎么做面，山西人把面擀成很宽的一条带子，比人的腰带宽，锅里的水开了以后，又扯成方块下到锅里，煮熟后捞起来，泼上辣椒油就行了，一只碗里大约不到十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