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1949-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2)

此外，规模宏大、斯大林式建筑风格的主楼既是城市西南片区的中心，又和城市规划的其余六栋高楼一起勾勒出整个城市起伏的天际轮廓线，并成为城市地标。

3.2.2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

1949-1957年期间与中国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集权性、计划性转变相对应，大学校园也在国家意志导引下进行了联动调整，并采用了苏联式的尤其是莫斯科大学式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的模式构筑大学校园形态，其特征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别阐述。

1)国家意志下的大学校园调整

以“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规划、城市中大学的恢复和重建并没有既定的经验可循。因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相似状况下城市形态和校园的统筹发展，大学与城市、国家经济发展步调一致的成功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建设的样本。如前所述，首先国家出于工业和大学在地理分布上的严重不平衡的现状，根据城市及地区工业的发展计划对大学和专业进行了重新调整、配置。而在城市规划中大学应该如何布局，就当时而言曾有两种考虑：一是追随苏联城市规划模式，体现每个人是社会大机器的组成部分，个体在居住、工作和学习上的平等特点，对城市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城市大学被集中在一起放在城市附近变成大规模的“绿色工厂”来造就人才8；当然这也延承了在此之前中国近代大学一贯的城市近郊布局特点，甚至也暗符了古代书院所倡导的山林文化。二是，基于解放区高等教育的经验，认为将大学生、教师和他们的家庭都集中在一处会使他们与社会实际生活脱节，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政权的高等教育来自工农阶层、服务于工农的特点。因此，大学应该分散布局到整个城市中，工业区配备相关专业的大学，亦可以将大学的一些系和工厂一起建设形成综合体。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布局模式都与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有了本质的区别——从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校园选址、建设的各自为政，到国家经济、城市总体规划、大学校园建设国家意志下的统筹计划。

事实上，在1958年前是第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但1958年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口号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苏联这种扎根于欧洲文化传统的现代大学模式同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发展出的中国本土社会主义大学模式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冲突，并最终导致中国正规大学教育和建设的长时期停滞。1949-1957年期间，中国大多数城市按照第一种大学布局模式对城市中大学校园进行了整合，并决定了新建校园的位置——城市近郊与城市绿地、风景区协同发展。例如：南京市在1929年的“首都计划”中根据已建三所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位置欲将教育区布置在旧城中心之西南，建国后亦从尊重现状，并基于这一片区本身符合苏联模式的大学选址原则而调整、建设了七所大学——南京大学，校址设在原金陵大学；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校址设在原南京大学四牌楼本部；南京师范学院，校址设在原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农学院，校址设在丁家桥原南大二部；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校址在西康路；南京林学院，校址设在丁家桥；南京大学医学院，校址设在莫愁路。当然，苏联模式校园选址建设最典型的例子是规划北京西北郊“学院区”和其中八大学院的建设；并且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北京城市形态也有序向北扩展，在“学院区”从南到北修建了城市主干路学院路，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政法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矿业学院，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所有学校均拥有相仿的矩形校园形状、面积指标以及雷同的校园边界构成等。

因此，这种规划、布局模式毫无例外地抹杀了北京八大院校校园的个体性，而突出展现了由八个校园共同演绎的城市片区、甚至是城市形态的整体性和共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有组织、有计划大学校园规划建设。此外，第二种大学布局模式在这一阶段中亦有所体现。例如，郑州市在国家计划中偏重于轻纺工业，由此在建有国棉一到六厂的城市西郊相应创建了郑州纺织工程学院以利于同产业的联动发展。

2）苏联式形式主义校园形态与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融合

50年代新建设的大学校园形态对于新政权赞颂的“语汇”和“句法”是社会主义苏联式和中国传统的融合，就总体而言还是苏联规划理念的全面体现。首先，莫斯科大学前气派、庄严的入口广场和其正对的高大、对称的“工”字形主楼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大学校园的标志形象，显示出新中国在新的工业化和科技化下的时代自信心。例如：北京八大学院延学院路相对而设的广场和主楼；华中理工大学在原先归属于两所学校的校园交界处建立宏伟的主楼和广场，并由此确定了校园中心的南北向主轴线而达到整合校园的功效；南京工学院在50年代中期由杨廷宝提出的校园中心区规划设想中，为了形成具有社会主义象征意义的“工”字形主楼而拟在已建的西式大礼堂加建东西两翼，当然杨廷宝也没有放弃解放前其已经在一系列校园规划中运用并发展成熟的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借鉴和表述，在此次规划设想中结合中心区南北向中轴线两侧平行布局的图书馆、中大院、五四楼和中山院，拟在其间建设新图书馆和教学楼形成封闭四合院空间，以更好地突出北面“工”字形主楼校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次，5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理念注重城市的历史文脉、绿化配比，以及其规划从开始就是最终完成阶段全面体现的特点，也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校园规划的主导。因此，基于中国传统城市大都采用经纬纵横的网格型空间形态，新中国的城市也尽可能以方格网加环路的组织方式继续发展；而这种模式在造就了新建大学校园基地多为规整矩形的同时，也导致校园内部空间形态组织宛如微缩版本的城市空间形态复制；城市和校园与它们的描摹对象——苏联一样成为一个同形同态的整体（以中国方式）。另一方面，校园和城市一样在按功能要求划分了方格地块后，延地块周边布置建筑，并精心处理十字路口、广场、拐角房屋、标志性建筑等地块形态构成因素的位置甚至形状，这样能够取得完整的地块形象界面，展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尽管社会意识形态和目的不一样，但这种强调地块外向型道路形象的做法和1853年开始的巴黎城市美化运动所产生的效果何其相似。而在这种规划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比较一下同时期建造的北京钢铁学院校园与北京纺织厂小区，城市中不同功能和性质的两个区域却表现出肌理的惊人一致性：同样的垂直相交的格网道路体系划分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块状单元，每个单元均以道路为空间边界，不同建筑设施依大小嵌入一个或几个格网单元之中，形成二维尺度发展的空间；住宅区和校园中都用周边的匀质空间突出中间的南北或东西向主轴线，在这条轴线上布置大学或住宅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当然，大学校园在入口广场和高大主楼的表述上显示了与居住小区性质上的差异。

最后，苏联的规则、几何形的环境处理手法也成为当时中国大学校园景观形态处理的主流；但要指出这和上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院落景观的图案化处理手法同出一源——欧洲“学院派”规划。

可以毫不犹疑地说，1927-1957年间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两次转变给大学校园形态带来明显非理性跳跃的时期特征。“南京十年”期间国民党政府所倡导的突出“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大学校园，依靠水平序列的建筑组群和以垂直、平行轴线组织的院落空间变换取得秩序、封闭和庄严的象征意义。至为重要的是，这种源于中国古代宫殿形制布局方式背后的文化内涵完全能够体现当时国民党政府期望在民族主义外衣下达到的“党化教育”、严格等级要求和法西斯主义的纪律化“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旧政权推崇的成为腐朽、落后的代表，主要出于政治性目的而用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取而代之。但是，从根本上讲苏联大学校园形态是19世纪英国剑桥草陌式学院形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演绎——三边围合的入口广场突出了主要建筑在校园中的标志性地位，强调其对校园全局的影响以及校园其他构成因素与这个中心之间的主从、附属关系，而校园中轴线和两边的匀质空间构成是对无限功能主义和社会主义纪念性、民主性、平等性的追求。最后还要指出校园建筑上的中国式屋顶在这两个时期都为国家政府所赞赏和积极推行，但是它表现了不同的文化范式：国民党统治期间是中国传统复兴的文化单元表述，力图唤起人们对辉煌过去的记忆，以达到传统儒家教化和国家集权统治的有机结合；新中国校园建筑的中国式屋顶被加在苏联式形体比例的屋身之上，具象地讲述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尽管这种结合在艺术上看是不和谐的（与此前教会大学早期中国式屋顶与西方建筑屋体的生硬结合一样），却恰恰形象地表达了二元文化的冲突，即受西方影响的、注重功能和建筑单体形态的建筑文化，与缺乏单体建筑个性而突出建筑群体整体、综合和有机性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间的冲突，也反映了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假思索的全盘引进。

3)社会主义大学改造对校园形态发展的影响：机械性、指令性和生产性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大学在建国初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大学规划发展为依附于国家和各省、部委的行政指令。运用国家力量来促动大学的发展，在那个百废待兴、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能够确保大学在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也确保了国家急需发展的工业得到最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持。但是，脱离了大学自治，完全自上而下的大学校园建设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机械性、指令性和生产性的特质。首先，大学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取消了学院，采用校-系两级管理体制，这种对知识机械的、专门的而且过于注重其功能的模式摆脱了多学科、多专业交流所需要的复合、共享以及具有特性的校园空间形态构成，而趋向于可以将校园纳入机械、统一的被认定为符合社会主义内容的延校园道路划分地块“镶边”式的建筑布局方式。当校园道路尺度、道路两边的建筑物造型和尺寸在规划中有明确定义和标准时，大学校园的整体风貌也随之被统一化、格式化。

其次，与此前国民党政府推行“中国固有之形式”时期大学校园依靠纵横轴线串联或并联所形成的严整院落空间相比，这个时期校园中封闭的四合院落更像一个个仿照欧洲老城市或租界的“街坊”——由道路划分的“街坊”尺度较大并且彼此大小相仿，除由校园主入口、广场、主楼发展而成的中轴线外，整个校园没有形成明显的空间、轴线联系，各街坊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如果将大学校园比喻成生物体的话，那么它犹如单细胞生物一样，由几个或很多细胞个体（“街坊”）连接成各式各样的群体（校园），同时单个细胞体亦能独立存在，并不因组成的群体而改变其自身特性。这能否理解为是当时中国城市规划指导方针中“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9在城市大学校园这种特定功能区域中的映射呢？大学是生产国家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工厂”，而“厂房”和“产品”的一一对应正是摒弃资本主义大学机构、专业重叠设置以及校园庞杂繁乱脱离教学实质的有力手段。此外，从消费性到生产性的转化还要求大学能够自给自足，这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中教职工住宅、附属生活设施（包括菜场、商店、托儿所等）作为校园形态的重要构成元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依据。

最后，由于（1949-1975年间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物资由国家统一调配，大学校舍建设和当时的住宅、办公建筑等一样，国家有统一的建筑建造标准和投资额度。尽管这套标准是建立在资金缺乏下最大限度建设校园和力求展现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上的产物，但可以想象没有任何单一的、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建造标准能够完全符合大学中各个不同专业的教学实际需要。所以，针对这种功能要求和国家单方面机械限定之间的矛盾，大学也提出“合理建设、不合理使用”的口号。应该说这是造成1949-1957年间中国大学校园校舍建筑尺度、样式千篇一律的重要原因，继而不同类型大学雷同的校园建筑布局也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