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无法揣测古人初次面对死亡时的心理：
是如万物消长般的理所当然？
抑或毫无准备似的当头棒喝？
今人也无法明晰五千年死亡意识的积累过程：
是在每个时代转捩冲击下的一蹴而就？
抑或围绕核心缓慢堆垒出的循序渐进？
五千年中华文明鲜少提及对死亡的态度与看法，死亡意识在瀚海文献中暗淡难寻。
然而五千年中华文明对死亡却又是如此慎重地实践着、体味着，所幸，暗淡难寻中仍能梳理出那隐约存在却又特征鲜明的时间脉络。
第一节 史前的死亡启蒙
——化物与通天
缺少文字资料的史前时代，无法通过具体叙事探究古人是如何看待死亡的，所能依傍的无非是超脱历史之外的神话与印证历史存在的考古，一虚一实之间，也许可以从中窥得史前人类死亡意识的蛛丝马迹。
化物——神话中的遗体不灭
经历周遭植物的花开花谢、动物的生长衰亡，依附环境程度最深的史前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
《五运历年纪》记载，中国的创世神话“盘古开天”中记录了中国创世英雄盘古的诞生与死亡：“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田，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尽管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文献最早始见于三国，但举凡历史皆从“盘古开天地”说起，可见后世对这则中华历史初端创世神话的认同。
盘古的诞生，其中所暗含的时间无限性也是史前时代的一种死亡意识——对死亡的拒绝。两个一万八千年，人类文明历史与此相比不过一瞬而已，这种时间无限延长几乎可以万世永存了，三万六千年的永恒存在中根本不涉及“死亡”概念，对死亡的拒绝在无限延长的岁月中尤为突出。当然，最后，盘古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召唤。
世界其他地区创世神话主人公故事的结局均不了了之，而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却提及死亡，为创世英雄的生命安排了一个结尾。这种生前开天辟地、死后普惠万物的行为存在着后世道德加工的痕迹，但也折射出中华初民对死亡的根本概念——化物。
与埃及法老灵魂不灭的死亡意识相比较，中国的创世神话所呈现的死亡意识仿佛更注重遗体不灭。这种遗体不灭并非埃及木乃伊的恒久不腐，而是转化为永远存在的自然山川：盘古临死的刹那，嘴里呼出的气变成春风与云雾；声音变成闪电雷霆；左眼变成太阳，滋养万物；右眼变成月亮，浸润黑夜；鲜血变成江河湖海，奔流不息；筋脉变成道路，阡陌交通；肌肉变成千里沃野，供人类生存；千丝万缕变成星熠满空，点缀夜色；皮肤汗毛变成植物；牙齿骨骼变成石头、金属；精髓变成珍珠、玉器；汗水变成雨露。倒下时，头化作东岳泰山（山东）、脚化作西岳华山（山西）、左臂化作南岳衡山（湖南）、右臂化作北岳恒
山（山西）、腹部化作中岳嵩山（河南），而盘古身上寄生的小虫（一说盘古的精灵魂魄）在其死后变成人类。
化物——考古中的图腾崇拜
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麟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三停九似”描述的是中华民族图腾——龙，这最早见于距今8000年左右査海文化遗址中的考古发现，也讲述着中华文明史前人类对死亡的基本概念。
图腾崇拜发生在史前时代氏族公社时期，是将某种动物、植物或特定物体视作与本族有亲属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的崇拜行为，主要以图腾柱、旗帜、族徽、权杖、服饰、文身、舞蹈等形式存在。图腾崇拜是祖先崇拜的延伸部分，《诗经·商颂·玄鸟》曾记载殷商民族的图腾：“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前人类相信自己的祖先或是由部族图腾动植物演化而来，或是在死后演化为部族图腾动植物，其将图腾崇拜中的物体视为祖先化物的对象，是对部族的自我认同，更是一种对死亡的理解与揣测，而如今考古发掘中的诸多图腾崇拜都暗含着史前人类最朴素的死亡观念——化物。
通天——神话中的灵魂不灭
比盘古化物式死亡更成熟、更复杂的死亡方式记录在《山海经·北山经》与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中：“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木石填东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鸟誓，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作为后世英雄神话的分支，精卫填海的持之以恒与不畏强权向来为后世所肯赞，而这肯赞来源于她的死亡，来源于她死后的遗体不灭，更来源于她死后的灵魂不灭。精卫的死亡因循了中华文明史前时代对死亡的处理方式——化物，即化鸟，但其在因循的基础上更增添一抹灵动，即在保持遗体不灭的基础上保持灵魂不灭，而正是其“誓不饮其水”的灵魂不灭为其迎来了“鸟誓”“冤禽”“志鸟”“帝女雀”等诸多美名，虽身体由人而为鸟，但灵魂永在。
通天——考古中的随葬因缘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四十五号墓中发现了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这种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象征四方的“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空间观念，讲述着六千年前墓主人渴望通天的死亡期待。
中国自史前时代即有随葬的惯例，通过当代考古挖掘可初步归纳原始人类的随葬大体包括其日常生活物品、殉葬物品及祭祀礼器等三种形式，西安半坡遗址的尸骨上有涂朱的痕迹，元君庙第四百二十墓幼女随葬中有千余粒骨珠；花寨子第二十三墓女性随葬中有十八件陶器、一件石纺轮、四百四十八粒骨珠；皇娘娘台第三十、四十八墓随葬中有石璧、玉璜、陶器、猪下颌骨等。
无论随葬物品的多寡、随葬种类的繁简，随葬行为本身，即说明了史前人类对死亡的基本态度——通天式的灵魂不灭，特别是半坡瓮棺葬的陶盆（钵）下部的小孔，不知是否即是史前人类为死去的灵魂预留的通道。
史前的死亡思维——依赖环境的天人合一
人死后，其遗体不灭，可以转化为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其灵魂不灭，可以继续封存在遗体或化物体中，支配着遗体或化物体的言行，这匪夷所思的死亡启蒙源于史前人类高度依赖环境的现实，更源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亚细亚大陆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与生产方式要求史前人类对环境的绝对依赖与异常敏感，史前人类习得了这种依赖与敏感，并通过对自然的观照来映射自身，当史前人类无法诠释死亡时，以遗体不灭与灵魂不灭的方式，将死亡与身边极富灵气的植物、动物相勾连，无疑可以自圆其说。
这种将自然与人类生命个体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华文明最基础、最底层的文化积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上述化物通天的死亡启蒙，二者互相生成，互为支撑，支撑着中华文明对于死亡最初也是最基本的认识，尽管随着文明的进展，后人的死亡意识逐渐清晰，但这化物、通天式的死亡启蒙始终遗留在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成为后世在死亡拯救努力中大肆借鉴与汲养的资源。
第二节 先秦的死亡利用
——亲情教化与封建等级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中华文明的时间表从史前时代走入国家时代时，死亡以“祀”与“戎”的形式高调进入国人视野。尽管距蛮荒未远，尚存在战争坑杀与随葬人殉的随意生死现象，但先秦时代已开始利用死亡来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利用，不是滥用死亡的杀伐，而是巧用死亡这一机会，通过与死亡相关的种种仪式确定身份认同、展示生存差异。
亲情教化——伦理用死亡确定身份认同
中国人重祖先、重子嗣，血脉相连的感觉赋予其不言自明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个体仿佛家族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具备无限的生命意义。与死亡相关的墓葬、宗庙、祠堂、祭祀等行为或场所就是肯定或强化这生命意义的庄严场合，通过该场合，国人得以将血缘这种生物复制性的延续与情感传承式的延续合而为一，将个人的血脉融入宗族的血脉，继而得到情感的依归，身份的认同。
西周制礼作乐，用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用死亡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其特有的“丧服”制度即是通过死亡用伦理将人群凝聚在一起的有效举措，丧服有五：“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者”，斩衰三年，限为父、妻为夫、父为嫡长子服。“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齐衰三年，限父卒为母、母为嫡长子服；齐衰杖期期年，限父在为母、夫为妻服；齐衰不杖期期年，限为祖父母、叔父母、兄弟服；齐衰三月，限为曾祖父母、庶人为国君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绖缨，布带”，大功九月、七月，限为从父兄弟、夫祖父母服；大功殇九月、七月，限子女殇、兄弟殇服。“小功布衰裳，牡麻绖，即葛”，小功五月，限为叔父之下殇、兄弟之下殇服；限为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外祖父母服。“缌麻”，缌麻三月，限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服，限为妻父母、舅、甥、婿等外亲服。
先秦通过死亡来表达伦理中的亲亲疏疏，用居丧的服饰与居丧的时间，将血缘个体纳入宗族的庞大体系中，也使得血缘个体在庞大的宗族中寻找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并形成固化的长幼亲疏的和睦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