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孟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命运
在百家争鸣进入高潮的战国中期，孟子以孔子的捍卫者自任。他力拒杨朱学派和墨子学派的异端邪说，攻击法家的耕战政策和农家的君臣并耕主张，言必称唐虞三代之德，著必述仲尼之意，忠实地继承、坚持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且，他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上说下教，到处宣扬其思想主张，作为显赫于百家论坛的儒学大师和德高望重的君子楷模，他受到了众多诸侯国君的礼遇厚待，齐宣王甚至打算在都邑给孟子一所府宅，用一万钟禄米供养他的学生，以便大夫们和国人们将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孟子学派在战国时代已然成为显学，《韩非子·显学》篇中就讲到孟氏之儒为儒门八派之一。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写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
荀子这段明显带有偏见的非难从反面说明孟子学派已被当时的“世俗之人”认作是孔学正统而传习。
但是，那是一个战火频仍、列国纷争的时代，“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荀列传》）。迫在眉睫的兼并战争是关系到各诸侯国生死存亡的当务之急。“秦用商君，富国强兵，魏楚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荀列传》）。孟子那一套“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第一章），欲以仁政王道，道德教化的力量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主张显然不符合形势的需要，“与所如者不合”，“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不能得到诸侯重用的孟子在失望之余，“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其人已殁，但其思想流传了下来，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仍迷信暴力，崇拜法术，定法家思想于一尊，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以高压手段强迫民众就范，而对道德教化不感兴趣。这一时期的孟子学派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赵岐《孟子题辞》中说：“秦始皇焚灭经术，坑杀儒生”，“孟子徒党尽矣。”不过，由于秦时《孟子》只算是诸子著述之一，尚未被认定为儒学经典，这才使《孟子》幸免于被焚。《孟子》没有今古文之别，正是这个原因。
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孟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可以麻痹民众，掩盖剥削；尊卑有序的伦理学说可以维护社会关系；以道德感化争取民心的政治主张可以缓和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能够巩固政权，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所以，孟子的思想逐渐受到特别的重视。
汉文帝时，在太学设置专科传记博士，把《孟子》同《论语》、《孝经》、《尔雅》一起作为解释经义的“传”来传授。传的地位仅次于经。
两汉之时，诸子著作中有人为之作注的，只有《孟子》、《论语》和《老子》，而《庄子》直到魏晋，《荀子》直到唐代才有人作注。注《孟子》者始于西汉的杨雄。杨雄对孟子的评价是推崇孟子的滥觞。他在《法言·吾子》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指出孟子在孔子死后百余年儒学式微之时，廓清杨朱、墨子的异教邪说，倡扬周孔之道，使得仲尼之说独尊于千古。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是《孟子》的重要注本。他在《孟子题辞》中称颂孟子说：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历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赵岐是首称孟子为“亚圣”之人。
晋代，玄学盛行，佛教大炽，儒家之说淹没不显。《晋书·儒林传》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但是此时弘扬孔孟之道的呼声并未停止。东晋咸康年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共上《请兴国学疏》说：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宏远代，明礼乐以示后生，所以导万物之性，畅为善之道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子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唐初统治者不满前朝儒学衰颓，斯文扫地的局面，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都是锐意经籍，颇好儒臣之人。据《贞观政要》所记：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为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
宪宗时期，处州刺史邺侯李繁作孔子庙，以孟子、荀况等从祀，这是孟子从祀孔庙之始。
中唐的韩愈，“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旧唐书·韩愈传》）。他极力推崇孟子，认为儒学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他认定孟子是孔门的正宗嫡传。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以上均见韩愈《原道》和《送王秀才序》）。
他甚至提出孟子功不在禹下，孟子的思想是“醇乎醇者”。
晚唐进士皮日休曾上奏朝廷，要求立《孟子》为学生必读之书。他在《请立〈孟子〉为学科书》中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又率于子者则圣人之盗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天惜其道不尽于秦。自汉氏得之，尝置博士，以专其学，故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
虽然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书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却是宋代始以《孟子》命题取士的先声。
五代后蜀主孟昶命母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和《孟子》十一经刻石，这是《孟子》被列为经书的开始。宋太宗时曾又下令翻刻。从此对孟子的推崇由文人学士进入到天子的朝堂。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子的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以恢张大教，兴复斯文为己任”，“尝谓诸儒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故访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新建孟子庙记》孙复）。孔道辅在邹县东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阳访到孟子墓，在墓旁首建孟子庙。宣和三年又定址于邹县城南道左。今天宏伟肃穆的孟庙，就是在此基础上沿革、扩建而来的。
宋熙宁四年，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改革科举制度。罢诗赋、帖经、墨义，而以经义取士。学子须各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和《孟子》。这样，《孟子》便成为学士必读，科举必考之书了。
神宗元丰六年，朝廷又诏书：
自孔子没，先王之道不明。发挥微言，以绍三圣，功归孟氏，万世所宗，厥惟旧邦，实有祠宇，追加爵号，从示褒崇。宜特封邹国公。（《诏孟子为邹国公牒》孟庙刻石）
这是孟子被首赐为公爵。
元丰七年，李梃奏请朝廷，请求按国公的享爵，赐孟子服九旒衣九章，并增修孟庙，朝廷敕令施行。这是朝廷首次出资修孟庙，首次诏定孟子塑像的服饰。
政和五年，孟子弟子乐正克被封为利国侯，配享孟子，据《宋史》：“兗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这是孟子始有配享和从祀。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认为它们分别为曾参和子思的作品，再加上《孟子》和《论语》，成为儒学四大代表作。朱熹悉心研究这四本著作，他为《大学》、《中庸》作的注解称“章句”，为《论语》、《孟子》作的注解因引用二程及程门弟子的很多说法而称为“集注”。因合其注解编就《四书章句集注》一书，简称《四书集注》。元仁宗皇庆二年，朝廷规定科举取士在四书之内出题，而且议论须依朱注。从此，在历经元、明、清三朝共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孟子》作为学子必读经典和应试必考科目，其影响、地位遂远高于其他高文坟典。
元廷祐三年，仁宗诏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夫人。文宗至顺元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写道：孟子百世之师也，方战国之纵横，异端之充塞，不有君子，敦任斯文，观夫七篇之书，惓惓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论。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诐行而放淫辞。可谓有功圣门，追配神禹矣……英风十载，蔚有耿光，可加封邹国亚圣公。
这是孟子首次被封尊为“亚圣”。
明清之际对孟子的尊崇如故。但在明洪武五年，朱元璋因不满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第三章）的大逆不道之说，诏令罢去孟子的配享，但在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下，次年又下诏恢复。
清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立巨碑于孟庙，亲撰《孟子庙碑文》：孔子没后百有余年，浸假及于战国，杨墨塞路，祸烈于曩时，子舆氏起而辟之，于是天下之始知诵法孔子，率由仁义。斯道之有传，至于今赖之。是以后世学者如韩愈、苏轼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洛闽之儒，咸尊为正学之宗传。
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三年立碑建亭于孟庙，并御制《亚圣赞》曰：战国春秋，又异其世，陷溺人心，岂惟功利，时君争雄，处士横议；为我兼爱，簧鼓树帜。鲁连高风，陈仲廉士，所谓英贤，不过若是。于此有人，入孝出悌，一发千钧，道脉永系。能不动心，知言养气；治世之略，尧舜仁义。爱君泽民，惓惓余意；欲入孔门，非孟何自？孟丁其难，颜丁其易。语默故殊，道无二致。卓哉亚圣，功在天地。
此外，乾隆还两度亲谒孟庙，叩礼参拜。
第二节孟子对孔学的继承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正是这样一个上承孔学，下启百代，使儒家思想得以有个分晓的思想家。
雄踞数千年中国文化主潮地位的儒家思想，其内部可分为“内圣”和“外王”两大流派。内圣一线的发展脉络是：孔丘——颜回与曾参——子思——孟轲——二程——朱熹——陆九渊——朱熹后学——王阳明——孙奇逢与李光地。
显然，孟子正处在这内圣一脉的关键点上。他在战国这一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大论争、大变革的时期，强调、发展了孔子的内圣之说，在人性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开启了宋元明的理学和心学思想，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我们就从孟子对孔学的继承和孟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考察《孟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自称是“仲尼之徒”，明确表示自己一生的志愿就是学习和继承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说创榛辟莽者。他的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的伦理原则，是儒学有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但是，孔子的思想体系有着学派创始者们普遍的遗憾：内容零散，理论缺乏系统严密的论证。翻开《论语》就可以发现，其中辑录的都是些随兴而发的只言片语。找不到《孟子》中诸如“齐桓、晋文之事”、“夫子加齐之卿相”等的长篇大章。孟子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展、完善了孔子的学说，使早期儒学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思想体系。这套系统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以“王道仁政”为“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方案，而“王道仁政”又以其伦理观和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天赋善端”则是道德、人性的最初基点。这套以“天赋善端”为出发点，以“治国平天下”为归宿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较之孔子的思想，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严密化。但是这套系统又不失孔门仁学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自觉这一基本精神实质，因此，它受到后世儒者们的推崇，将之视为“道之正统”传承推衍。韩愈在论及儒家道统时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择焉而为精，语焉而不详。
孔子之理，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进。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宣扬儒家思想，排斥异端他说使儒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是孟子对儒家思想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