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革”磨难安之若素
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和压抑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
——[英]弗朗西斯·培根
“文革”十年浩劫，王竹溪被无情卷入。1966年5月25日下午，署名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等七人的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为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陆平、彭珮云分别为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张贴出来，大字报措辞强硬，严厉批评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犯上作乱”，历来被视为大逆不道。大字报要造党委的反，对全校师生造成巨大的震动。虽然也有人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但绝大多数师生都报观望态度。身为党外人士的副校长王竹溪，更是冷静观察，照常做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这一年，王竹溪的专著《统计物理学简明教程》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北京大学党委的授意下，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淹没了党委的大字报。
此时，“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出动了，他们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转给了在外地观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陈伯达于5月31日亲自到《人民日报》社，代表中央改组了《人民日报》。随即，《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一天，毛泽东指示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接着，全国各报纸刊登、广播电台播放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全文。随后，《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等大标题新闻在《人民日报》刊登，将陆平、彭珮云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在当时《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信任，千千万万份电报、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到北大校园，全国各地工、商、农、学界纷纷声援聂元梓。霎时，北京大学校园人山人海，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聂元梓成了重要新闻人物。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教师、学生被迫停课，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
6月3日，《北京日报》报道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主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学校一时成了无政府状态，各种造反组织诸如“战斗队”、“司令部”如雨后春笋，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了一层又一层。有人还公开提出“要砸烂一切理论”。王竹溪反对说：“提倡工人和知识分子结合我同意，理论不能一概砸烂。”但这一意见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接着，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被揪斗。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一样迅速席卷中国大地，全国各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布满了五颜六色的“革命”大字报。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参加的辩论会、批判会、声讨会，成千上万身着绿色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的男女青年，四处奔走，喊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接下来，全国开展了“革命大串联”，大大小小单位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
1966年10月27日，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作为原子能研究所的成员，王竹溪直接和间接地为这一成功出了一份力，内心感到十分欣慰。但看到当时校内校外一片混乱形势，感到担忧和难于理解。在教学、科研工作被迫中断的情况下，在爱国思想及学者事业心的促使下，他利用这一时间潜心进行《新部首大字典》的编纂工作。
当时，学校两派意见对立，互不相让，开始进行说理辩论，进而发展成为动用器械武斗。到1967年7月，为维持学校秩序，上级派来工人宣传队进驻，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接着全国各大专院校及工厂、企业，都先后派驻工人宣传队，农村则派驻贫下中农宣传队。
北京大学虽有工人宣传队进驻，但派系斗争有增无减，学校秩序日益混乱。这期间，很多老教授被揪斗、抄家，王竹溪也未能幸免，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斗，也被抄家，但他处变不惊，安之若素。当得知公安县家乡的侄辈们因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只热衷于无休止的“革命大串联”时，他及时写信告诫他们：“目前社会上部分人鼓吹‘停课闹革命’，是违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教导的。青少年时期是学知识、长才干的黄金时期，如果走张铁生交白卷的那条道路，那么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会后继无人的。”由于他苦口婆心的教导和思想熏陶，家乡孙辈二十多人，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大都受到初中以上教育，少数还完成了大专学业。
1969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北京大学的教师、学生几乎人人都要“过关”，受到清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物理学界老前辈、担任过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当时已80高龄的饶毓泰，可谓桃李满天下，但老教授当时受到多次批判，晚上被关在楼上的教室里“检查交代问题”。由于年岁大，又患有多种疾病，随之而来的一些生活习惯被看管的人斥责为“资产阶级思想”，老教授长夜难眠，气病交加，在一天晚上自缢身死。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师生们对此敢怒不敢言。面对此状，王竹溪满腔悲愤化为沉默，在沉默中思考：“这是什么革命？”
1970年10月13日，学校确定已年满59岁的王竹溪下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在此以前，北京大学曾派人外出筹建“五七”干校，那里，将成为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基地”和“熔炉”。
1970年10月21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出发，经上海去南昌。火车上装着清华、北大的一千名师生，其中有老教授、中年教授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人是去“五七”干校农场劳动锻炼的，也有少数人是从事专案、专门监视他人的“劳力”。车上的人，因身份和任务不同，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王竹溪属于锻炼改造的对象，当然属于大多数人之列，拥有与他们同样的心情。经过将近三天的行驶，于23日到达南昌，在站台上停下，等待命令。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前，领导强调以军事化的行动办事，并规定若干纪律，不准自由行动。一下火车，他们即被分到鄱阳湖畔鲤鱼洲北大、清华“五七”干校农场参加劳动。农场新建了一排排的茅草屋，草屋用岗柴木棒扎壁，抹上泥浆，然后盖草做成的。众所周知，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坐落在长江南岸、江西省北部，洪水期流域面积达5050平方公里，有赣江、修水、抚河、信江等注入，湖水经湖口县注入长江，素称“江南鱼米之乡”。但这里宾湖一带血吸虫很多，由于怕感染血吸虫病，过去连劳改犯的管理人员都不让劳改犯人在此生产劳动，而此时却成了大量知识分子学习锻炼的“课堂”。毛主席写的《送瘟神》诗中描写的“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余江县，正是在鄱阳湖地区。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兴办的“五七”干校，强调“革命”，就不管这么多了。
这里，我们从王竹溪当时的日记中摘录以下一些片段。
“1970年）10月21日离校，22日到上海，23日到南昌，当天到鲤鱼洲农场，我到二连二排六班，次日参加劳动。24日清牛棚，下雨，有大风约六级。”
“11月22日，开大会，深入开展‘一打三反’。”
“1971年）1月24日未参加拉练，为草屋抹泥。”
“2月17日，今晚调我到新成立的饲养班，有牛、猪、鸡，我仍喂牛。”
“2月19日，收录音，揭批聂元梓等三人。”
“6月10日，从明天又调我回二排，干一般农活。”
从这些日记片段中，我们不难想象王竹溪和他干校的“同学们”当时的生活情景。自离开北大校园之日起，他们就一直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刮着大风，又下着雨，清理牛棚，为草屋抹泥，对这位名教授来说，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礼遇”！湖区的人们都知道，抹泥是建草房的一道工艺，先撑起木架子，用芦苇一类扎成壁子，要赤着脚将泥和水调成糨糊状（或用牛践踏），再用手将泥浆糊到壁上。在劳动过程中还要进行“一打三反”的斗争，有时还要参加“拉练”——这就是“五七”干校的革命生活。
当时，王竹溪已感到肝区疼痛，下肢浮肿，但没引起注意，带队的只强调劳动生产和改造思想。
第二节 意外喜讯会见高徒
1971年7月23日上午，王竹溪正在给牛喂草，忽然军代表来通知他说：“总校来电话，有任务，要速回，于下午1时离开南昌，乘火车回北京。”这就像部队传达命令一样，简短严肃。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类情况是常事，王竹溪也不便多问，他心里揣测着：“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但毕竟他有着科学家的坦荡胸怀：“我相信问题也只有这样大。”他也就不去考虑了。王竹溪随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用了厨房的午餐，就乘上上级派来的一辆小车向南昌驶去。临行时还有一个年轻人跟随着，火车都由这个同伴办理。火车于当天下午4时15分离开南昌，24日上午8时到达上海，同行的年轻人提出改乘14次快车，于25日上午到达北京。
回到北京大学后，王竹溪才知道是要接待杨振宁教授，并得知杨振宁是从美国回国探亲的，已于7月20日到达上海，还将到北京访问，要求拜望王竹溪老师。在当时，这一消息自然给王竹溪全家人带来了意外的喜讯。
杨振宁是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是王竹溪的得意门生。王竹溪曾指导杨振宁、李荫远从事统计力学的研究。1944年，王竹溪指导杨振宁撰写有关统计力学的硕士论文，杨振宁获得硕士学位。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与在美国留学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结婚，一起定居美国。杨振宁长期任物理教授及高级研究员，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于70年代发展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被誉为是“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作出多项贡献，在学术界成为举足轻重的科学家。虽然远隔重洋，身处异国，但杨振宁对自己的祖国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听到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振奋。由于政治形势的左右，直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酝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杨振宁才得以实现夙愿，成为来华访问的第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
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时，重大事情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杨振宁回国探亲访问，关系政治、科技诸问题，这自然是一件大事。杨振宁要求拜访他的老师王竹溪，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并指示有关人员安排办理。当得知王竹溪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五七”干校农场放牛时，立即通知他火速回北京，因此如此紧急。
王竹溪与杨振宁在北京相会了。分别多年，恍若隔世，此时重逢，感到格外亲切。两人谈到世界形势变化，中国和美国的变化，也谈到世界物理学界的进步和变化。杨振宁一再感激王竹溪将他引上统计物理研究的道路。
杨振宁此次回国访问，历时一个多月。杨振宁的拜访结束了王竹溪的放牛生活。他以更加执著的精神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继续对研究生进行指导。
第三节 外事科研两不相误
杨振宁回美国后，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始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中美关系改善的条件日渐成熟。北京大学开始讨论“尼克松总统访华问题”。二十多年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冷战僵局，彼此对峙，并且动过武。这次听到上级传达有关中美关系有可能逐步改善的情况，王竹溪与同事们都感到很高兴。大家普遍认为，美国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其总统将到中国来访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交上的高姿态，是一种向前看的表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并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时，北京大学及王竹溪本人的外事活动也增多了。
1973年5月，领导通知王竹溪参加外交部副部长徐湛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几年来，由于被下放劳动，很多信息被堵塞，通过倾听此次报告，以及与杨振宁等人接触，王竹溪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
7月中旬，经领导安排，王竹溪代表北京大学接待了来访的法国大学代表团，向客人介绍了北京大学的有关情况。20日下午，他陪同代表团乘飞机到达上海，参观上海少年宫、上海工业展览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等处；23日，参观杭州大学并游览了西湖。
与此同时，王竹溪的科研活动也愈加活跃。1973年，他在《物理》杂志上发表《基本物理常数的概况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一文，通过物理常数概况的介绍，言明物理常数的发现与测定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基本常数的认识会进一步提高，对自然现象的了解会更加深刻，同时在应用自然规律方面将会日益广泛和扩大。
随着杨振宁来华访问，华人学者及外国专家来华访问、讲学的活动也日益增多，国际间学校、科技代表团的互访也日益频繁。1974年5月19日，世界著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来北京讲学，王竹溪听了这次学术报告。他与同行们深感前几年的科研工作被耽误了，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拉大了，应该想办法奋起直追。
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就在三个多月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北京大学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对这类活动，王竹溪早就持有不同意见，只是因为当时“造反派”掌权，只准一家之言，他只好以沉默作为反抗。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江青沽名钓誉，跑到北大“慰问”，一帮吹鼓手进行“感谢首长关怀”的吹拍活动。在“接见”会上，王竹溪冷漠地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之后，有人问他被“接见”的情况，他表示了冷淡和轻蔑。
“批林批孔”时大肆宣传什么“柳下跖痛斥孔老二”，连某些中国哲学史专家也违背史实跟着乱讲。但是，王竹溪在小组会上公开地说：“柳下跖比孔子晚生一百多年，根本谈不上什么‘痛斥’的事。”王竹溪敢于坚持真理、不趋炎附势的精神让人钦佩之极。对此，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在悼念文章《从爱国科学家到共产主义战士——悼念王竹溪同志》一文中给予了很高评价。
第四节 名人难做束氏效应
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一个人的名气与声望越来越成为可以被利用的资源，转变成有形和无形的财富和利益。问题是这种资源往往不是被名人自己所利用，而是被别人甚至素不相识的人所利用，给名人本人造成麻烦和伤害。换言之，名人难做。
“反右”结束后，开始“大跃进”，这股风吹到校园里，就成了“教育革命”。革命的对象越大，革命的成绩也越大。于是，在燕园里，王竹溪首当其冲，他的名著《热力学》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批评为“宣扬唯心主义”，被扣上了“科学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数学脱离物理”三顶帽子。
按照当时的价值理念，这些无端的指责，无论哪一条均足以扼杀一个人或一部著作的全部学术生命。不过，这些均是经不住推敲的。所谓“宣扬唯心主义”，是指《热力学》绪论中说“热学这一门科学起源于人类对于热与冷现象的本质的追求”。其实，这是一句不需要解释就很容易明白和理解的话，但这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与唯心唯物均扯不上关系。所谓“科学脱离生产”，是指书中没有讲述生产方面的事。其实，一本热力学方面的书当然要讲热力学，生产方面的事应由热工学方面的书来讲。所谓“理论脱离实际”，是指推导出一个公式以后，并没有马上讲它的应用。而事实上，王竹溪在《热力学》中所举的例子和收入的习题，大多是真切、实际的物理问题，要算出可以与实验直接比较的具体数值，而不像许多教科书那样专为训练学生而编出来一些概念题或虚拟题，这其实是这部著作的又一个优点。最后所谓“数学脱离物理”，是指一些推演的数学味太浓，缺少物理与直观的解释。这涉及一个人的物理风格、品位与追求，其实这正是我们所要鉴赏和领略的一个主题。
上述批评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接着，就停了王竹溪的“热力学”课，让当时正在上“热力学”课的物理系56级理论班的学生，在还没有学这门课的情况下，一边自学，一边写书，想让他们写出新的《热力学》来唱对台戏。学生不懂，就让一位年轻教员给他们讲授，而让王竹溪辅导、答疑。学生们当然还是要看王竹溪的书，照着他的《热力学》抄。当时还有中文系55级学生写《中国文学史》的事，一文一理，成了燕园里“教育革命”学生写书的两大新闻与热点。
1960年春天，在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饭厅（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改建成“百周年纪念讲堂”）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后分班组讨论。王竹溪到学生宿舍参加了物理系一个年级理论班的讨论。当一位同学根据大会报告人的上述说法发言后，王竹溪对他说：“你先把我的书读懂了再来跟我讨论。”这话又被曲解，成了指责王竹溪的新的问题。
这场批判的策划者犯了一个十分幼稚的错误，企图用政治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学术问题。政治讲究力量的平衡，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召开大会定下主调，又开会让人人表态，制造声势，可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学术问题则另有它自己的规则，这就是王竹溪所言的，只有将它弄懂了，你才有资格批评它。对于上述指责，不仅王竹溪本人不服，就是广大的教师与学生也不能接受。从1958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批判文章，接着组织学生写书唱对台戏，再经过全校大批判，到1961年，前后经历了三年，而这期间，钱三强已经聘请王竹溪为我国的核武器出力，学校又需要他出来主事，最后只好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亲自出面，向王竹溪赔礼道歉打圆场。
王竹溪为人真诚、实在，对待善意、合理的批评历来是虚心接受的，不是那种为了面子而不顾事实的人。《热力学》出版以后，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曾写过一篇书评，提了不少意见和看法。王竹溪对张宗燧提的意见和看法也虚心接受，并在第二版序言中说：“特别是张宗燧教授所提的许多意见对我的帮助最大，仅此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与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中关于黎曼ζ函数的部分，也曾根据闵嗣鹤的意见作过修改。
那是一个狂热和失去理智的时代，许多传统的观念都被摒弃和扭曲，形成和代之以一种特殊的文化。现在逐渐回归自然，这种缺乏理性思考、违背一般常理、自以为是的蠢事少多了。不过名人难做，甚至更难做了。人的本性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虽然王竹溪已过早地去世了二十多年，但他的名声仍在，所以仍然可以被利用。他的名声主要在理论物理特别是热力学方面，所以他在这方面常被人用作比较的坐标和攀附的对象。这种利用名人的“炒作”，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作“名人效应”。
在一本物理学家束星北的传记中，作者曾说，1952年年底，王竹溪曾到青岛山东大学演讲。“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当时山大校长）专门请了来。”在王竹溪讲了将近五十分钟之时，主持人问他是否需要休息，束星北突然上台打断，说：“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接着他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站在一旁并不插话。
这是五段话的叙述，共约一千四百字，其中穿插了作者揣摩的文字化的心理描写，最后还有一段“据说”的故事。著名学者、《新部首大字典》编审委员会主任杜晓庄撰文《我所了解的学界泰斗王竹溪》（刊登于2005年6月10日的《解放日报》）进行了公开批驳。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最令我不能容忍的是作者借束教授一位学生之口，大写特写束教授对王竹溪演讲的一次“登台冲击”。据作者记述，束教授当时不讲任何礼貌，在王竹溪应邀到山东大学作热力学演讲时，突然冲上台去，用粉笔将王竹溪板演的一个个公式打上大叉，说什么“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作者接着描写：王竹溪吓得“呆呆地‘干’在一旁”，“大约有四十分钟”哑口无言，事后灰溜溜回北京“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
上述“精彩”的场面，只能蒙外行读者。我敢说，在中国凡是理工科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大都读过王竹溪编写的《热力学》教科书，很少有人会相信上述描写，更不要说我们一大批了解、熟悉、尊敬世界热力学权威王竹溪院士的尚在人世的朋友与后人了。
1952年那次山东大学的热力学演讲与插曲，没有录音录像，只有一篇当年还未入门热力学的低年级大学生的晚年回忆。孤证不立。这种时隔半个世纪的个人回忆，毫无公信力。
我同王竹溪的交往纯属工作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由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与《新部首大字典》，我与王竹溪共事五载，交往非常密切。他长我30岁，认我为忘年知交。王竹溪有第一流的才、学、识，并且文理兼长，知识渊博，他除精通数学、物理之外，至少精通十门以上其他学科，又精通中、英、俄、德、法五国语言文字。他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忠实厚道，但又有很强的原则性与责任心，在学术问题上坚持真理从不让步，是一位“外圆内方”的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有师承关系的四代科学家，从严济慈到周培源，到王竹溪，再到杨振宁与李政道，我都接触过，大家一致公认王竹溪是中心人物。严老、周老在发表论文之前，都要请王竹溪审读后才放心。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王竹溪为国内外审稿无数，他把关之严格是出了名的。我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部首大字典》和参与创办、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应用科学学报》、《自然杂志》的数年间，请他审读的稿件达百篇以上，他都认认真真提出终审意见，从不含糊。王竹溪是这样一位智者，绝不是如《束星北档案》所丑化的那样无知又窝囊。
王竹溪终生主攻的专业方向是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众所周知，热力学是经典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的一大基础、一座桥梁。王竹溪从青年时代起就选定这个专业方向。王竹溪受到物理学大师狄拉克的鼎力推荐，远涉重洋到英国剑桥大学，师从当时最权威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大师福勒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抗日烽火召回了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的博士、教授。他回国后又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半个世纪致力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教学与科研。在极端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祖国培养大批科技精英。王竹溪是继英国福勒之后，全世界公认的当代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权威。王竹溪一生著作等身，其中在全球高教界流传最广的就是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权威教科书。他从抗战时期写起，1955年正式出版《热力学》，1960年再版，直到他逝世五年后的1988年还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评选国家级特等奖。王竹溪的研究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悼念王竹溪的唁电中说：“竹溪师生平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同王竹溪院士“一代相知”的卢鹤绂院士，在我1983年约请他为王竹溪《新部首大字典》撰写的序言中也说：“王竹溪教授一生有四大贡献。一是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及其应用，对当代世界物理学界的教学与科研作出突出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专著流传甚广。迄今为止，仍属体系严谨、说理透辟的权威性著作。”国内外对王竹溪热力学的崇高评价可谓不胜枚举。我只能说，《束星北档案》对王竹溪热力学报告的丑化与诋毁，纯属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
我所了解的王竹溪院士，在那个“跋前疐后，动辄得咎”的年代，他一生历经坎坷磨难，并不比束星北吃的苦头少。王竹溪一生的贡献与成就，大大超过束星北这位“天下第一才子”。这主要是因为王竹溪除“天赋”之外，穷年累月地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耕耘的汗水。我在王竹溪藏书万卷的几大间书房里，翻阅过他半个多世纪所做的堆积如山的笔记、卡片，蝇头工楷，一丝不苟，令人肃然起敬。至今我还珍藏着他的一批手稿，每次阅读都会在心中燃烧起生命的熊熊烈火，催人奋进，催人泪下。
王竹溪的学生、著名科学史家、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关洪也著文《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进行了驳斥。
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年初出版了一位记者刘海军写的一部传记文学，即《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以下简称《档案》），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近还评上了一个科普图书奖。本书讨论《档案》里所述主人公作为一位物理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以及与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的交往。本文作者认为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浮者指内容不实，夸者指评价过度。
至于书中记述的束星北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受到过的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及相关的一些情况，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人格应当受到尊重，他的命运也很值得同情，但那基本上同物理学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不属于本文所要谈论的范围。
……
《束星北档案》42页在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束星北的一位学生的采访材料中，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那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作了一个关于热力学的演讲。在王竹溪讲了近五十分钟之时，束星北突然“走向讲台”，大讲“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等。“王竹溪呆呆地‘干’在一旁……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本来，在学术报告进行当中，报告人和听众之间互相交流甚至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只有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才会觉得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在这段文字里，对一直保持平和态度的王竹溪，作了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描写，事实上起到了在美化一方的同时丑化另一方的作用。难道科学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争论者言词犀利和态度激烈的程度吗？
这份采访材料里还说：“据说他王竹溪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这就更加离谱了。只凭一句来源不明的“据说”，就可以这样贬损一位年长的同行吗？！《束星北档案》出版之后不久，其中的这一段描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开的驳斥。
王竹溪先生的科学贡献和为人品格，在国内物理学界众所周知。我在这里只想讲讲，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是王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在这两门学科分支的教学和纯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还有两点突出贡献是值得在这里提起的。
第一是王先生不仅有几位学生是我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力理论家，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一部分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主要的就是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理论的应用。
第二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王先生和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先生合作于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孤立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形式》，超前于国外同类工作约二十五年，后来被国际上公认为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先驱性贡献。（参看有关文献和的介绍）。试问，若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本质”的理解上，真的是像束星北所说的那样“错误百出”，那么他有可能做出束星北难以望其项背的以上重要成果吗？
这本是学术交流，不是江湖比武，王竹溪不予回应，就说明没有对错的问题。说“错误百出”是用词不当，束星北只不过是以此引出他想讲的话题。圈内人都知道，王竹溪一向严谨谨慎，极少出错。与王竹溪共事多年的赵凯华教授曾对原北大技术物理系教授王正行说：“要说别人出错，那我相信，出错是难免的事，也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说王先生出错，我不相信！”再说，指出错误用几句话就行，最多几分钟，四十分钟是一次演讲了。束星北所言之“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而什么叫作“搞懂”，什么叫作“本质”，则是理解性的软话题。这种话题是各抒己见，王竹溪没有必要接语。
据王先生的高足、原北大技术物理系教授王正行2007年3月9日对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后任昆明工学院教授的刘坤之访谈可知，1952年年底没有王竹溪在山大演讲的事。与吴宓一样，王竹溪有记日记的习惯，身后留下了十多本密密麻麻的文字。查阅他1951年至1953年这三年的日记，有三次离京到外地。第一次是1951年4月28日到6月12日，参加高等教育部组织的赴东北老解放区教育参观团，他在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作了系列演讲，持续将近一个月，内容主要涉及牛顿力学，也涉及热力学。第二次是1951年8月10日至9月20日，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冀鲁豫分团，走访了山西与河北的很多地方。回到北京以后，直到1953年7月，王竹溪都没有再离开北京，这期间，经历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接着就是“院系调整”，他从清华调到了北大。主要由清华、北大、燕京三个物理系合并而成的新的北大物理系，图书、仪器、设备需要搬迁和重新布置，在人事上需要慢慢磨合，他既无精力也无时间再次离京外出。在这段时间，教育部还不可能来推动“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那时，新组建的各所大学自身的许多基本问题还在逐一解决之中。当时的教育方面有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两个部，后者不管高等院校的事，“重点大学”的概念还没有形成。
王竹溪再次离京是1953年的暑假，而不是刘海军束星北传记中所言的1952年年底，一冬一夏，感觉与环境都截然不同，将夏天当成冬天，说故事的人记忆显然已十分模糊。这次的目的地十分单纯，就是直奔山东青岛，既没有上海，也没有南京。他这次的日记也十分简单，除了一张详细的北京—济南—青岛火车时刻表，只有两句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离京赴青岛”和“1953年8月在青岛山东大学见周怀生（数学系）”。
当时，高教部召开综合大学理科教学研究座谈会，时间从1953年7月27日到8月16日，地点在青岛山东大学。与会教师107人，物理方面有顾建中、王竹溪、彭桓武、诸圣麟、郭贻诚、郑衍芬、汪仁寿、江安才、徐躬耦、黄昆、高兆兰、苟清泉、余瑞璜等人，参与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其中，郭贻诚是山大的教授，是中国物理学会最早的第一批会员之一。王竹溪日记中提到的周怀生则是数学方面的与会教授。
会上同时举办了四门专业课程的讲座，分别由王竹溪主讲“热力学及统计物理”，苏步青主讲“几何学基础”，彭桓武主讲“量子力学”，卢嘉锡、唐敖庆主讲“物质结构”。山大华岗校长和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等参加了会议。如果王竹溪被华岗邀请到山大演讲，那也不是在“返程途中”，而是在会间或会后。
由于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制定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王竹溪又在会上系统地讲授热力学及统计物理，在山大演讲的内容自然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王竹溪与束星北两人风格与品位完全不同，一个追求理论的严谨与简洁，一个崇尚物理的直觉与理解，产生争论和引起分歧也并不稀奇。而真正的原因，看来是因为束星北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他不是要与王竹溪较劲，而是想借此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王竹溪懂得他的意思，所以不想驳他的宏意，让他畅所欲言好了。心中感到难受的不是王竹溪，王竹溪对此次青岛之行感觉良好，第二年暑假又兴致冲冲地再来青岛讲量子力学。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和范围之中，个人不可能完全孤立于社会之外。圈中人对他的了解、认识、认同、接纳与称赞，形成了他在圈内的名气与声望。王竹溪先是由于学习中的表现而在同学和老师这个圈子中出名，又因为他的研究而在一个学术领域中出名，继而以他的讲述、著述和指导别人做研究及对学界的贡献与服务而在整个学界声名鹊起。因为他在整个学界的名气和声望和他对社会的服务与贡献，而最终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赞誉。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用古训言之：君子爱名，得之有道，用之有度。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