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区别可以用现实中的企业制度来说明。所有制作为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安排，表现为资本结构或股权结构（所有权结构），股权结构是指股份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包括股权属性和股权集中度。企业所有制作为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表现为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受制于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受各个国家和企业所处的具体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如政治、经济、市场、法律、传统、习俗和意识形态等。德国、日本和美国作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其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德日以银行控股和职工参与控制为特征，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很弱，从而导致了所有权的高度集中；日本以债权人“相机治理”和法人交叉持股为特征，侧重于内部治理；美国则以经营者控制为特征，高度依赖资本市场和外部治理，所有权集中度较低。尽管德日美三国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制度各不相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强国的事实，说明它们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是有效的。原因在于治理制度安排适应了各自的制度环境。由此可见，治理制度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国的治理制度出现了趋同的迹象。美国的治理制度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特点，但遵循着美国的制度演进路径，即通过构筑一个完善的董事会来进行。在德国，许多公司的监事会正在由一种表面上的形式向真正的监督机构变化。在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不得不对传统的治理制度进行反思，提出要改革董事会制度，加强股东和董事会的治理功能，并同时完善激励机制。这些变化可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可能完全是因为适者生存规律的作用，但并没有改变各自的特点。它们只是由于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才不得不在治理制度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这说明在治理制度的进化博弈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
（2）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171]
（a）不同的股权结构具有不同的企业绩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模型，由于资本市场并非完美，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相关。因为股权结构反映公司风险承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影响对管理层的监控、成长机会选择、自由现金流投资等价值创造和分配行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股本结构会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创造性的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的收入流和市场价值，如当内部股东经营者持有的股份降低时，其工作努力程度就会降低，而在职消费就会相应增加。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公司的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等公司治理机制均有着较大的影响。股权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公司的股份由哪些股东持有；二是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重大小。前者说明股份持有者的特性，后者说明股权集中或分散的程度。股权结构是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当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他们的行为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的治理结构就不会一样。[172]
在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Jensen和Meckling（1976）[173]认为，提高对企业有控制权的内部股东的股权比例，能有效地产生管理激励，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同时，代理成本的水平还取决于法规和合同设计。McConnell和Servaes（1990）[174]认为公司价值是其股权结构的函数，其经验结果表明Tobin的Q值与企业内部人持有股份之间具有曲线关系，当内部股东的持股比例从无到有并逐步增加时，Tobin的Q值随其不断上升，并在内部股东持股比例达40%～50%时实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从这些文献的综述中可以看出：①对企业外部投资人利益的保护是重要的。对投资人保护的法律、契约及其行使效力的差异会导致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并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应能够使公司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利益实现平衡，并与其对应的公司控制权相一致。②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区间效应，合理的股权结构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
中国学者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当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经验研究主要还集中在股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方面。许小年（1997）[175]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何浚（1998）[176]分析了上市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其经验结果显示，国有股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就越强。孙永祥、黄祖辉（1999）[177]的经验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的增加，Tobin的Q值先是上升，当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达到50%后，Tobin的Q值开始下降。陈晓和江东（2000）[178]认为，不同类型的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的作用是状态依存的，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对公司业绩的正面影响取决于行业的竞争性。在提高行业竞争性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减持国有股比例，提高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比例将能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200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国有股比重过大与公司业绩呈负的相关关系，而法人股比重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国内研究的结论倾向于认为，国有股权的集中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将国有股法人多元化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业绩。
对新兴市场，Xu和Wang[179]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股份构成与企业经营绩效会计指标之间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经营业绩正相关，而且法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比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表现得更显著，公司业绩与公司法人股比例呈现高度正相关，国家股比例则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关系。公司价值与外部股东的身份有关。如果基金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价值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如果有银行参与该基金，则有助于降低不利影响。[180]事实上，实践中并不存在最优或合理的股权比例结构。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历史条件、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在公司股权结构上也各具特色。无论在哪种治理模式下，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的规范程度，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与否，董事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外部治理因素都在规范公司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b）股权结构作用的发挥不可忽视市场结构。对于中国的转轨经济而言，当然有其特殊性，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产权结构。因此，产权理论在中国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普遍重视，所有权的转变被视为是转变激励机制因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最根本方式。不过，在私有化的浪潮风靡全球时，经济学家们却发现，单纯的所有制的转变不能解决问题。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某些产业，所有权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绩效；而有些领域，则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那么，就有人提出，所有权不是决定绩效的根本因素，市场竞争才是决定绩效的根本因素，于是，在经济学界，形成了关于所有权和市场竞争谁是更重要的决定绩效的因素的争论。这个争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线索，这就是产权和市场是密切相关的。任何关于产权绩效的研究都必须放在相应的市场结构框架内，否则势必会导致与产权理论假设不同的难以解释的结果。同样，任何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离开了产权这一重要因素，则会产生与一般市场结构理论相背离的很大误差。至少，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内，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和互不可缺的。于是，市场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就再度被提了出来。在中国，它与产权结构一起，应当成为研究绩效问题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在过去有关的研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往往人们只是单纯地研究某一方面，或是产权，或是市场，而没有将两者综合起来研究，这样就难免会产生偏差。
当把绩效问题放在市场、产权和两者互动发展的空间结构中时，可以发现所有权与市场结构是怎样相互决定的。当然，从结构到绩效，其间并非为直接的决定关系，而是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才能传递这种决定关系。企业行为在这个决定绩效的链条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传递作用。即使如此，企业行为也是有其必然性的结构基础的，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为是相应于特定的结构变量的组合。产权结构是决定市场绩效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分析中，不考虑这一因素，从刘小玄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中看到所有制变量的决定作用。[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