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中间，我和援朝最亲近，倒不是我有意偏爱，而是我认为，是党把这个孩子教育大的，是托儿所阿姨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他又是在许多位老师和战士们的关心爱护下长大的。今年他又升到我这个班级来，身为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我应该在教育和教养上对他负全部责任。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一天，于明智同志从巴里坤出差到乌鲁木齐去，路过哈密，抽空到学校来看援朝，不巧，大队辅导员带着队员们到野外旅行去了。多么遗憾啊！于明智同志很想看看这孩子，在我宿舍里等了足有两个小时。因为怕误了车，耽误公事，他无可奈何地说：“等不及了。”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精美的画册，两只白瓷的、小巧玲珑的小羊，叫我转交给援朝，他还对我说：“这是我们连送给他的，等出差回来再来看他吧。”
九年来，巴里坤牧场的战士们，常常来看援朝，每次总是带点小礼物。因此，在援朝的宿舍里摆了许多画页、画册、小兔、小狗之类的物件。援朝很爱这些东西，更爱巴里坤的叔叔们。
眼看援朝初小快毕业了，领导决定把他转送到民语学校去上学。我自然清楚，党要把他培养成为哈萨克族的优秀子弟，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因此，也更加重了我的责任感。于是，我对援朝的言行观察得越来越多。学业上他是个优等生，品德上他是一块洁白无瑕的白玉，所以他是我们中队的三好队员。
最近，我仔细地观察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他特别喜欢洁净，天天洗头发，经常梳得很整齐，特别是这一学期，他常常背着保育员自己洗衣服，把小皮靴和皮卡衣擦得亮闪闪的（这是保育员的工作）；课余时间他常看小画书。我察觉到，在他那小小的、纯洁的心灵里，正在增添着新的血液，像一棵茁壮的幼苗，正在吸收着时代的甘露。我这样想：让他学习更多的知识，不能光局限在语文、算术那几本书里！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我再不想责怪孩子看画书了，就改口随便问了一句。
“当解放军，到巴里坤牧场去放羊，叔叔们会教给我的。”
孩子的话是诚挚的。他这种幻想，是很早就深深印在脑子里的。每逢巴里坤的战士来看他的时候，总是热烈地谈着羊只、草原，战士们把小羊说得活灵活现，把草原说得有声有色，把同学们都逗笑了，特别是援朝最感兴趣。援朝曾经要求我带他去牧场旅行，要不是路程太远，我早就满足他的愿望了。
星期六下午，同学们放学回家，都去会见他们的父母，我唯恐援朝有孤独、寂寞的感觉，总是约他星期日到我房里来看画书，或者是随我一起到野外去转转；可是，他总是告诉我，李阿姨要带他去看电影，张叔叔要带他去农场玩一天，保育员要带他去洗澡理发，同学们约他一起去玩等。所以，我觉得战士们是他的亲人，同学们也是他的亲人，是多少人在培育着这棵共产主义的幼苗啊！
这天下午，学校里突然来了两位陌生的客人，是师宣传科黄科长领来的。校长和我在接待室接待了他们。经过介绍，一位是翻译同志，一位是哈萨克族老牧人。老人身穿黑色袷袢，腰系一条镶银花边的皮带，足蹬长筒马靴，头上缠着一块褪了色的红色方头巾；颏下飘着一把大胡子，脸上布满了饱经风霜的印痕。他看了看在窗外游戏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深沉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黄科长介绍了两位客人的来历后，还特别强调提出：“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师党委的指示。”因为科长有事，说完他便告辞了。
经过翻译同志一番详细的介绍，我们了解了这位客人。
客人名叫卡宾其，老伴叫阿其汗，九年前，他们居住在巴里坤草原上，乌斯满、尧乐博斯匪徒经过草原时，硬要把他们一家带走，他们把刚满两岁的独生子，装在一只木箱里，紧紧地绑在骆驼背上。三天以后，匪徒们对他们说：“骆驼和娃娃都被解放军抢去了。”从此，他们便丢失了儿子。匪徒们逃到甘肃，老两口也被带到甘肃。1951年2月，匪徒们被我军包围了，匪首乌斯满被活捉了，哈萨克牧民得到了解放。后来，牧区进行畜牧改革，卡宾其分到了马、牛、羊和骆驼，他真正有了自己的牲畜。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成立以后，政府又贷给他很多羊毛，他家搭起了新的毡房，幸福的生活像春天的草原一样，天天变样。可是，他们老两口多么想自己的孩子啊！看到别家的孩子跑来跑去，厮打着，追逐着，把草原快要闹翻了，他们的心像坠着一个大秤砣。甚至在幸福的生活中也不觉得欢乐了。
客人说，阿其汗想儿子想得整天以泪洗面。祷告胡大，求询亲朋不知多少次了，然而，哪里有一点儿音信哟！她就把羊羔抱在怀里，疯疯癫癫地痴想，好像手里抱着的是儿子，阿其汗的眼睛哭肿了。
前些日子，阿克塞牧民们迎接了来自新疆牧区参观团的同志们，卡宾其从他们那里听到，哈密的兵团农五师师部学校里有个学生，是九年前从天山边拾到的，他很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呢？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其汗，阿其汗便认定是自己的儿子。
“说不定是别人家的孩子？”卡宾其对这件事情毫无信心。
“是我的孩子，昨夜我梦到一只母羊产羔了呢！”她一口咬定了。
“就算是我们的孩子，九年了，他能认识我们吗？我能认识他吗？”卡宾其的话是悲伤的。
“我的孩子我认得，他头上有羊羔眼睛那么大的一块伤疤，你忘了吗？”
“看看去吧，是你的孩子，解放军会给你的。”邻居们都来劝卡宾其。
政府干部来过好几次，劝说他到新疆走一趟，还答应派个翻译帮助他。于是，老人带着自己和妻子的痛苦，带着极其微小的一点希望来新疆了。
在翻译同志的介绍过程中，我看出卡宾其这位慈祥、善良的人，内心积压着极大的悲痛。他的头微微地颤动，两只眼睛不时地闪现出乞怜的目光。翻译刚刚讲完，他连忙站起来，右手放在胸前，向着我们深深地弯下腰去。
“我们一定尽力帮助他，如果是他的孩子，一定让他带回去。”校长首先表示态度，他对翻译同志这样说。
翻译告诉卡宾其之后，他脸上那充满痛苦的皱纹里露出了一丝笑意。
在我领援朝来看卡宾其之前，我唯恐认错了人，预先没有明确告诉援朝，含糊地对他说：“有个叔叔来看你，跟我去看看吧！”
他摇头晃脑地猜想着，像会见亲人那样高兴，我看着他，心想我再也不能含糊其辞了。
“是甘肃省来的……来认你的……”我照实说给他，并有意抚摸他的头，分开头发，但是，没有看到他头上的疤。
援朝怯生生地望着陌生的客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靠门的角落里，看得出他心中的忐忑不安，平时那股虎劲早已无影无踪了。校长把他叫到卡宾其跟前，他连头也不敢抬了。
卡宾其紧紧地拉住援朝的手，另一只颤抖的手拨开援朝右鬓上角的头发，仔细地找呀！找呀！翻译同志、校长和我一起凑到跟前看着，援朝低着头，困惑地一动不动。
突然，卡宾其像在深山里发现了珠宝似的叫道：“阿克列姆！阿克列姆！”他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眨了几下，示意让我们往他手指缝里看。我们仔细地看了又看，在援朝稠密的头发根里，藏着比黄豆稍大一点的疤痕。
翻译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儿子阿克列姆。啊！九年了，父子终于团圆了。我们都为卡宾其找到儿子而高兴。老人更是激动，抱住援朝的头，嘴里诵着经文，诵毕，又在孩子的头上亲吻着；但是，援朝却恐慌地把头扭向一边，然后，眼光向校长和我瞟来。看他那急不可待的样子，要不是校长和我在场，说不定他会夺门而出。老人拉住援朝的小手久久不放，一只毛茸茸的、粗大的手在那纤嫩细小的手上轻轻地抚摸着。猛地，小援朝把手缩回来，惊恐地跨到我跟前：“老师，我不认识他！”紧紧地偎在我的身旁。
“不，他不是我爸爸，我不认识他！”他由惊惧变为哀求，紧紧地拉住我的衣角。
这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对援朝来说是奇特的，眼前分明是个难题啊！怎样让孩子在短暂的时间里熟悉陌生的爸爸？而且不能在精神上给孩子施加压力。作为教师来说，在这种局面下，不只是教育，更要注意方式方法了。我和校长简单地研究了一会儿，便叫援朝出去玩去了。
卡宾其看着孩子从我们身边走出去，悲伤地擦了擦含在眼中的泪花，他失望地看着校长和我，又转过脸去看看翻译。翻译把孩子的话告诉他，他的脸色变得阴沉沉的，绝望而痛苦，在他那充满痛苦的脸上，立刻热泪纵横。
校长三番五次请翻译转告给卡宾其：“我们一定想办法让援朝来认爸爸。”卡宾其悲切地向我们陈述他的苦衷，不等翻译完一段话，便滔滔不绝地又说下去。
他的孩子生下来就容易得病，他和妻子常常为孩子祈祷。孩子快到两岁的时候，刚刚会迈步，夫妻俩盼望着孩子快些长大，能够跟在爸爸的马背上同去放羊，也好让阿其汗不再受累，能出门干活啊！可是，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伯西巴依看上了阿其汗，趁着卡宾其出去放羊，他钻进毡房，阿其汗抱起阿克列姆往外闯，伯西巴依从阿其汗的怀里夺过阿克列姆，摔在地上。阿克列姆的头碰在铁锅架上，鲜血流了出来。恰好，卡宾其赶来，伯西巴依夹着尾巴溜走了。从那时候起，阿克列姆像一只永远不会走路的羊羔，头上也留下了那个伤疤。
卡宾其的声音越讲越低沉，似乎从肺腑里倾泻着泪水！
我们听完他沉痛的回忆，深深地被感动了。我觉得，面前坐着的是哈萨克族牧人，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何况他又是我的学生家长，因此，我怀着极大的同情，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卡宾其把孩子领回去。
校长再三安慰他，要他在学校里住几天，多和援朝接近些，以便更快地建立感情，学校里决定给予一切方便，并负责说服和教育孩子。
第二天轮到我值日，我起得很早，围绕着操场、校园和宿舍转了一圈。太阳刚刚露面，我迎着朝霞，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计划和安排着今天所要做的一切。第一件事便是照顾卡宾其老人和翻译早晨的洗漱并问候他们。于是我便来到两位客人的房门前。房门紧闭着，我试着敲了几下，里面无人回答，我把门推开，床铺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莫不是老人失去了信心，他们走了？为什么也不打个招呼呢？莫不是我们怠慢了他，使他过分伤心了？
中午，小学生们把客人领到我的宿舍里来，翻译告诉了我他们的去处，原来是这样：
卡宾其一夜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就把翻译同志叫醒，要求陪他到城里去，翻译便跟他去了。他们买了些东西又急忙赶回来。
卡宾其要求立即去看援朝，我领着客人来到援朝的宿舍里。
一进门，卡宾其便把几包东西放在桌上。我指给他援朝的床，并告诉他学生吃午饭去了，马上会回来的。老人转过身去，有意地坐到援朝的床上，他摸摸漆黑发亮的床，摸摸洁白的被单和叠得整齐的花被子，还特别掀起枕巾，用他那只颤抖的手抚摸着枕头上的绣花图案。他的眼光从床上移到桌面上，仔细地看过桌上摆的画册、小羊、小鸽子……随即抬起头看着粉墙上张贴的画页，他入神了。他对这样舒适的生活环境，显得十分不安，久久地颤动着头，他急忙打开自己带来的纸包，一件件摆在床上和桌面上，好像要用他买来的东西把整个宿舍都遮住一样。
援朝进门来，立即收敛起他平时天真活泼的笑脸，低着头静悄悄地立在门旁。我们六只眼睛同时落在援朝的身上，多么希望他抬起头来叫一声爸爸啊！不，哪怕是笑一笑，也会给卡宾其老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啊！
昨天晚上，校长和我都跟援朝谈过话，我们发现这孩子的心理状态变化很大，任凭怎样给他讲道理，他总是在一边悄悄地低着头，一声不吭。对于一株幼小的嫩苗，我们不能让他受到强烈的刺激，必须把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慢慢地灌输给他，使这种关系和感情逐步正常化，这当然不是用强制和压服的方法所能办到的。我相信，昨天对孩子的谈话是初步教育，会有一定的影响和效果。可是，他今天还是那么恐惧，真使我心急。
我把援朝领到卡宾其跟前，卡宾其急忙把糖果、葡萄干摆在孩子的面前，把一双乌黑发亮的小皮靴竖在孩子的跟前，把一件棕色的皮卡衣提在手上，打量着孩子，又望着我们，好像在说，让孩子吃吧！穿上吧！这是他父亲的心意。
我明白卡宾其的心情，昨夜不得安眠，今早又拉着翻译老远地跑到城里去，花了许多钱买来这些东西，都是为尽父母之情，为了孩子啊！
“收下吧！谢谢爸爸！”我连忙对援朝说。
他丝毫没有理解父亲的心意，竟哇的一声哭了，哭得我心里也怪难受的。
援朝本不是爱哭的孩子，不论是在老师面前，在战士叔叔和阿姨面前，还是受到表扬和批评的时候，他总是耷拉着眼皮，就是不爱哭，所以我认为他的性格在男孩子当中还有代表性哩！
随着孩子的哭声，屋子里也凄凉下来。卡宾其和翻译同志把眼光瞟到我身上，我知道这又是要我表示态度了。
“好吧，把东西交给我，我一定负责转交给孩子。”紧接着我又嘱咐他们说，“以后再不要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了。穿的，学校全都发给他，吃的也很好，他和几个回族同学在一起，除此而外，每周还按时分有糖果。”
翻译同志传达了我的意思，卡宾其拉住我的手，又激动又高兴，他非常感激我对他的帮助，频频向我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