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
人物
.来库古
.提修斯
.梭伦
.庇西特拉图
.克里斯提尼
走出“黑暗时代”古希腊人随即跨入探索与创新的“古风时代”。城邦之花遍开希腊大地和地中海沿岸，在林立的，小邦中，斯巴达和雅典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开创了大相径庭的政治文明，谱写了希腊早期城邦的历史篇章。
希腊半岛上群山环绕，地形也因此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生活在这里的古希腊人原本分属四个部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多，他们逐渐突破了部族的束缚，形成了城邦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些城邦均是“小国寡民”型，都有公共集会的场所、卫城等，这是希腊人的一种政治创造。城邦的政治制度并不相同，各有特点，但当时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种政治类型——民主制和贵族寡头制。
在民主政治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梭伦改革后的雅典城邦，而寡头政治的最突出的代表则是斯巴达。虽然这两种政治制度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建立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上，都是希腊城邦的霸主。
尚武的国度——斯巴达
斯巴达是希腊面积最大的一个城邦，它几乎占据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半，约8400平方千米。它三面环山，南临地中海，海岸线平直，缺乏优良的海港，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斯巴达是南下的多利亚人经过不断征服建立起来的。他们首先占据了阿卡亚人居住的地方，稳固之后，继而又征服了拉哥尼亚人，把他们变为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后来，斯巴达人向西扩展，侵入领土肥沃的麦塞尼亚，将绝大多数麦塞尼亚人沦为奴隶，少数边远地区的居民屈从于斯巴达人的统治，成为庇里阿西人。在长期的征服和改革中，斯巴达逐渐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社会阶级结构：城邦的主人是多利亚人后裔的斯巴达公民，他们有权参政议政，享有土地使用权；第二部分居民是自愿降服的庇里阿西人，又称“边民”，他们没有公民权，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商业，必须向斯巴达人纳税和服兵役；最下层的居民是希洛人——被征服沦为奴隶，处境十分悲惨，没有人身自由。
在长期的争战过程中，斯巴达内部平民与贵族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城邦一度陷入了混乱状态。苦不堪言的斯巴达人迫切希望因为谗言离开斯巴达的王族来库古回来做他们的国王，来库古曾在出游期间学习各地的法律。
在众人的期盼中，来库古返回祖国，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先到著名的德尔斐神庙祈求神灵的帮助，得到了详尽的指示：修建神殿；组成新的部落与选区，创设包括两王在内的30人元老院，按季节召开民众大会；元老院向大会提出议案并宣布休会；公民皆参加大会且有表决权。
来库古遵照神谕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体制，还另设了5名监察官，以确保政令畅通无阻，他们由元老院提名，公民大会欢呼选出（通过呼声大小来决定是否当选）。30人元老院中，两王的权力很小，要受其它28位贵族的限制，所以，来库古改革后的斯巴达是一种贵族寡头政治。此外，他把全国土地按户平均分给公民，由希洛人耕种，斯巴达人则专门进行军事训练，防止奴隶的反叛，保持城邦拥有强大的武力。与此同时，限制工商业的发展，甚至用铁钱代替金银货币。这样，斯巴达成为希腊城邦世界中的另一道风景线，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崇尚公民平等，重视军事力量。
来库古将斯巴达人引向尚武的寡头政治道路，在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中走向强盛。王、元老院、公民大会各司其职，诗人提尔泰奥斯总结得十分精辟：“元老院应由神所尊敬的管理这可爱的斯巴达城的君王，以及高龄的元老开其端，而后由民众大会的成员来回答那正直的法令。”
民主与王位
起初，斯巴达由三个原始部落组成，实行军事民主制，三个部落首领在部落会议上都有发言权。后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到冲击，以斯巴达城为中心建立起了五个地域性组织（村社），斯巴达也随之进入了奴隶制社会。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后，斯巴达采取王国统治的形式，统治者由“首领”逐渐转变成了“王”，王位采取世袭制。“双王制”是斯巴达的一大特色。然而与其他的城邦一样，斯巴达的贵族也逐渐对“王”的独裁统治开始感到不满。他们联合起来，逐步削弱王权，从氏族议会慢慢衍生出贵族议会。接着，贵族议会把持了大权，实行寡头政治。不过，斯巴达“王”的位置仍然保留。
斯巴达就像是一个大军营，男女老幼无条件地服从于城邦。他们将个人的生命价值同城邦的命运紧紧相连，每个公民一生下来就有明确的成长目标，男孩要训练成勇敢的战士，女孩则要训练成为强壮战士的母亲。
在斯巴达，最为人称羡的婚姻是一对强健男女的结合。他们生下的孩子首先要经过官员的检查，如果婴儿健康强壮就留下养育，如有畸形、病态就残忍地抛弃。从婴儿开始，父母就要着重培养他们不怕黑暗、不大哭大闹、不挑食的习惯；到7岁时，男孩必须离开父母，接受艰苦的体育训练和严格的道德教育，这些都无一例外是为了塑造一名合格的勇士。体育训练以角力、赛跑、掷铁饼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强度也不断加大，除了锻炼强健的体质外，更为关键的是要培养毅力、忍耐、勇敢、忠贞等品格。他们走路不许穿鞋，终年只穿一件粗陋的衣服，吃的是粗菜粗饭。受鞭打是训练的一门必修课，定期在神庙进行，挨打时不许哭喊，要勇敢承受……到20岁时，斯巴达男子进入军营，接受长达10年的正规军事训练，每个人的军事义务到60岁时才结束，这就是斯巴达所有男子的一生——真正的职业军人之旅。女孩的命运也颇为相似，她们从小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魄，以孕育勇敢的下一代；斯巴达女子个个意志坚强，积极鼓励丈夫、儿子英勇作战。
如此严格的专业军事训练，固然使斯巴达军队以勇猛坚忍著称，但也是它致命的弱点。尚武轻文的传统扼杀了斯巴达人的创造力，他们缺乏丰富的文化思想，只有强烈的军事道德，斯巴达城邦本身就是一个大兵营。
民主的家园——雅典
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上，它三面临海，海岸线漫长曲折，有许多天然的优良海港。这里的平原十分稀缺，土壤贫瘠，多是崎岖不平的丘陵地带，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少困难，为了生存，人们自然而然转向海洋。不过，雅典的山林中蕴藏着宝物，有优质的陶土、大理石，还有金银矿物，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雅典的居民是爱奥尼亚人，在多利亚人南下之前处于血缘部落时期。之后，由于许多逃难的居民来到阿提卡，与当地居民混杂在一起，打破了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代之以地域关系。据说这个过程是由伟大的提修斯改革完成的。
相传很久以前，雅典每年都要向它的宗主国克里特的神牛进献7对童男童女，这让雅典父母痛心不已，王子提修斯决心杀死神牛为民除害，于是请求父王自充童男。国王被他的雄心壮志所激励，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嘱咐他成功之后回航时换用白帆。提修斯在克里特公主的帮助下征服了神牛，他兴奋极了，把父亲的嘱托忘得一干二净。老国王日日登高远望，当他看到扬着黑帆的船时，悲伤至极，投海自尽。
提修斯懊悔不已，继承王位后着手改革。他首先废除阿提卡原有各部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设立以雅典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实现半岛的统一。又将居民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只有贵族有权充任官职，农民和手工业者地位低下，无任何特权。贵族政治由此建立。
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是世人公认的希腊民主制的典范，事实上，它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改革而逐步实现的。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这是贵族发财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们变本加厉地剥削平民，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政局也随之动荡不安。公元前594年，古希腊“七贤”之一的雅典杰出政治家梭伦担任执政官，他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缓和社会矛盾。他颁布了解负令，取消平民一切的公私债务，恢复债务奴隶的公民地位；重新根据财产多寡划分居民等级，还设立了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打破原有贵族垄断司法的局面；同时鼓励发展工商业，提倡人人都学习一门技术。梭伦的这些举措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债务奴隶和随时有可能沦为债务奴隶的平民解救出来，亚里士多德说他“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城邦”。梭伦改革为雅典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梭伦离任后，雅典的社会矛盾又趋激烈，出现了三个政见不同的政治派别：代表氏族贵族的平原派，拥护梭伦改革、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海岸派，以及要求继续改革、代表贫苦农牧民和雇工的山地派。他们互不相让，局势混乱不堪。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在山地派的支持下，以武力在乱中夺取政权，建立僭主政治。他采取打击氏族贵族、扶持自由农民的政策，没收贵族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为农民发放低息贷款，资助他们种植经济作物，等等。庇西特拉图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承袭父位，但均未赢得民心，政权一度落入贵族手中。
公元前509年，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出任执政官，一场划时代的改革随之展开。他拆散血缘部落，按地域将居民划分至10个地缘部落中，每个部落都包括三个不同地区（平原区、沿海区和山区）的居民，每个地域再进一步分为更小的区域。这样，完全打破了血缘家族关系，消除了公民等级观念。他还将原来的四百人会议扩大为五百人会议，建立了十将军委员会，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谁被放逐。至此，雅典的民主政治稳固地确立起来，雅典人迎来了工商业高度繁荣的时代。
从斯巴达到雅典，就像从军营来到美丽的大自然一样，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虽然都一起从古老的军事民主制出发，但最终却分道扬镳，斯巴达强化了军事力量，成为尚武的国度；雅典发扬了民主因素，创建起民主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