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藏族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宗教界人士抗日爱国行为的感召下，藏族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1.支持红军长征，保留抗日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大肆“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途经四川、西康藏区时，红军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无私奉献。以白利寺着名活佛格达活佛为首的藏族同胞，在听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看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后，认识到红军才是藏族人民的亲人，穷人的救星，抗日的希望，于是就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他们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他们把当地必需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他们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自治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藏区的衙门，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抗日主张。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北上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僧俗上层的镇压与屠杀，藏族人民没有退却，他们不顾白色恐怖与迫害，想方设法掩护红军滞留人员和伤病人员。
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后来成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民积极帮助红军长征，客观上起到了保留抗日火种，间接支持抗日战争的作用。一大批藏族优秀分子参加了长征，为党和红军输送了新鲜血液，更是直接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去。
2.捐助慰问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藏族人民十分关心抗战，他们纷纷行动，为抗日前线捐钱捐物，以示慰问。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区着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和拉卜楞寺着名活佛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
1938年，康区着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联合在重庆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各大战区慰劳宣传。他们将在藏区募捐所得的金银首饰、钱币、氆氇等献给国家，并在各大战区举行慰劳前线官兵的活动。后来格桑次仁又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1942年他又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家乡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激励前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
1940年，拉卜楞寺着名活佛洛桑嘉木样·益西丹贝坚赞（即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他借助自己活佛的身份，游说于甘、青、川、康4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4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忠诚拥护中央。1941年，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两年后，他又委派其长兄黄正清（即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渝致敬，至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他捐献飞机30架，计国币600余万元，创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
藏族人民对抗日前线的慰问，从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斗志，他们对抗日的捐助更是从物质上对抗日前线的最有力支持，这都有利于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报效祖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3.组建民间抗日武装
在抗日战争中，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组建了许多民间武装，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其中首推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
1942年陇南大旱，民不聊生，饿殍载道，怀来仓·肋巴佛秘密召集各族兄弟，建立“饥民团”，并决定成立“反蒋抗日民族联军”。翌年2月，肋巴佛率领以“草登草哇”为核心的临夏、卓尼两县藏族、汉族、土族等各族儿女3000人起义，他本人被众人推举为“反蒋抗日民族联军”总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后，肋巴佛率领义军同王仲甲义军会合，联合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由张英杰担任总司令，肋巴佛、王仲甲为副总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军司令。肋巴佛率领义军一路斩关夺隘，连获胜利，使得国民党惊恐万分，蒋介石急调胡宗南7个正规军、2个骑兵旅，马步芳3个团，并联合当地驻军共同围剿义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失败，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隐蔽，并加紧寻找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另外，1936年同仁县藏族人民反对青海军阀拦阻红军，拒绝摊派出工，3个乡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人民因驻军横行不法，聚众包围了白玉寺，将一团驻军全部消灭。1936年中甸藏族农民组织暴动，反对苛捐杂税。这些农民起义武装，都和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一样，起初都是为了反对阶级压迫，后来在抗日形势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都逐渐倾向了抗日，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这是藏族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代表和证明，也是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的最为直接的贡献。
抗战爆发之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综观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以说，藏族人民的各个阶层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地参加抗日，藏族人民在战争中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功绩。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独立来之不易，藏族不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继续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出力。
五、藏族人民投身于全国解放事业
1945年以后，中国进入第三次国民革命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奋斗。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藏族民众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大军。为了支援部队进藏，西康各地都成立了运输队，藏族人民餐风卧雪，日夜兼程，按时把物资、粮食运到解放军驻地。云南滇西组织1000多人，600多匹驮畜，为部队运输。青海玉树地区雇用4000多头牲畜，组织300民兵，随军担负运输任务。解放军进藏部队到达甘孜时，藏族同胞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千方百计向解放军供应粮食，为解放军运柴草、筹马料，德格县一个地区的藏族人民在20天内就集中了7万多斤马草和10多万斤干柴。在藏区，像这样倾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藏族同胞还直接加入解放军队伍，解放其他地区。在解放滇西北的游击战争中，云南“边纵”第七支队首先成立的31团、33团、35团中，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的藏族战士组成的藏族骑兵队，他们英勇战斗、军功卓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时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分立两派，以摄政达扎·阿旺松绕等人为首的主战派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的利益，拒不接受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企图在藏东昌都一线抵御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昌都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谈判，这使西藏爱国力量受到巨大鼓舞，在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的推动下，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接受了和平谈判的意见，并全权委派阿沛·阿旺晋美赴北京处理谈判事宜。行前，十四世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拥护，西藏噶厦政府召开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大会，会后呈文给达赖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随即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愿“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也表示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支持和拥护。究其历史原因，固然与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晚年倾心向内，心系祖国统一密切相关。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指导下，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达赖喇嘛对3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这表明，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已经一同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之下，开始为新中国建设行使权利和义务。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委员，他们以行动支持新中国、新西藏的建设。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贯彻实施，对西藏和平解放和自治区成立付出巨大努力的西藏民众为此欢欣鼓舞。他们推动了西藏各地各级的普选，选举产生了各级政权。随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第一次以自由人的姿态参与到西藏建设中来，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