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财产权制度分析框架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理论框架。依托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立足转型时期中国制度供给不足的背景条件，主要围绕企业成长理论的演绎逻辑和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逻辑演进，探讨了财产权制度安排与企业治理结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和家族式企业的治理问题。本文发现了财产权制度对企业成长和企业治理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有坚实的财产权制度为基础，否则，企业治理绩效难以改进。本论文的思路建立在“制度-行为-绩效”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下，也就是制度决定了经济个体的行为模式，行为的结果体现了绩效，绩效反过来检验制度的合理性。我们将这一思路扩展到企业研究。
（1）本文围绕着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这条逻辑主线来研究企业治理结构。制度带给参与人稳定的预期。制度变迁是不断从均衡到非均衡又从非均衡到均衡的一个变迁过程，不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在转轨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起着主导作用。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西方文化在财产权制度向产权制度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文化促使“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理念的形成，确立了财产权制度。财产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财产外延的拓展和财产的潜在价值的不断发现，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关系变得更复杂化，产生了界定行为权利的需要，即产权制度。财产权制度演进逻辑就是产权制度形成的过程。因此，产权制度及其变迁不仅依赖于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社会财产权利意识的制度层面，即普遍形成尊重、承认和保护财产权的社会意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致使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同。中国文化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使中国长期处于没有财产权制度的状态中，中国因此缺乏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演进的逻辑起点。由此，我们断定转型期中国企业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是缺乏财产权制度的原因。在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这种深厚的作用，促使我们在探讨改善制度环境和促进企业成长的理论与实践中，必须结合传统文化的因素。
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这种逻辑关系为中国今后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转轨经济正在进行着从产权制度到财产权制度的逆序制度选择，这也许可以解释与产权制度完善国家不同的一些经济表现。
（2）财产权制度安排的实质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产权利的保护和责任，创建企业生存的有序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财产权制度既为企业治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又为企业协调相关利益者关系提供了产权制度保障。财产权制度是社会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企业效率不仅仅体现在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还受到社会制度环境的约束。社会制度环境对企业成长具有内生性的影响。离开社会制度环境，企业治理就会失去基础支持，有序的制度环境离不开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因为财产权制度的缺失导致社会信用和企业家等基础资源的匮乏。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对私人财产权利的漠视，致使财产权意识非常薄弱，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而影响到转型期的中国产权改革以及中国企业治理的效率。企业所有权是产权的一般性特质的延伸和运用，企业治理从低级形式演进到现代企业的高级形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的本质是对产权制度变迁的对应。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越来越偏离仅仅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表现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治理，走向“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逻辑。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体现在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匹配与对称，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克服。
产权保护的细化、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的尊重、对人力资本的重视都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制度要求。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很多企业认可并付诸实施，现实中的企业治理是利益相关者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它是由利益相关者各方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治理结构。尽管在缺乏财产权保障的治理结构可以在特定的任务下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财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的效率。
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的效率体现在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及其对制度环境的适应程度。各种不同企业制度的存在、发展与变迁都与企业自身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相适应，并与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预期利益相适应。因此，我们要重塑企业治理结构，体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这一逻辑。中国企业没有经历漫长的演变，中国的企业治理改革不应该简单地盲目模仿任何一种既定的公司治理模式。汲取不同企业治理模式的长处，无疑是改进企业治理结构的较佳选择。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加快中国产权改革的同时，高度重视以财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环境的建设是中国未来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向。认识到这一点并见之于行动，中国才有可能走出产权改革的困境，解决中国产权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7.2创新之处
（1）20多年来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渐进的重新界定所有权归属、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产权改革失灵的现象，产权改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以至于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产权改革方向。本文探索了中国改革效率下降的原因，中国的改革目前处于技术层面超前，制度层面滞后的局面。在技术上我们完全可以移植一些效率表现好的治理结构模式，但在制度上却不一定能保证它的顺利实施。在制度层面变迁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困难更大，变迁相对滞后。因此，在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之间存在时滞，从而影响了变迁的效率。可以说，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没有错，因为对私人财产权的偏爱是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产权制度变迁没有经历西方世界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逻辑演进，这种演进是理性演进，是对产权制度的强化过程。财产概念本身是动态的，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利益相关者数量的增加，必然要求以产权制度来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社会普遍的财产权意识是财产权制度得以建立和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薄弱的财产权意识致使目前的产权改革缺乏坚实的基础，这也许是我们解释和解决中国产权改革低效率状况的切入点，中国改革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弥补财产权制度缺失的缺陷。
（2）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构了企业治理的财产权制度基础，并提供了一种以财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分析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法。首先，本文在解决了产权制度背后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到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开拓了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思路。研究表明财产权制度以及由财产权制度演进而来的产权制度，对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中国企业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治理结构总是要适应制度环境，而制度环境的核心是社会财产权制度安排。其次，遵循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演进逻辑，文中把“利益相关者”企业治理理论作为研究中国企业治理问题的指导理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企业，选择“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利益要求的。
7.3进一步研究展望
产权改革和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本身是两个非常庞大的课题，虽然，本文试图构建企业治理结构的产权制度分析理论框架，但毕竟是一次尝试，不免存在许多问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1）对诸多问题的实证研究。首先，对企业家精神和信用的实证研究。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多属于定性研究，定量和实证分析不够。随着人们对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实质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把握，以及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实证研究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次，在企业改革理论中，产权理论与竞争理论对研究转轨经济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但在事实的争论中，总会偏向一方。要知道谁更重要，重要的程度如何，没有定量研究的帮助，很难得出清晰的判断。
（2）有关公司治理问题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公司治理效率有所改进，但在当前及未来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公司治理边界将出现扩大化和模糊化的倾向。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的发展，企业形态也出现了向更高级推进的趋势。诸如战略联盟、虚拟公司和网络组织等新型企业形式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公司赖以实施治理的基础已经不再是实际的控制权，因此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重新审视转型国家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问题。产权结构以及公司治理体制是内生的，给定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及企业特征，企业将采用最为合适的产权结构并形成相应的公司治理体制。在英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产权与绩效间显著的联系可能源于其更弱的法律系统。缺乏对投资者权利的强大保护，不能奢望企业能发展出类似发达英美的公司治理。相反，集中所有权是必要的，尽管它难免产生副作用，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股权集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