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研究思路及研究的框架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并不能改变绩效，它却决定人的行为，行为的结果体现绩效。绩效反过来验证制度是否合理。我们将这种逻辑关系扩展到企业，研究发现制度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绩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的整个理论建立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研究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逻辑过程的分析，以及产生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只要在经济理论中我们不放弃经济人的理性原理，人类对财产权制度的追求长期存在。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类追求财产有自然属性。对制度来讲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鼓励对财产的追求，另一种相反是抑制对财产追求。由于人类对财产权的渴望具有普遍的意义，财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符合理性经济人的本质的。我们通过文化的视角来分析西方财产权制度向产权制度演进的逻辑，因为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起着主导作用，西方在文化的主导下经历的这一演进，形成了有序的鼓励对财产追求的社会制度环境，并产生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制度环境恰恰是抑制对财产的追求，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对财产权漠视的环境，因而没能形成以财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有序的社会制度环境。转型期中国的产权改革也是没有个人财产权制度保障的改革，中国的改革由此受到财产权制度的约束。改革的绩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建立财产权制度是解决中国经济转轨中企业治理绩效的根本出路。
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首先研究中国经济转轨中出现问题的根源。然后，深入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中，找到中国企业治理的症结所在，并为企业理性选择治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展开：在转轨经济背景下，运用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构建解释企业治理的制度经济学框架-财产权制度和产权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内在关系-运用本文的研究成果解决国有企业和家族治理问题-理性地选择合理的企业治理模式。
本文包括导论和结论，共计有七章。
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文献回顾，我们看到，国外的研究起步早又成熟，国内的研究是借鉴国外的企业理论，结合中国企业的情况，解释和解决中国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制度虽已被纳入企业治理中，视为最重要的企业成长变量，但它仅仅指的是企业治理结构本身，而忽略了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
本章基于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西方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演进逻辑，与之相反的是，转型期中国在没有建立财产权制度的情况下进行了产权改革，中国进行的这种逆序制度选择是本文解释中国改革中企业治理结构低效的原因，并为改善中国企业治理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本章着重讨论财产权制度的确立与企业治理的内在关系。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的财产权制度没有确立，难以形成有序的社会制度环境。财产权制度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基础资源，比如信用资源和企业家资源。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内生性要求，信用资源越丰富市场越发达。信用的本质是财产权问题。如果没有所有者，就没有人去积极维护信用。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财产权制度。因此而成为低信任度文化的国家。另外，财产权制度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财产权制度安排有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挥。
本章是第六章的企业治理问题研究的基础。论述产权制度对企业治理及绩效的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发展到现代公司制，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反过来用完善的治理结构来抑制或克服代理问题。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逻辑的本质是对产权制度的变迁的对应。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越来越偏离仅仅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其主要表现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治理，体现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逻辑，因为企业的收益是各种资源的合作的收益。各要素的谈判力决定了在企业中的位置。企业所有权是产权的一般性特质的延伸和运用，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体现在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匹配与对称，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克服。
在企业理论的基础上，本章着重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国家族企业的企业治理问题。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中少数人对股权高度控制，产生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有产权固有的特性表明，国有产权的存在只能局限在特殊领域的资源。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在各个领域有相当的比例，在这种背景下，为提高效率，摆脱困境，国有产权开始将控制权转移，转给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于经济环境中，对它们的治理水平的提升，意义非常重大。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产权特征，导致了委托代理链的冗长，监督无法触及到关键的部门，内部人利益往往与所有者利益相冲突。家族企业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但它的产权结构也是不同于现代公司制企业，尤其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制度结构下，家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独特性，家族企业经常处于生存容易而发展难的困境。家族企业的产权结构在初创期总是单一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最独特的地方是关系治理，主要以家族关系来维持这种治理关系。因此它总是存在两面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日渐暴露出矛盾和冲突。按现代企业发展的特征，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也随之变迁，家族企业的产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成为必然趋势。
1.3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制度范式的分析方法。[5]这一方法是由西方制度经济学家所建立的，他们将制度作为变量，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就是明确要求从制度角度考察经济运行，分析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等。制度分析方法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的扬弃，从制度结构出发分析人类行为，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个人偏好和目的受制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个人偏好和目的，这种偏好和目的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既定的和稳定的，而是对其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揭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而且用经济学的方法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分析制度稳定、变动的原因。制度是激励、约束和保护个人行为的规则，从制度角度分析研究个体，旨在揭示整体对个体的影响。它的分析方法仍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整个理论体系仍受个人主义的支配。在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识，从而有不同的行为。制度分析中引入交易成本概念，比较交易成本的大小来确定制度的效率，也就交易成本概念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得以实现。诺斯以此方法来解释新经济史，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最有效率。一种制度的产生、稳定和变迁都取决于人们的成本-收益分析及以此为基础的行为。诺斯以经济学方法解释经济史，实质上就是以个人功利主义为基础寻找产权制度产生和演变的动力。霍奇逊对产权经济学从方法论研究后，认为产权经济学派的所有行为模式都包含着新古典经济人的理论传统。[6]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人的动机和行为、意识形态、资源配置等联系起来。尤其诺斯描绘了一幅产权制度、人类行为和目的、经济增长、国家兴衰、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变迁的关联图。[7]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传统的扬弃，在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中，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并有两条并行不悖且互相关联的主线：其一是对生产组织绩效的比较研究，他们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原则推广到了关于供给和需求本身如何受家庭与企业内部制度影响的原则，并且表明，服从某种最大化约束的经济人关于各种制度的选择都受到交易成本结构的影响；其二是对西方世界历史的经济阐释，由此建立了内生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理论联系。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8]
（1）对方法论前提假定的重新界定。这种分析方法首先将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假定作了重新界定，其分析方法是建立在三个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人类行为与制度具有内在的联系；二是人的有限理性，即人对信息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三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为自己牟取私利的追求。在这三个假定的基础之上来分析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说明了制度作为一种变量能够改变人们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分析方法奠定了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说明有了制度的作用，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这些生产要素才得以充分发挥作用；表明制度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
（2）演进的观点。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来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其实质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凡勃仑将制度的分析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中，以一种进化的世界观来分析制度，更关心导致经济系统发生变化的制度因素和制度变化的方向。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在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因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
（3）制度分析中的制度综合效应。西方正统经济学家虽然也承认非经济变量（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但他们在方法上，为了进行纯粹经济的精确性和完整性，总是假定这些变量对经济过程不发生作用，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关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9]这样一来，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也全随着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会使整个经济系统朝着某个方向运动。由于制度分析方法坚持这种信念，所以他们关注经济系统的整体，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那些“经济因素”，又考虑那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那些诸如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同生变量中。因此在研究中要求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融合与交叉，在融合交叉的背景下来研究经济问题。
（4）突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特征。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因而主张从个体人把握人类经济行为；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源于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因而准确把握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坚持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坚持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本文坚持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突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