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幅度来看，西部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极低，与全国和东部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可能
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中，西部市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不到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幅度仅有0.1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城镇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西部市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10.9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近0.55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4倍。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相比，西部城镇化的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全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年均提高0.25个百分点，比西部市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的幅度快1倍多。虽然这两者具有一定的不可比之处，但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变化的相对趋势。改革开放以后（1978～1998年），全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年均提高幅度达到0.62个百分点，而东部市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年均提高幅度则达到1个百分点，均远高于同期西部地区按市镇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推进速度。这表明，西部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和东部的差距在继续扩大。
产业集群与西部农村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各国经济增长——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当今时代，发生了以下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主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城市化过程。”而工业革命的实践也表明，产业聚集从而引发的人口聚集是城市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农村的城镇化而言，也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工业化可以带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又可以为工业化提供更好的条件，两者相互促进。
按照城市地理学的观点，当今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统的城市化类型，即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集中，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又有城市是文化的地域扩散，它们之间是相互协调发展的。二是指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集中，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而没有或很少有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第三种是指有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而没有或很少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集中，这种类型表现为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
在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正出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生活方式城市化以及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逐步向城镇集中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多数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只有在少数特大城市才见到。正是由于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地域集中或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或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引起了城镇化。
产业集群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农村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为产业集群优化了要素配置。根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在产业集群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经济规律所驱使，人口与资本不断向城市聚集，互为因果。在循环累积因果作用力的推动下，使农村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明显呈正相关性。产业集群与农村城镇化是一种互动互利、相互依存、同生同长、共生共荣的关系。
一、产业集群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城镇化的本质就是资源和经济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城镇化进程就是资源和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而产业集群不能凭空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18世纪后期爆发的产业革命，使工业化成为近代经济的主要内容，工业化的特征是生产的集中性、连续性，要求在空间上有所集聚，正是这种集聚促成了资金、资源、人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上的高度组合，由此促进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产业集群化为推进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产业集群为城镇化集聚人气，没有产业集聚的城镇，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而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城镇的发展、人口的集聚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其次，产业集群化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资金保障。集镇建设投入大和乡镇财政可用资金不足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产业集群的发展使资金来源多元化，为城镇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浙江省各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资、共同开发”的思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大量的外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小城镇建设。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在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下，把乡镇工业功能区、标准厂房、公立以外的学校、医院等项目，最大限度推向市场，让民资投入。据统计，浙江省小城镇的多项建设资金，70%来自民间资本。
（一）集群经济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推动农村小城镇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偏居乡间一隅的空间环境成了乡镇企业生存发展的不利因素，向供水供电、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物资与信息商品交往交易方便的城镇聚集，便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乡镇企业的聚集发展要求引发了一场在中国城市化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造城运动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浙江温州当地务工经商农民兴起了一股造城进城运动，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市，聚集了一批较具规模的农民工商企业，形成了繁荣的专业性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并带动了运输、信息、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地乡镇企业的聚集中心和辐射中心。温州农民工商城的出现揭开了浙江城市化历史上的重要一幕，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出现了清晰的轮廓。
在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乡镇企业曾为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乡镇企业的布局仍然比较分散，大多数是设在乡村所在地。这种布局尽管显性成本比较低，但不利于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和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也不利于乡镇企业的改变低端竞争路线，紧紧停留在低成本竞争，而创新能力弱，长期来看，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
产业集群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要素聚集。产业集群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逐步完善的分工协作体系，使在集群内经营的企业可以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资源（如信息、默会知识等），更有利于企业发现新的商机和问题，促进企业的创新。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集群具有不断吸引资源地域聚集的磁吸效应。
城市是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地，也就是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人口集中度高的地方。因此，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企业作为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其地理聚集对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吸引乡镇企业不断向小城镇聚集，使其获得聚集经济效应，不仅通过逐步完善的分工协作体系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成本，还可以由于地理临近，有利于企业的衍生和形成密集的竞争，给企业以压力，并通过促进企业的交流合作来提高彼此的创新能力。企业的数量增加及其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可以推动城镇持续发展。赵蓓对晋江鞋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对该区域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
温州农民的造城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对浙江全省的城市发展起了示范作用，使人们看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乡镇企业的新路子。于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浙江全省范围兴起了一股小城镇建设的热潮。许多乡政府所在地纷纷撒乡建镇、圈地围城、修街造房，规划出生活区、商业区、乡镇工业小区，鼓励农民进镇投资办厂，引导鼓励企业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集聚。到1991年底，浙江全省农村建制镇数量达到700多个，比1985年增加了几乎两倍。它们多是依托块状经济发展起来的。如义乌依托小商品特色产业兴商建市，绍兴柯桥依托轻纺特色产、业形成新县城，永康依托五金特色产业建设中等城市等。在这个过程中，—批有较强专业特色和经济辐射功能的新型城镇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乡镇企业的聚集发展中心。随着浙江区域块状经济的发展，在温台地区、绍兴、宁波以及金华地区出现了小城镇密集发展的连绵区，从而使得农村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
广东也是小城镇快速发展的省份，其原因也是得益于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据统计，全省1551个市辖镇中，社会总产值超过10亿元的有274个，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占了194个，为该地区全部建制镇的46％。这些镇大多数以专业化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而形成企业集群，表现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结构。
（二）集群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规模扩大
城镇化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吸纳更多农业劳动力，使之成为非农劳动力过程。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城镇发展的拉力。从广东的经验看，产业集群具有人口聚集和企业聚集效应，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就业需求较大，吸引外来劳动力最多的地区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
产业聚集为城市化提供了支撑，明显放大了就业需求。一方面，产业集群由于企业的地理扎堆，会吸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向集群区域聚集，进而要求住宅、餐饮和生活消费等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关的服务产业配套发展，从而产生了就业的乘数效应。有关数据显示，1991～2000年间，广东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的平均比例为40.5%，转向建筑业的为13.1%，转向交通运输业的为4.2%，转向餐饮服务业的为28.5%。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更有利于企业的衍生，而企业的衍生，将进一步加大对要素的聚集作用。由于集群内企业的发展需要，为生产服务的销售、市场策划和推广、技术和信息咨询及相关的中介机构也引企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更多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例如广东的外商投资企业吸引了1500万人就业。
集群经济在促使企业向城市、城镇集中的同时，也带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市产业工人的需求。它不但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也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在浙江省104个区域块状经济380.1万就业人员中，有82.89％来自农村，34.56％来自非浙江省户籍的外来人口。照此推算，由于区域块状经济的发展，吸纳和转移农村劳动力达206.18万人。
义乌市以中国小商品城为依托，引来4000多家知名品牌企业设立总经销、总代理，300多家国内外贸易公司建“分号”，由此吸纳的外来劳动力超过30万人。义乌市31.6万农村劳动力中，已有22万转向二、三产业。绍兴的柯桥（纺织城）、金华的永康（五金城）、温州乐清的柳市（低压电器城）、嘉兴的桐乡（羊毛衫市场）等地方依托区域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为农村人口、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发展既必须具备的要素聚集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成为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强有力的支撑。
基于产业集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极大地推动区域产业和劳动力结构的互动升级。浙江省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从1985年的54.92：31.71：13.37发展到2001年的35.37：32.24：32.39，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三）集群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广大农村，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产业价值链不断延伸，从而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些农业产业集群和非产业集群。农村工业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必要手段。因此，要积极发展农村工业。这就需要立足农村的资源优势，通过发展本地企业和引进外来企业来促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一方面，要整合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农业产业集群化来带动非农产业发展，包括为其服务的各种配套设施生产、加工的小型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批发、零售业、商业、旅馆等。在某些区域在种植业一些商品性较强的养殖、花卉、药材及其初加工部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群；或依托某种优势资源，进行开发和深加工而形成集群；或在原来乡镇企业的基础上经过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产业群，如山东的蔬菜产业集群、河北清河的羊绒产业集群等。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外来资本落户本地开发当地资源形成聚集效应，逐步形成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也增强了城镇的经济实力，确立了小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促进城镇化进程。
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开发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例如，广东的外向型经济，使广东的中小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力的支持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其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达到94.2%。同时，由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创新机制，会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创新能力，为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