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1.1.1企业的持续成长与发展规模表征着一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实力企业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是与市场结合却又不同于市场的协调资源配置的另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国家的繁荣富强最终靠的是企业的成长。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就是企业成长最好，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能成长起一批大而强的企业，这个国家就能进入最富裕国家的俱乐部。从Rajian和Zingales（1998）[1]的研究表明，现有企业的持续增长与发展对一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他们通过对全世界43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这些国家2/3的经济增长来自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大，只有1/3的增长来自新企业的进入。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要素生产率的提高，80%或以上仍然来自现有企业生产率的改进，新企业的进入对生产率的净贡献一般在20%以下。对处在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情况有些不同。例如，张维迎（2003）的研究表明，在1998年之后，中关村科技园区新进入企业带来的净效益，占整个园区贡献率的50%以上[1]，据统计，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只有7～8岁，民营企业仅2.9岁。而跨国公司的平均寿命11～12岁，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40～42岁，世界1000强的平均寿命30岁。这和西方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任何企业自诞生之日起，都会不断追求实力的增强、规模的扩张。企业只有在不断成长中，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之间的创新竞争不断淘汰落后的企业，留下成功的企业，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何种程度上被市场竞争所淘汰，或者说企业的生存在何种程度上由效率因素决定，成为我们判断市场运行的效率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转型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使得企业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市场而非传统体制下的行政力量。[2]
目前，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过20多年持续高增长之后，相当一部分企业都面临着成长困境。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大企业同世界500强的差距仍然很明显。[3]（1）中国500强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在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资产总额为33048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企业的资产总额为464927亿美元的7.11%。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合计8408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营业收入137290亿美元的6.12%。（2）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明显。在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为29.53万美元，人均利润额为0.29万美元；而中国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额相当于世界500强企业的14.15%和72.5%。（3）赢利能力差距较大。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共实现利润1335亿美元，而中国500强企业共实现利润423亿美元，只相当于世界500强企业的32%。严格来说，这些差距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差距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可见，企业成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新企业的不断进入来维持经济的增长，把现有企业的规模做大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1.1.2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治理结构安排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是西方财产权制度向产权制度自然演进的结果。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困难不在于简单地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而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所遇到的特殊难题。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是在现存的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基础上的改造，而没有经历企业制度发展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同时，难免会遇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惯性。具体来讲，中国企业，包括家族企业，没有经历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作为私人企业的重要组织，家庭管理模式被相当比例的私人企业采用，虽然家庭管理模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企业组织形式，但现实中家族企业在西方和中国旺盛的生命力，表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家族企业总是难以做大做强。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化模式导致经营者的选择与激励总是不能到位。我们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缺乏普遍承认和尊重财产权的观念所致。对财产的不同态度，产生对未来不同的预期，相应地出现对财产的不同处置。当财产不明确或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时，理性的持有人不会使财产无限增殖，反而是在有生之年多用于非再生性消费，对企业做大做强的意愿不强。总之，中国的企业也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进一步凸现。建立以财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治理结构安排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共同趋向。
1.1.3产权理论研究的深化是企业治理结构得以改善的前提杨继国和安增军（2004）研究指出[4]，企业理论演化逻辑基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起点是物质资本所有权（产权），非主流企业理论否定了“股东至上主义”的所有权逻辑，而“新资本”理论又否定了非主流企业理论“无资本”控制权的逻辑，从而回到逻辑起点-资本所有权逻辑，但不是“原始”的资本起点，而是发展了的有更丰富内涵的新资本范畴，这个过程遵循了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果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一过程表现为以“交易”为起点，发展为以生产为重点，再到生产与交易统一的企业理论。历史地看，它们分别代表和适用于古典企业、传统公司制企业和新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企业（现代企业）。这就是隐藏于不同企业理论流派背后的“规律”和“线索”。这一逻辑演绎过程表明，企业理论的演进逻辑、产权演进逻辑、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逻辑是三维统一体，三系统共生于同一过程，虽然三系统之间并不是平行的一一对应关系。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理论和社会历史共同发展的产物，其产权关系、治理结构、运行规则和管理特征在不同国家具有共性，产权关系决定了企业的有效运行是由科学的治理结构来保证的，这是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可见，公司治理结构在本质上体现着一种产权关系，对产权理论的深化研究无论对丰富企业理论，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都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对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以后，经济学家们就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回顾有关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命题的提出和产权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化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讨论得以从国外引进并逐步走向深入的条件和契机。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问题讨论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转型期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产权改革，强调产权制度与产权理论，而忽视了财产权制度的建立。中国企业改革也以产权改革为起步，比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然而，企业改革的效率没有预想的那样好，企业治理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改善。更为严重的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因此，我们对产权理论的深化研究，不应停留在对产权制度本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产权制度背后的财产权制度的建立。
本文立足转型时期中国制度供给不足的背景条件，依托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在现有企业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成长问题，为中国企业成长提供产权建构的理论支持。
在中国转型时期，制度设计原本就应有次序，也就是有先后问题，一旦次序颠倒，会产生逆序变迁的成本，我们目前恰恰进行着逆序的制度变迁。理论界最多讨论的是产权制度改革，而忽视了财产权制度的建立，甚至在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研究中往往把产权制度和财产权等同起来。事实上，财产权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直接影响到产权制度的形成。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演进是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改革先从产权制度开始，回过头来再强调财产制度的建立，这就是本文所认为的中国制度变迁的逆序演进，也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视角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