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死亡，这几乎与人类同龄的亘古课题，是人类所有文明产生的根源。
人类自产生之初，最先遭遇的命题即是如何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去，而人类之所以为生存担忧，恰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死亡阴影始终徘徊在生存周围。
如何在死亡的召唤下延续生存的可能、提高生存的质量？
如何在生存的欲望中诠释死亡的意义、安抚死亡的恐慌？
以此为地基，层叠垒积，在生存与死亡的命题上，人类文明的金字塔拔地而起，支撑着人类数千年历史。
然而，如果在生存与死亡这两块人类文明的基石中选择更为坚实、更为稳固的一方，那生存无疑要让位于死亡。因为关注生存源于关注死亡，在死亡的笼罩下生存，生存方能如此刻般生意盎然。
人类关注死亡，更甚于生存，因为面对可以感知的生存，死亡的不可避免与不可预知更具神秘色彩和研究价值。
死亡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生存此岸的一切荣誉与罪恶，在面对死亡彼岸时都归于虚无，生存的所有努力在死亡的刹那瞬间归零，不复存在。
死亡的世界又是如此神秘，以至于人类只能凭借着生存此岸的经验与习惯复制死亡彼岸，并在其中深深烙印着生存此岸的秩序与尊卑：天堂与地狱，玉皇大帝与阎王爷……模仿真实生存场景的死亡境域，陈述了生死趋同的中华逻辑。
将生存强制清零，却又以生存为模板填充内容，周而复始，死亡为生存提供了永恒的重点与延续的可能。
事实上，生存，以死亡为终点的生存，早已将死亡本身纳入生存的过程中：死亡在人出生之时就已经存在，无论早晚，只要生存着，就不得不承担死亡、体验死亡。人类始终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存在着，不是一步步走向尚在远方的死亡，而是在我们“走向”过程中，死亡已经在场。
始终“在场”的死亡阴影下，中华文明鲜少消极无措，而是常以“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实用姿态微笑面对，强调死亡阴影下的生存，强调死亡的意义在于给予生存以限制，在于迫使生存更加绚烂精彩。
在生存中植入死亡，却又以死亡证实生存的真实，相互借鉴，死亡为生存提供了时间的界标与怠惰的警示。
死亡与生存，彼岸与此岸，兜圈子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中国，仿佛太极的阴与阳。
二者截然对立却又相互融通：婚宴场合下的死亡傀儡戏、丧葬典礼中的仪式狂欢化……古老的中华文明讲述着生与死的矛盾与矛盾的化解。
同时，相较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处理死亡的态度也有其特殊之处——温情而诡异。
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中，死亡是慎重的，也是缺席的。
在等级森严的礼制中，众生平等的死亡本身却比生存更凸显等级的存在。
在温润儒雅的文化中，无可避免的死亡却又是如此讳莫如深、难以启齿。
……
无需讶异，亦无可置疑，这温情而诡异源于中华文明自稳固地基中堆叠而出的独树一帜的死亡哲学：
向死而生，死亡笼罩下的生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