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29日晚间，北京东安门和前门一带忽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北京城的老百姓打听之下，据说驻扎北京的北洋军第三镇因欠饷闹事，袁总统派拱卫军去弹压，不料他们与变兵合流，打伙儿在京师繁盛市区放火行动，看来事情越闹越大了。
这个时候，住在迎宾馆的南方五专使从睡梦中惊醒，听见枪声自远而近，由疏而密，在一片乱嘈嘈的声音中有人骂道：“妈的巴子，你们要把咱们的衣食父母抢走，嘿，今晚先把你们揍了再说！”
这分明是一场政治性的兵变。变兵的矛头就是指向南方五专使。因此，专使们急急忙忙地从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到六国饭店去避难。
第二天，兵变就像传染病似的飞快蔓延到天津、保定、通州一带，警报不断传来，人民大遭其殃。帝国主义各国准备调兵到北京来保护侨民，日本军部首先调动山海关及南满等地驻屯军集中秦皇岛，马上要向北京推进。北方各省督抚纷纷打电报阻止袁宫保离开北京，否则京师坐镇无人，北方前途不妙。这些情形，似乎完全证明了袁在咸电中所讲的：“我若一走，必将引起内忧外患，北方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局。”
有人问道：“第三镇和拱卫军都是袁的最亲信的军队，并未积欠军饷，而天津、保定、通州等地又无南方专使，怎么也会乱哄哄地闹起兵变来呢？”这些问题留待下文再表。
兵变发生后，袁在接见五专使时慰问备至，并且向他们百般道歉。他绝口不提不肯南行的话，满脸诚恳地商量以后应当采取的具体步骤。他说事势既然如此，看起来他立刻动身到南方去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建议他暂时留在北京六个月，以便镇抚北方将士，先请黎副总统到南京就职，并以副总统的名义代行总统的职权。这个建议是多么顾全大局，多么合情合理啊！
五专使惊魂初定，一时都拿不出主意来。还是汪精卫先开口说道：“今天的问题，应当首先实现统一，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才能安定大局。其余一切问题，都不妨尽量迁就。”3月2日，五专使根据这个意见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3月6日，参议院开会讨论五专使的来电，除少数同盟会议员支持孙中山所提的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的意见而外，多数议员都认为迅速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是避免外力干涉、防止内战再起的灵丹妙药，总统就职在北在南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因此议决请袁在北京就职，但仍附以六个条件，其中主要三个条件是：（1）新总统就职前，必须向本院宣誓效忠共和；（2）新总统必须提出内阁名单，征求本院同意；（3）本院通过内阁名单后，内阁到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孙大总统始行解职。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条件，不过是替袁拟定的一张新旧总统交替的程序单而已。后来证明，北京兵变是袁大公子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去干的。天津并未驻兵，变兵就是直隶总督张锡銮的卫队和维持地方秩序的北洋警察。天津造币厂、直隶官银号都被洗劫一空。保定、通州等地兵变是自发性的，他们浑水摸鱼，大打起发，事毕回营归队。北方各省督抚阻止袁南下的电报，出自袁的密电指使。袁自己不肯说不南下就职的话，于是通过他的代言人提出来，此人就是南方五专使之一汪精卫。这样一来，孙中山煞费苦心所布置的紧箍咒，就被他略施小技解除了。可笑的是，北方兵变后，黄兴接到北方情报说，袁世凯借口维持治安，拟招募新兵三十营以扩充北洋军的实力。他急忙打电报给袁说：“新兵未经训练，不如南兵北调，南可节饷，北可保安。”这位同盟会领导人竟然天真到如此地步，用“南北一家”的眼光来对待个人野心家的政治阴谋。袁连忙回电阻止说：“各国联军在京，南兵北调，恐滋误会。”3月8日，袁在北京发表就职誓词如下：
南京参议院鉴：麻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公推，勉尽公仆义务。谨按三月初六议决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陈夔龙辞职下台后，张锡銮由山西巡抚调升直隶总督。
参议院议决六条原文如下：（l）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认为袁大总统已受职，并通告全国；（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5）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6）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建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开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从这天起，袁就改称“本大总统”而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了。可是，孙中山尚未解除总统的职务，内阁尚未改组，仍然是南北两个政府并存，两个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
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这个约法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代替物，但是两者的实质完全不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不设内阁总理，由总统直接总揽政权；《临时约法》则采取内阁制，总统为虚位元首，一切权力在于内阁。原来自2月上旬起，南北议和条件接近成熟，孙辞袁继之局已定。同盟会为防止袁滥用总统权力，推行实力政治，所以建议将《组织大纲》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个约法草案从2月7日到3月8日，经过临时参议院一个月的讨论，用开快车的速度制定通过，在新内阁接收政权前予以公布。这是同盟会对袁所设的第二道防线。上文表过，孙中山让位于袁的时候，对袁布置了两道防线：袁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宣誓遵守《临时约法》。第一道防线已被袁的阴谋诡计突破，剩下来的就只有用法律来制约他的第二道防线了。
由于政治制度的变更，有人主张推孙中山为第一任国务总理，以掌握民国的实际政权。这个建议，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倡之于前，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应之于后。孙中山则拟将政权尽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内阁总理由袁选择。此外，贵州立宪党人主张推梁启超为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那就离题更远而和之者寡了。
袁宣誓就职后，提名唐绍仪组织内阁，临时参议院予以同意。3月13日，袁发表命令正式任唐为内阁总理。唐在南北和议告成时，由孙黄二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袁之所以选用唐为内阁总理，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袁唐二人早年在朝鲜相识，此后多年来唐一直是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第二，唐在上海与南方人士周旋，取得良好的印象，提名他组织第一届内阁，不致为临时参议院所否决。第三，唐是取得袁的同意才参加同盟会的，此时盛倡“孙袁合作”，袁在这一时期不能不保持其与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利用这样一个“双栖人物”在合作关系中起桥梁作用，对他非常有利。第四，唐又是著名的英美派外交家，袁在外交上既然紧密地依靠西方帝国主义，叫唐组织内阁，也有利于外交路线的推行。总之，袁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无论用人行政，都以当前的个人需要为其出发点。这个时期，他认为组阁人选没有比唐更为适宜的了。
3月25日，唐到南京向临时参议院提出阁员名单如下：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梁如浩。29日参议院讨论时，除梁如浩一人被否决外，其余均照名单通过。
根据责任内阁精神，处理一切国家事务，包括对内对外，阁员应与总理共同负责，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全部阁员应由总理自行遴选。可是唐内阁的阁员名单全部都是袁所指定的。唐既唯唯诺诺地接受下来，而参议院也就照单通过，因此袁在用人问题上拥有绝对权力，内阁总理形同傀儡，这不是什么责任内阁制，而是不折不扣的总统制。同盟会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竟然等闲视之，这可以说明他们的麻痹大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袁开出这张名单，却也煞费苦心。同盟会在全部阁员中占有一半名额，即唐绍仪、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五人。此外，陆征祥、施肇基都是无党无派的外交界人士，刘冠雄也是无所属的海军军人，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此四人可以称为同盟会与北洋派以外的中间派。北洋派方面只有赵秉钧、段祺瑞二人。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混合内阁”，分配得天公地道，并无半点私心。
可是，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唐绍仪是他“派进”同盟会的代理人。那些表面无所属的外交家和海军军人，早已成为北洋派的政治寄生虫，一切唯袁之命是听。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与北洋派之间，早已倒向北洋派。根据这种分析，在阁员分配方面，同盟会对北洋派实际上处于四对六的劣势。但是问题还不止此。袁将清政府所设的农工商部划分为农林、工商两个部。袁根本不重视教育事业与经济事业，而在他的心目中，司法部门又是从属于行政部门的，所以教育、工商、农林、司法四个部，都是摆摆样子的冷衙门。此外，军队是政权的命根子，内政掌管全国治安，财政为政府养命之源，外交要跟帝国主义打交道，这些重要部都控制在袁党的手里。这笔账算来算去，唐内阁分明不是什么混合内阁，而是袁的“家天下”，不过分出些残羹冷饭，布施给同盟会中人而已。
在组织内阁的过程中，同盟会提出保留黄兴的陆军总长，其余一切均可放弃。袁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大捧黄兴说：“黄先生乃是全国伟人，岂可屈居阁员地位，参谋总长位在阁员之上，请其改任此席何如？”黄兴表示不受。袁又改提与同盟会有关的前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徐也敬谢不敏。最后，袁请黎元洪以副总统兼任参谋总长。事实上，当时军令、军政等实权都由陆军部掌握，参谋本部也是个有名无实的冷衙门。袁叫黎元洪兼领此席，还另有用意，暂且按下不表。
工商部总长陈其美始终未到北京就职，由次长王正廷代理部务。唐绍仪、陆征祥、施肇基、王正廷四人都是英美派外交家，所以这个内阁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亲西方色彩。
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后，孙中山于4月1日宣布解除临时总统的职务，随即离开南京，遍游南北各省。孙中山派黄兴在南京组织“留守府”，主持南方各省收束军队和一切未了事宜。4月2日，参议院议决改以北京为首都。该院也于4月29日迁往北京开会。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各省税款并未报解中央，对外借款又因帝国主义不肯支持革命军而无法进行。同时，各省革命军云集江苏，军费无法张罗。唐绍仪到南京接收政权时，并未将这些实际困难问题一道接收过去，一切都留给黄兴自行处理。于是黄兴大力提倡裁兵节饷，除镇军已由柏文蔚带往安徽，宁军已由黎天才带往湖北而外，各省军队一律令其班师回省，就地解决军饷，如浙军回浙，沪军回沪等。其本省兵额太多，财政困难而军队又不能调回者，则分别予以编并或解散，如粤军姚雨平部两师全部被解散，江苏全省整编为三个师，以章梓为第一师师长，冷通为第三师师长，陈之骥第八师师长等。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总司令林述庆、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等均因军队被编并而下台。
裁兵也仍然非钱不行。袁政权对于南方大举裁兵当然正中下怀，但不给以财力的支持。黄兴只得自己想办法筹款裁兵。他天真地认为，国家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人民由皇帝的奴仆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现在国家大力裁兵节饷，正是为人民谋福利，国家因裁兵而遇到的财政上的困难，正是主人翁自己的困难，帮助国家克服这个困难，也正是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通电各省举办“国民捐”，指定此项捐款专作裁兵之用。他估计全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每人平均捐款一元，即可收入四亿五千万元。他完全没有想到，中国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广大劳动人民早已陷于贫困和破产，哪有余财捐献国家。少数清朝遗老和达官贵人，搜刮民脂民膏，积累巨万财产，他们早已席卷所有迁居上海、香港、大连、青岛等地，托庇于帝国主义，休想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中国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本家又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们身上打主意，也无异于向和尚借梳篦。所以黄兴号召举办国民捐，南方各省纷纷成立筹饷局，徒然惹起天怒人怨，而实际效果毫无。
黄兴任命沈秉堃为国民捐总局督办。这位广西府台和藩台王芝祥同在桂林起义，并组织援鄂军由广西经过湖南开往汉阳助战。南北议和时期，这支桂军从湖北调来南京。沈和黄兴同是湖南善化县人，他的年龄比黄大得多，但他口口声声称黄为“克老”[4]，时人引为笑谈。黄介绍沈、王二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他们带出来的军队，实际上只有赵恒惕一旅，其中军官大多为同盟会会员和日本士官毕业生，兵士大多为湖南人。此时广西军阀陆荣廷独霸一方，排斥异己，这支军队不能开回广西，同时黄兴又觉得这支军队素质比较优良，因此扩编为第八师，以陈之骥为师长，陈裕时、赵恒惕分任第十五、第十六两旅旅长，刘建藩为独立骑兵团团长，并派刘建藩到湖南招募新兵补足缺额。陈之骥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北洋军大将冯国璋的女婿，颇为黄兴所信任。第八师建成后，黄兴大招物议，都说这位大元帅大裁别人的军队，而自己却招子弟兵成立一党一派的军队，未免太不公平。黄兴曾被人行刺数次，有人说刺客是袁世凯派来的，也有人说是南方被裁军人忿而出此，二者孰是？黄兴从未公开说明。
黄兴裁兵时期，将林虎由广东钦州带来的粤军缩编为一团，即派林虎为留守府警卫团团长。留守府撤销后，该团调往江西归李烈钧节制，并扩充为旅，林虎升任旅长。上海新编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师也被黄兴解散，其中有张宗昌所招的东北胡匪数百人，并入江苏第三师，改任张宗昌为骑兵团团长，驻防徐州。
黄兴筹款失败，改而采取精神动员的方法，鼓励各军将士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对于被裁官兵，并未给以妥善安排，因此南方有不少省区产生了游勇土匪遍地皆是的现象。以湖南为例，黄兴调赵恒惕旅前往监督裁兵，所有援鄂军队均被强力解散，因此，官兵成群结队大闹都督府，索取历年欠饷。他们还组织了“伤兵请愿团”，向商店、居民强讨恶索，吃“排家饭”，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湘西沅水流域成了杀人越货的土匪世界，如无军队护送，商、旅寸步难行。
黄兴做了两个多月的留守，裁了许多军队，招来一身怨气。6月14日他将留守府撤销后，即到上海退隐下来。
黄兴在南方大力裁兵，袁世凯却在北方大举招兵。他为掩人耳目，表面维持北洋六镇，却叫北京段芝贵和皖北倪嗣冲各招兵二十营，另外还成立了几个混成旅，所以北洋军的实际兵力大为增强。
话休繁絮，言归正传。却说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事毕回到北京后，于4月21日正式成立国务院，南北统一至此告成。
唐绍仪是个资产阶级新官僚，跟封建旧官僚袁世凯有所不同，他醉心西方民主，反对个人独裁。他认为，《临时约法》既已规定内阁制，内阁就有权处理国家事务，而不必遇事向总统请示。他是南方人，又已加入同盟会，因此不赞成以北洋派为中心的实力政治，主张孙袁合作，新旧合作，而自居为南北之间的一座桥梁。这种态度跟袁对他的期望完全相反。袁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民主，也从来不把《临时约法》放在心上。他把总统当作变相的皇帝，把内阁总理当作总统的高级幕僚。正由于袁唐二人抱负不同，所以国务院成立不久，双方的感情就变得日益疏远了。
唐虽随袁多年，但与北洋派军人很少直接接触。北方旧军人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地方观念，对于以南方人为内阁总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唐绍仪，看来颇不顺眼。袁的手下有不少的北方旧官僚，他们哪个不想爬上高枝儿，如今未能入阁，也视唐为眼中之钉。这些文臣武将经常在袁的耳边嘀咕着说：“唐绍仪跟孙文都是广东人，唐又加入了同盟会，看来他已背离总统而搭上孙文的那条船了！”
唐每次出入总统府的时候，袁的侍从人员经常指着他的背影子挤眉弄眼地说：“看啦，今天姓唐的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一天，唐到总统府汇报工作。讲完了话，袁忽然神色不怡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又有一天，唐乘马车到总统府去，迎面有一辆漂亮马车疾驰而来，车前车后簇拥着一大堆乘马的卫士，前面两个卫士手中挥舞着很长的马鞭子，大声吆喝开道，唐的御者几乎挨上一鞭。唐急忙吩咐让道，举眼一看，只见漂亮的马车里坐着一位瘦而有须的军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唐不禁呸了一声说：“好大的威风，比清朝摄政王的威风还大！”
以上这些，都还可以当作鸡毛蒜皮，不必摆在心上。最使唐难堪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从不出席国务会议，打电话催他前来出席，他总是说事忙抽不出空来。其实，他的脚步在总统府里走得极勤，遇事直接向袁请示汇报，根本不理总理，似乎内务部直属总统而不属于内阁。财政总长熊希龄的火气很大，经常在会议上大吵大闹，大骂总理侵犯了财政总长的职权。唐上台不久，就发现他处在一群冷面孔的重重包围之中，总统、总长、总统府侍卫人员都给他气受。这种日子很不好过。
唐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前，曾向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镑，这本来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借款，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前文说过，清朝末年，西方帝国主义曾经成立一个强盗合股公司，用以控制中国财政，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公司就是英、美、德、法四国财团所组成的四国银行团。他们严格地限制清政府不得向四国以外接洽借款，而他们的借款却又附以极其苛刻的条件，不许讨价还价。他们跟清政府刚刚成立了币制借款和川粤汉铁路借款，仅仅付出了一笔垫款英金十万镑，清政府就垮了台。帝国主义从来是不肯放弃他们的既得权的，他们要找一个“活人”来顶替这张卖身契，就找到了袁世凯，而袁也认为这张契纸出卖的是民族和国家的主权利益，对自己却有好处，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帝国主义又不肯冒风险投资，他们必须等待南北和议告成，以袁世凯为首的“统一政府”出现，才肯进行用新约换旧约的借款谈判。当唐绍仪南下接受政权时，北方财政捉襟见肘，四国借款“远水难救近火”，因此他向比利时银团接洽成立了这笔小借款，以济燃眉之急。帝国主义认为唐绍仪竟敢冲破他们的封锁线，向四国银行团以外借款，真是胆大妄为，所以当唐回到北京时，就接到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的联合抗议，责备他违反四国借款成约，并以今后停止借款相恫吓。
四国提出抗议后，引起了袁政府内部的一场争吵。袁世凯深怪总理独断独行，没有取得总统的同意，如今惹出一场是非，以后跟洋人打交道就很棘手了。熊希龄也骂总理没有取得主管部的同意，侵犯了财政总长的职权。
其实，四国公使所谓停止借款，不过是一种虚声恫吓，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可是袁政府没有外国借款就活不下去，因此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就在四国公使装腔作势的时候，美国公使单独出面来打圆场，主张用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四国公使立即见风转舵，提出了今后谈判借款的四项先决条件：（1）取消比国合同，退还一百万镑借款；（2）中国政府正式向四国道歉；（3）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向四国以外任何一国借款；（4）中国财政预算须交四国公使备阅。袁对于这些岂有此理的条件，立即全盘接受。在袁的压力下，4月23日唐以一国总理之尊，亲往四国公使馆道歉，四国银行团才答应在进行大借款谈判之前，先成立一个临时垫款合同。
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外交和财政，而且牵涉到袁唐两人的内部斗争。袁对于这位追随多年的老朋友，认为已不可靠，因此借题发挥想把他赶下台。外交问题解决不久，袁又指使其爪牙指责比国借款用途不明。有的说，这位总理向来生活豪华，他假公济私把这笔借款装进自己的荷包里去了。有的说，这笔借款已经拨交革命党人黄兴，作为南方军费。后一说更触北洋军人之忌，公然骂他是个忘恩负义、卖身求荣的叛徒。
唐上台不久，就碰到这件大丢面子的事情，已经站不住脚，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去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更伤脑筋的事情。
唐在南京的时候，黄兴介绍王芝祥跟他见面。王是直隶人，辛亥革命时，以广西藩台起义响应革命，被推为桂军援鄂司令，随后又因军队改编下台。黄兴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参议院同盟会议员主张推他为直隶都督以酬其功，顺直议会也就根据革命初期各省咨议局推举都督的成例，推举他为直隶都督。唐对这个问题，表示本人无成见，但须向袁请示决定。他回到北京向袁请示的时候，袁点头认可，于是唐打电报叫王芝祥亲自到北京来，等候命令发表。唐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没有想到这位大总统表面是一套，内心又是一套。等到6月间王应召到北京的时候，突然发现“直隶五路军人”反对以王为直隶都督的联名电报，措辞非常激烈。袁拿了这个电报，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向唐诉苦说：“你看看这个电报，不是我不叫王铁珊做直隶都督，其奈直隶全体军人反对何！”
其实，内幕情形并非如此。王到北京的时候，袁就向左右亲信大发脾气，强调任免各省都督是本大总统的特权，绝对不能让省议会擅行推举。特别使袁生气的是，王已加入了同盟会，把一个异派分子摆在北京附近，让他掌握一省军权，岂非“引狼入室”。所以袁把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叫来，附耳吩咐如此如此，于是这个来历不明的匿名电报就发表出来了。
袁提议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叫他仍回南方宣慰军队。这句话把唐惊得目瞪口呆。唐心中暗忖：“你说话可以不算数，叫我有何面目见人！”他气满胸膛，也就顾不得对总统的礼貌，大声大气地说：“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不能同意总统的意见！”
总理不同意又怎么办呢？6月15日，袁就直接把派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事情演进到这一步，唐无法再干下去了，第二天他留下了一道辞呈，也不与袁话别，就乘车到天津去了。
唐内阁从4月21日成立起，到6月16日总理拂袖而去，总共不到两个月。这次倒阁风潮被称为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府院冲突”，也是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短命内阁。根据责任内阁精神，总理辞职下台，全体阁员应当连带去职，所以同盟会四阁员-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都向袁提出了辞呈。令人诧异的是，其他非同盟会阁员却都端坐不动，就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一样。
事件发生后，袁假惺惺地向四位辞职阁员说道：“我代表全国四亿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也用尖锐的口气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亿人请求总统批准我们的辞呈！”
这件事情不是个人去就的小问题，而是国家根本大法应不应该遵守的大问题。《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命令必须内阁副署才能发表，否则不生效力。袁不取得内阁的同意，不经过法定手续，擅自发表命令，这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严重违法事件。《临时约法》是同盟会对袁所设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又被冲破，袁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独裁政治，同盟会就连最起码的一根稻草也都抓不到手了。可是，同盟会占有多数议席的临时参议院，对于这样一个原则性大问题，只当作袁唐二人的意气之争，竟未表示态度。某些政党和报纸甚至对唐极尽冷嘲热笑之能事，骂他不忍小忿而轻弃责任，似乎错处全在唐而不在袁。另一方面，同盟会的左派人士从内阁问题上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大总统不是什么华盛顿第二，而是拿破仑第二。他第一步可以推翻《临时约法》，第二步就可以推翻共和制而帝制自为。他们严正地指出：“我们用热血换得来的江山，不能任其断送于个人野心家之手！我们要再来一次革命，打倒这个独夫！”
“二次革命论”从南方传到北京，袁耳有所闻，便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一个辟谣电报。原文如下：
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天下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论，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疚，尚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疑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察！世凯叩。有。
这是一篇颠倒是非的奇文。文章的前一部分，吹嘘他如何醉心共和，如何不争权位，简直是个大公无私的伟大人物。中间部分，影射同盟会不肯“开怀相谅”。他在字里行间暗藏杀机，意在言外。后一部分讲得更加露骨，大骂同盟会会员是“无识之徒”，“不逞之徒”，“意存破坏”，“不顾大局”。并且杀气腾腾地说，他不愿“虚与委蛇”，而要“与天下共弃之”。从这篇文章看起来，拥护共和的是他袁世凯，而破坏共和的倒是同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