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道家思想，将老庄黄老之学、神仙长生之术、民间巫术三者相结合，东汉末年，张陵创立五斗米教，在“农桑失所，兆民呼嗟于昊天”的时代动荡中，寻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努力。道教的成立及其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因历代意识形态的取舍，经历了李唐王朝“尊祖崇本”的全盛时代和两宋间新道派层出的创新时代，也经历了北齐灭北周兴的动荡时代和清朝因尊佛而抑道的衰落时代，在被利用和被镇压的生存夹缝中为生民提供了不同于儒家主流的生存解脱，成为中华文明本土思想与宗教中探讨死亡问题的关键部分。
生死观——天道统摄下的人道自然
道家依据天道运行来解释生与死，《老子》重在高扬“生”的价值，《庄子》重在探究“死”的价值，相较儒家，主张更为超脱的生死观。
《老子》是战国时代编辑古道者之言而成的诗体格言式著作，后世较难确定其思想的具体而明确的意图指向。单从字词学来观照，全书“生”字共38见，“死”字共18见，“生”“死”对举共7见，“生”的比重远大于“死”。从整体思路来观照，据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记载，全书存在两个显见的倾向：“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社会倾向，该倾向将引出追求个人自由或保全个人生命的两种不同结果；一是以内心体验为中心的反理智倾向，引导思想超越具体的有形的世界，直探神秘的终极境界”。此倾向来自古代祝史对“天道”变化的体验，也来自文化贵族对“世道”崩坏的反思，更来自楚人对“人道”永恒的追索。
《老子》是通过天道来观照生死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生死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其规律也须遵从自然；李零《中国方术考》曾提及道家对生死的态度在于“顺应天道，形神相保，重在养生”，这是从天道之无言自化、宇宙之无中生有、万事万物之归根复命等经验中，体会出人道保全生命、克服异化的方法：“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七章），宇宙永恒之道在于渊深沉静的“无”，处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无为状态和自在境界，“保此道者不欲盈”（十五章），“为天下溪”“为天下谷”（二十八章）；同样的，人道也应遵守天道，渊深沉静，无欲无念，“专气致柔，涤除玄览，能如婴儿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十四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五十六章），用退让、克制、示弱、柔软的方式使自己保持平静心境，力图避免“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五十五章）的困境，提醒“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劝谏“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警告“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二十三章）最终得出结论：人若要保持生命永恒，必须像“天”一样顺大道而行。
《庄子》顺着《老子》的思路，在“人”的内在精神超越和自由境界探寻上面深入探讨，因文体的开阔，在《老子》“天”与“人”的生死观基础上，更具体地提出了“生”与“死”的生死观。《庄子·至乐》篇，“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将生与死归纳为顺应四时的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有序生命过程，在“天道”的思路下观照“人道”，并在个体内在精神超越的探寻中总结出迥于他说的生死观。
生死物化。《庄子·天道》有“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庄子·大宗师》有“（道）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生死皆物化、道化、气化，生死变化并非生命体本身的变化，而是“道”在化、“气”在化，“道”一化而为人之生，再化而为人之死；“气”聚而为人之生，散而为人之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死之变不在躯体，而在生命本源。
生死为徒。顺着生命物化的思路，《庄子·知北游》有“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生死物化是“始卒若环”的过程，死既是一段行程的终点，又是下一段行程的起点，《庄子·齐物论》有“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间总是互相转化、互为邻徒。
生死一体。顺着生死物化、生死为徒的思路，《庄子·大宗师》有“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生与死具有相同的终极根源“道”与物质基础“气”，生与死又是相互依存，首尾相连，构成生命的完整过程，《庄子·知北游》有“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生死本为一体。
生死俱善。顺着生死一体的思路，《庄子·大宗师》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一反“乐生恶死”的死亡观，视生存为负累，视死亡为安息而凸显死亡价值，甚至将死亡的乐趣凌驾于生存的乐趣：《庄子·至乐》提出生命至乐之事“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在死亡无拘束的绝对精神自由中，髑髅对复形反生不屑一顾。
生死通达。顺着生死俱善的思路，接受死亡恐怕也不是那么痛苦，《庄子·齐物论》有“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厉害之端乎！”《庄子·列御寇》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无需葬具的对死亡的彻悟、通达，为其提供直面生死的智慧与勇气。
以“天道”观照“人道”生死，在贵生的基础上，道家提出生死物化、生死为徒、生死一体、生死俱善、生死通达等一系列关于死亡拯救的理论，从提高死亡本身价值的角度面对死亡，拯救死亡。
拯救法——炼神还虚下的金丹保生
事实上，通读《老子》《庄子》原著即是死亡拯救的一种方法，其在逻辑思路的层面解决了死亡所带来的困扰与畏惧。不仅如此，后世道教关于死亡拯救没有停留在老庄的玄谈，而是开启了从必然死亡逆转的实践工程：即在道教“由虚化神，由神化气，由气化精，由精化形，由形成人”的万物生成程序的理论基础上，推衍出一套“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炼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还虚”的逆修返源修道方法，配以金丹服用，在生命真境与独特气场中达到死亡的突破。
道教有“羽化成仙”的追求与死亡拯救，仙人奇遇的传说吸引着无数后人探访名山，前仆后继。然而道教本身对“羽化成仙”的态度比较务实：《汉书·艺文志》载“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休惕于胸中”；《天隐子》载“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虚气，勿为世俗所沦折，遂我自然”；全真教认为“屏去幻妄，独全其真者，神仙也”。凡此种种，道教对“神仙”的解释可化作充分调动身体机能，使之生化逆转，延缓衰老。如此逆转乾坤，道教内丹家以行动予以肯定，他们认为人随年龄增长，真元越漓，消耗越多，衰老越快，但丹法上却把握着生命元素，可使服丹者返回到精满、气足、神旺的“三全”生命机能；道家外丹家亦以颗颗金丹予以肯定，张紫阳在其《悟真篇》中记载了服丹的逆转成果：“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如果说儒家用建功立业的行动去化解死亡的焦虑，那么仙道的行动更直接、更实际、更急功近利，也更易得到短期效果：服用仙丹，并通过服用仙丹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中国历史上最有仙道风范的时代是魏晋，名士风度中好酒、好裸、好行散，种种备受后世称道的冲破礼教桎梏的率性而为，或多或少盖因服食五石散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五石散，基本成分为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矿物，“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是魏晋名士所好。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即“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服散后全身先变热后变冷，必须着薄衣、常行散、喝热酒、进冷食方能散散，身形渺渺有仙骨，衣袂飘飘有仙姿，在生命的琐碎中有成仙的错觉，皆因服散，世人不识，疑为确系仙人。
古人好服仙丹，尽管仙丹服用的权力与消费因集中在上层权贵并非文明的普遍现象，但其拥有其他死亡拯救方法难以触及的拥护集团——皇帝集团，使其在死亡拯救诸多方法中，隐约透着股尊贵异常且奏效无疑的肯定气息，尽管这仙丹也曾亲自将某些皇帝拥趸送向死亡深渊。中国古代求服仙丹的帝王，以嬴秦、李唐、朱明王朝为首，遍览史书，此例颇多：《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三》“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此“帝”乃晋哀帝司马丕；《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此“上”乃唐宪宗李纯；《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此“上”乃唐穆宗李恒；《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此“上”乃唐武宗李炎；《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此“上”乃唐宣宗李忱；《明史·世宗一》“八月丁丑，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大臣杨最劝谏的对象乃明世宗朱厚熜；《明史·神宗二》“是日，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李可灼进仙丹的对象乃明光宗朱常洛……
对仙丹，有求取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载“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有自行炼制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可列为上品以炼仙丹的21种药品：玉泉、丹砂、水银、空青、曾青、白青、云母、朴消、消石、矾石、滑石、紫石、白石英、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太一禹余粮、禹余粮、雄黄。普通药物有之，剧毒之物也有之。其中，丹砂，《神农本草经》称“味甘微寒，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然而丹砂含汞，实有剧毒，方士将其列为上方，上呈官贵，死亡拯救于此处却是死亡的催命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