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城垣之间呈现东西向墓坑密集特点，分区明显，西区由南向北依次陈列曲尺形大型马厩坑、三十一座珍禽异兽坑、四十八座后宫陪葬墓坑、三组四合院式的园寺吏舍附属建筑群；东区则散落百戏俑坑、石铠甲坑及若干内涵不明的陪葬坑；南区、北区尚未发现大型建筑遗址与陪葬坑墓。
外城四周也呈现东西向墓坑密集特点，东侧亦为陪葬坑墓区，包括三座兵马俑坑、九十八座小型马厩坑、十七座陪葬坑；西侧为加工区，包括修陵人员墓地、打石场遗址、砖瓦窑址等；北侧散见建筑遗址一处、陪葬坑一座；南侧尚未发现遗址或遗物。
秦陵如此，几千年间，历代皇陵建制无出左右；皇陵如此，阶层下移，达官显贵可择其三四、平民百姓可择其一二，地上赫赫，地下俨俨，试以皇陵基本建制全面概括。
皇陵地上建筑主要由陵冢、寝殿、便殿、城垣、神道石刻群组成。
陵冢，是死亡归宿的核心部分。“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为识别墓葬处所，在借鉴南方吴越民族“土墩墓”“石室土敦墓”基础上，中原地区自春秋时期始建坟冢，“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屋者矣，见若斧者矣”，规模依墓主生前等级而定。如秦陵封土堆，经实测，初建时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周长2000米，面积24.98万平方米，经千年雨水冲刷及历代农民平整土地，现存封土也达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周长1390米，面积12.08万平方米的规模。
寝殿，是死亡归宿的重要组成，以“事死如生”的逻辑为“鬼犹求食”的死亡魂灵提供日常饮食起居的场所，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功能的建筑多直接建在墓上。经《礼记·曲礼》“适墓不登垄”的纠正，蔡邕《独断》称“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秦陵南区封土北侧一处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基址即是“寝殿”殿址。自此，“寝殿”式建筑正式确立，自唐昭陵始，又将“寝殿”功能一分为三：神游殿专供墓主灵魂游乐休闲，献殿专供后人朝拜祭献，寝宫专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寝殿功能大抵如此。
便殿，寝殿的附属建筑，象征墓主生前休息闲宴之所，颜师古曾解释“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便殿者，寝侧之便殿耳”。秦陵内城北区附属区域靠近南区寝殿处即有三座一组的便殿殿址。
城垣，皇陵建筑区与外界的隔离墙，附设角楼、门观、门阙等防卫类建筑，构成生死间的界墙。秦陵城垣外城周长6210米、内城周长3870米，多已是残垣断壁，但墙体用土逐层夯筑，选土严格、夯打讲究、工序合理，层理清晰可见，坚实如砖，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坚实的夯土墙体。
神道石刻群，用以瑞祥、警卫、辟邪，如唐封演在其《封氏见闻记》所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迄今时代最早的神道石刻是位于西安霍去病墓前石刻，为表彰其讨伐匈奴的赫赫战功，特设石刻十四种：初起马、卧马、卧虎、卧象、卧牛、卧猪、鱼、龟、蛙、胡人、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人等，粗犷豪放，也彰显着西汉帝国征服一切的雄心勃勃。历代亦根据时代的文盛武功设置墓前石刻，至明孝陵时，神道两侧列石柱一对、石兽十二对、文臣武将各两对，石兽依次为狮子、独角兽、骆驼、象、麒麟、马六种，每种两对，一蹲一立，颇有新意。
若说地上建筑与山水风月共同凝聚死者生气，那么地下建筑方是死者安魂永徘徊的阴间宅邸，是死者永恒的死亡归宿。皇陵地下建筑主要由墓室、棺椁组成。
墓室，在“墓为真宅”的丧葬思想统摄下，多同于其所属年代的阳宅建设：前室为仓库或车马所，放置车马和盛有食物的陶器；中室属厅堂，陈列帷帐和重要随葬品；后室为内室寝宫，放置棺椁；各室左右附设耳室，依据皇宫中轴线及两侧对称各宫殿而建，是对生前居所的模拟和再现。
棺椁，死者直接近身之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棺，关也，所以掩尸”“椁，葬有木椁也”，清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可见棺是内层、椁是外层，如《礼记·檀弓》“周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哉？”在砖室墓和石室墓崛起前，棺椁是墓主身份地位的主要表现形式，故而棺椁的重数与尺度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一椁四棺、诸侯一椁三棺、大夫一椁二棺、士一椁一棺；棺椁周身的色彩也说明了墓主的权力与财力。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一椁四棺，逾越祖制，外层棺为庄重的黑漆素棺，无丝毫装饰；二层棺为黑底彩绘漆棺，绘有复杂的金黄色云气纹，纹路间穿插900个神仙怪兽，线条粗犷，想象丰富；三层棺是朱底彩绘漆棺，着绿、褐、黄等色绘有祥瑞图案，流云漫卷、富丽堂皇；内层棺亦为黑漆素棺，但表面由“T”型神秘帛画装饰，画名“飞衣”，由天上、人间、地下各景组成。长眠于此的死者置身于最华丽的棺椁中，归宿如此，死亡恐怕没有遗憾了，就似《红楼梦》中薛蟠为秦可卿找的“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好板子，看的“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
第三节 人殉惴惴，物殉靡靡
——归宿选伴
选址毕、选建毕，死亡归宿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等待死者归入。骊山下，秦陵园，等待帝国曾经的主人，歼灭六国、统一中国，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三公九卿、郡县集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丰功伟业已成过眼云烟，“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又如何甘于这山水聚气、宏赡肃穆却空荡无物、寂寞独守的死亡归宿，他需要陪伴，需要前世的熟悉感，更需要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前世未及成就的壮志未酬：“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即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人殉·俑殉——临其穴，惴惴其栗
中华文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曾记载这样一首哀歌：“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经·秦风·黄鸟》，不若《诗经》中其他三百首委婉含蓄的讽谏，而是直指讽谏对象秦穆公，直指讽谏事项“临其穴，惴惴其栗”——《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有诗为谏，有史为证，秦穆公殉三良可谓当时举国震惊、举国哀恸的大事件，人殉现象的切实存在与民众对人殉的抵制排斥，《黄鸟》一诗，阐释得淋漓尽致。秦国民风尚古，有人殉传统，《史记·秦本纪》曾记录“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秦武公殉葬66人；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考古发现，秦穆公殉葬184人；秦始皇殉葬人数更无可计数，无子嗣的后宫姬妾全部殉葬，工匠臧者全部活封墓中，从死过万。
人殉是文明蛮荒时代遗留的恶俗，夏已有，商尤甚，西周渐息：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简报中曾记录得这样触目惊心，“多出现在灰层和灰坑中，葬式有蹲坐式、仰身屈姿、俯身屈姿、侧身屈姿和身首异处等几种。如VM205俯身，头向西，两手上举过头，手腕相交，躯干弯曲，下肢伸开微屈，推测是双手被缚而遭活埋的。NM24俯身直肢，头向东，左手弯曲压于胸前，右手反折背后，右下肢自髋骨下已残缺。单个的人头骨和零星肢骨也发现不少。这些都是当时的受害者，也许是奴隶”。殷商人殉制度达到高潮，凡墓葬皆有殉葬，涉及有人祭（包括死人祭灵、祭祖先鬼神）内容的甲骨千余片，记录了从盘庚迁殷到辛纣王国二百年间人祭至少一万四千人。商河南安阳殷墟小屯侯家庄一千零一号墓殉人四百人，墓内殉人二十三人，散布在墓地、椁底附近；西墓道殉人有墓坑及随葬铜器，南、东墓道及东耳室中有无头躯体六十一具，分组排列；墓中四条墓道有头骨七十三具，分组排列；墓外有三十一个陪葬坑，其中二十二坑有殉人，每坑一至七人不等，共埋有六十八人，最大陪葬坑中棺椁齐全，且有青铜礼器随殉。由此可见，商朝人殉的选取也从原始社会末期兴起的妻妾殉夫逐步扩大到近臣、近侍及奴隶等。西周人殉制度逐渐衰落，墓葬鲜少殉葬，在对西周王都沣西从1955年至1978年四次考古发掘中，三百二十一座墓葬殉人仅二十七座，共殉人三十六人，多为儿童或妇女，从年龄与性别判断应是供墓主生前役使的奴隶。此后千年时间，人殉虽未彻底根除，但鲜少有例，直至明初太祖朱元璋崩，嫔妃、宫女四十六人被迫殉葬；上行下效，后世历朝君主、诸王亦沿此例，至英宗朱祁镇“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吾止，后世勿复为”方见止。
无法想象当个体因为他人的死亡而必须面对死亡的“临其穴，惴惴其栗”，人殉的残忍不仅在于剥夺个体的生命，更在于其剥夺的过程，有活埋，有身首异处……称“人殉”恐怕有失偏颇，因为下令殉葬的并未将这面临死亡“惴惴其栗”的生命视作为人，而是将之视为牺牲，与禽畜类同。文明在进步，人殉在衰落，反人性的制度在死亡归宿的设计中逐渐为人所诟病，当君主驾崩，民众哀恸的不是君主本人，而是因君主残忍而被迫殉葬的“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贤良时，人殉制度被迫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人俑的替代，即是这修改的结果。
随始皇帝永葬骊山的不仅是被迫殉葬的活人，还有专门饲养禽兽的囿人俑，还有八尊头戴长冠、身着长襦的文官俑，还有十一尊可扛鼎、可角抵、可俳优、可供始皇帝闲暇娱乐的百戏俑，更有那军容整肃、姿态各异的秦军兵马俑，他们仿佛驻扎在京城外的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军阵为右军，以战车、骑兵和弩兵组成的二号坑军阵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是拟议中的中军，三号坑是统率左、中、右三军的军幕，八千尊兵马俑的队伍，赫然间闪耀秦统一六国战争中动辄数十万兵力的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他们如活人般栩栩如生，每尊兵马俑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就数量最多的武士俑而言，以年龄而言，有稚气未脱的少年，也有沧桑满脸的老兵；以民族而言，有中原人士，也有边疆壮汉；以神态而言，喜、怒、哀、乐、骄、滑、幽多种神情无法详列，每尊武士俑的表情、姿势都讲述其独特的身世、个性和内心世界。
为达到与人殉同样的效果，秦陵兵马俑千人千面，无一雷同：面形囊括中国传统所有种类，“目”字形脸，头形狭长；“国”字形脸，脸方稍长；“用”字形脸，额部方正，下颌宽大；“甲”字形脸，额部颧骨宽度接近，两颊肌肉明显内收，下颌尖窄；“田”字形脸，面形方正；“申”字形脸，颧骨处宽，额部和下颌尖窄；“由”字形脸，额部较窄，两颊和下颌处宽；“蛋”形脸，额部宽，下颌窄，整体轮廓如蛋形。不仅脸型，兵马俑的发髻与胡须更显神态、体态和心态：浓密胡须表现了粗犷和豪放，细巧工整胡须表现了机灵和干练，上翘式胡须表现了精力饱满，络腮式胡须表现了神态威严，飘逸式长须表现了潇洒老到……每尊人俑即是一条生命，即是一个战斗体，这由步兵、车兵、骑兵、弩兵组成的多兵种集团军地下军团，想必也随着已逝的始皇帝南北征战，横扫阴间。
物殉——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中华文明重厚葬，华夏民族事死如事生，未免死后物资凋敝，会将生前所用、所爱物品随死者带入死亡归宿，享用不尽，与生时无异。武关殷王陵的后母戊鼎，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中山靖王墓的金缕玉衣……考古挖掘的震撼讲述着古人拟定随葬物品时的安慰与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