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养了 100 只鹅，有一天，他养的鹅不幸死了 20 只。于是，他赶紧跑到犹太牧师那里，向他寻求牧鹅的经验。
那位犹太牧师听完这个人的叙述后，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放牧的？”
“上午。”
“哎呀！怎么能在上午放牧呢，这个时间可不适合放牧啊！要我说，下午最合适！”
这个人谢过牧师后，高兴地回了家。3 天后，他跑到犹太牧师那里。
“牧师，我的鹅又死了20只。”
“你是在哪里放牧的？”
“小河的右岸。”
“哎呀，你又错了！怎么能在右岸放牧呢？应该在左岸。”
“谢谢您，牧师，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上帝祝福您。”
过了3天，这个人再次来到犹太牧师那里。
“牧师，昨天又有20只鹅死了。”
“哦，真的吗？我听了很难过。对了，你给它们吃了什么？”
“喂了包谷，包谷粒。”
犹太牧师坐在那沉思了很久，开始发表见解：
“这次你又做错了，应该把包谷磨碎喂给鹅吃。”
“牧师，真是太感谢您了。由于您的劝告，上帝会酬谢您的。”第3天，这个人有点儿沮丧但又满怀希望地敲着犹太牧师的房门。
“孩子，你怎么了，又遇到什么问题了？”犹太牧师关切地问道。
“非常不幸，昨晚又死了20只鹅。”
“不要紧，只要你永不放弃，常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的鹅在哪里饮水？”
“哦，它们在那条小河里饮水。”
“真是大错特错，错上加错！不能让它们饮河水，要给它们喝井水，这样做才是对的。”
“谢谢，牧师。您总是在别人遇到危难时用您的智慧拯救他们。”
这个人恭恭敬敬地出去了。可是 3 天以后，他再次来到牧师家。通过开着的门进来时，犹太牧师正埋头读着一部厚厚的古旧的书。
“牧师，您好。”这个人带着极大的尊敬说道。
“哦，孩子，你又来了，谢谢你的问候。对了，你的鹅现在怎么样了？”
“又死了20只鹅，牧师。现在我已经没有鹅了。”
听到这句话后，犹太牧师沉默了。深思许久后，他叹息道：“多可惜啊，我还有几句忠告没对你说！”
这个养鹅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对牧师的盲目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像养鹅人这样对权力拥有着迷信的不在少数。
应该说法律尊严是大于领导的面子和权力的，任何人不得有超越宪法与其他法律的特权。但现实是，不少地方官员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自己的面子要大过法律，自己的权力可以与法律抗衡。自己办的事，就算是违反了法律，也不能认错，甚至利用职权将错误进行到底。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这就是一些中国人对权力这一概念的认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一些中国人容易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给自己谋求利益的工具，而这种利益绝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财富，还包括精神领域的享受。
一言九鼎，万人服从，这就是很多人对权力狂热追求的精神动力。
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也近乎盲目，我们都不会陌生的是，领导一句话，多少人奉若神明争着献殷勤表功，拍马者出尽了丑，还有一些人对领导简直是一种迷信。
一、领导指示重于事实
有些人当了领导，就自以为自己的面子比他人“尊贵”了许多，在他们看来，自己掌握了权力，就是比一般民众高出一等的“贵族”了，不仅自己的话都是不容置疑的，甚至是犯下的错误也是不容反驳和批判的，否则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就是冒犯领导的权威。
据报道，有一个开发商在浙江省某县建了本地最高档的住宅别墅，182 套别墅在 2006 年以前已经销售一空，但是业主们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原因是该县一个县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表态说过，应该对该别墅工程罚款400万元。为了照顾该领导的“面子”，县国土局就委托一个土地评估事务所对该小区进行评估，该所评估后认为该别墅工程应补缴73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就在开发商准备补交这笔款项时再次风云突起，前面提到的某县领导仍认为“处罚太轻”。
随后，国土局向省国土厅汇报，由省国土厅委托市里一个事务所对该工程重新进行评估。评估结论是这样的：该别墅小区的开发项目“四证”齐全，现只超 1.016%的建筑密度而没有超建筑容积率，其本身不具有实际利益，故此种情形没有价值评估意义，并且目前尚无应予补交土地出让金的依据。于是国土局又将该事移交到了县审计局，审计局作出的结论跟国土局一样。
但是这样的结论让这个县领导的“面子”很过不去，于是就该别墅的产权审批就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拖延的时间越长，损失越大，吃亏的当然不是这位领导，而是别墅的开发商。为办证违约的事，开发商已经向业主们赔偿100多万了。据开发商说，每拖一天，违约金都要增加几千元。
尽管开发商没有违规，但县领导在大会上已经说了罚你400万元，你不交让他多没“面子”，省国土厅是政府部门，难道县领导的权力就是纸糊的吗？别以为你拿了“不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的省国土厅的报告，就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省国土厅比县政府的级别要高，这不错，但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省国土厅不是县政府的直属上级部门，所以县政府可以不按省国土厅的报告执行，并在省国土厅的报告上大笔一挥，“责成有关部门重新评估”，让省国土厅的评估等于一纸空文。
事实上，人家县领导是在与省国土厅比“面子”，谁的面子大，说明谁的权力大，冒犯我的面子就是冒犯我的权力，而在那些具有权力崇拜意识的人看来，这可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爱面子是人的自重的表示，也是渴望别人尊重的需要。但有些人当了领导，就自以为自己的面子比他人“尊贵”了许多，在他们看来，自己掌握了权力，就是比一般民众高出一等的“贵族”了，不仅自己的话都是不容置疑的，甚至是犯下的错误也是不容反驳和批判的，否则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就是冒犯领导的权威。
那位县领导就是这样，说错了的话也要下面贯彻执行，为了“面子”，可以浪费老百姓的钱财，不顾百姓的忧患，甚至死活。领导干部的面子为何要比老百姓的大？那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权力。领导干部面子的大与小，说到底，还是权力的大与小。
不久前，某市曾经发生过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类似事件：某市文化局的一些执法人员曾经无故吊销了市内两家网吧的营业执照。事后不久，这两家网吧的业主和代理人在文化局组织的听证会上据理力争，证明了前次对这两家网吧进行的处罚从执法主体、证据的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执法程序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听证会后，文化局的王主任在了解情况后也曾口头允许两家网吧恢复营业，对两家网吧的业主说：“既然情况这样，你们先恢复营业吧。”可没过几个小时电话打了过来说又不行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才了解到，因为对这两家网吧进行行政处罚是某市综治委下的“红头文件”决定的，上面还有市领导的批示意见。如果网吧恢复营业，岂不是说明红头文件错了，领导的批示也错了？这样一来，领导的面子往哪儿搁？所以，就算是对网吧的处理错了，也得一错到底不动摇。
又过了一段时间，正式处罚决定书送到了两家业主手里，仍然是吊销两家网吧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以及《工商营业执照》。两位业主此时可说是欲哭无泪，在再三向有关部门询问后，有关方面却含蓄地建议说：“吊销证照主要是为了顾及领导的面子，所以是绝对不能取消的，但是可以换个证件重新营业。”
众所周知，法律规定网吧证照是不可以转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两难境地的市文化部门既要顾及领导的面子，又得考虑业主的权益，于是默认了这种不合法的做法。于是，两家网吧又分别花了数万元“购买”了两个《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在办证的过程中无论是文化部门、公安部门还是工商部门都心领神会，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对他们的不合法的“买证”行为一路开了绿灯。
结果这两个网吧原地不动，摇身一变继续开张了，唯一不同的是两网吧都换了名字。
在法制社会，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该说法律尊严是大于领导的面子和权力的，任何人不得有超越宪法与其他法律的特权。但现实是，确有不少地方官员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自己的面子要大过法律，自己的权力可以与法律抗衡。自己办的事，就算是违反了法律，也不能认错，甚至利用职权将错误进行到底。权可以大于法，错误的可以大于正确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封建社会官本位意识在作怪。
二、权力崇拜无平等
久而久之，一些领导在工作、生活上对“领导优先”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如果没有得到“优先”的照顾，享受特别的待遇，就感觉有失身份，感到别扭，感到委屈；下级如果没有照顾好领导、使领导得到“优先权”，是工作不到位，是一种失职。
2004年7月20日，新华社报道了江西省某市在建设形象工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其中点名批评了该市设置领导专用电梯的现象。报道播出后，该市市委、市政府马上致函媒体，就报道中的问题分别作出解释。关于行政中心大楼内书记、市长专用一部电梯问题，来信解释说，这是因为政府会议室设在大楼最顶部，考虑到与会干部和领导同志上下电梯经常拥挤，以致延误会期，故不得已在程序上安排了一个会议专用电梯。
无独有偶，杭州钱江三桥收费站则专设了一个“贵宾车道”专供“外宾与领导通行”，也引起过路司机的不满，并被登报曝光。
一位司机对记者说：“为什么只供外宾和领导通过？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就不能过呢？我也是合法公民，我也缴纳各种通行费用，怎么我就不能过呢？”
说实在的，很多人在过路时看到这么一块醒目的告示，也会和这位司机一样难受——难道自己不是“领导”，就低人一等，就不能享受不必停车等候、不收费的“领导通道”，而只能排长队等候交钱，少一个子也甭想通过吗？
而且，这条路上通过的领导与外宾总是有一定数量的，是不是非得需要另辟专用通道，在没有外宾与领导通过时闲置浪费道路资源不可呢？如果有重要外事活动，临时辟出专道不行吗？拍马屁、媚权到这个份儿上，本质上正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说起来，媒体拿这个“专用电梯”和“专用通道”说事，也有抓倒霉的意思。因为“领导专用电梯”和“专用通道”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领导专用”设施就更加比比皆是，如领导专用小餐厅、领导专用厕所、领导专用休息室、领导专用病房等等。
在一些公用性的场合设立特别的“领导专用”设施，原本意义是因为领导工作重要、事务繁忙、时间紧迫，通过“领导专用”设施，改善领导的办公条件，使领导免受外界打搅，增强办事效率。可是，本来是为了工作便利的“领导优先”原则，在日复一日的实际操作中逐步演变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习惯思维，甚至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方便工作”的目的慢慢异化成了一种“待遇”、一种“身份的象征”。
于是，这一原则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是工作上，而且在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细节上，都要首先优待领导。久而久之，一些领导在工作、生活上对“领导优先”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如果没有得到“优先”的照顾，享受特别的待遇，就感觉有失身份，感到别扭，感到委屈；下级如果没有照顾好领导，使领导得到“优先权”，是工作不到位，是一种失职。
有权力者优先的逻辑使有权力者优先占有幸福资源，使有权力者享有权力范围内的最大、最多的特权，在这个时候，百姓所享有的幸福生活和有权力阶层所享有的幸福生活之间的差距，总是成倍地拉大，最终就会导致矛盾无法调和。而且，百姓好不容易通过个人奋斗争取到的那么一丁点儿幸福，也可能会被有权力者打着各种旗号强行剥夺。
保证领导开会、保证领导不被拥挤、保证领导不致延误会期？？保证领导享有优先的利益分配，这种领导优先的逻辑本质上是有权力者优先。
这种有权力者优先的逻辑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是水火不容的。对此，那些设置这些特权的人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为什么还敢在受到媒体和社会批评时，理直气壮地搬出有权力者优先的逻辑来回应媒体监督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不仅认为有权力者应该享受特权，而且认为根本就没有人能阻止有权力者享受这种特权。
三、权大于法成公理
“告状喊冤去”几乎成了遇到不平事时老百姓们的口头禅。往深层次探究，信“领导”不信“法”行为的背后，无疑是传统的权力崇拜意识在起作用。
四川省安县秀水镇有个“十上中南海”的“上访狂人”曾声汉，其父曾家顺是典型的农村小商人，解放前经营杂货铺，并有土地出租。
1962年8月的一天，曾家顺被通知到秀水镇开会，到会场一看，原来全是“四类分子”，对政治并不敏感的曾家顺居然坐下来把会开完了。从此，曾家顺被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当炊事员的妻子因“反革命家属”的罪名被清除出学校，儿子曾声汉自然成了“反革命狗崽子”。
曾声汉高中毕业后，爱好文学的他梦想着能到大学中文系深造，他虽然成绩优秀，但毕业推荐表上那句“其父是反革命分子，不能深造”的评语却彻底击碎了他的“大学梦”。
1965年8月，曾声汉第一次向当时省委、省民政厅反映其父的遭遇，要求解决工作。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曾声汉终于在当年10月参加了工作。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曾家父子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他们认为把他评成“四类分子”缺乏足够依据，又没有正式的“戴帽通知书”，所以他们到处“上访”，要求“平反”。但结果却遭致更大的打击。
从 1970 年开始，曾声汉买来了大量的政治、法律类书籍，开始系统地学习，同时购回了钢板、蜡纸，向上反映他的“观点”，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其父无罪。
为了到成都“上访”，曾声汉用自己挣来的钱购买了当时并不多见的自行车。从秀水骑车到成都，要一天时间，然后第二天再骑车穿梭于省城的权力、政法机关之间，为此，他骑坏了两辆自行车。1975年3月，曾声汉只身去北京，此后连续进京上访十多次，要求为其父平反。
1980年4月9日，安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70年的判决，对曾家顺免予刑事处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这是一次有实际意义的判决，已经60岁的曾家顺恢复了工作，并拿到了部分补发工资。曾声汉也因此恢复了中断10年的工作。
此时已谙熟法律的曾声汉认为 1980 年的判决仍然不合理，因为仅仅只是“免于刑事处分”，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宣布无罪。1984年9月2日，曾声汉再一次用大量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向当时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县人民法院申诉，要求对其父一案作“无罪判决”。
1985年8月19日，安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重新判决，撤销该院（80）字第24号判决，对曾家顺宣告无罪。至此，这起由特定历史造成的错案历时15年终于得到公正的裁定。
曾声汉为了使其家庭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奔走呼号了 20 年，直到36岁才结婚，其执著的精神令人感动，事情的结局值得庆幸，但事件的经过却留给人深深的思索，尤其是对于今天我们建设法治社会有更深刻的借鉴意义。
“告状喊冤去”几乎成了遇到不平事时老百姓们的口头禅。往深层次探究，信“领导”不信“法”行为的背后，无疑是传统的权力崇拜意识在起作用。我国自古以来封建传统法律制度中，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行政衙门”往往同时又是一地的司法机关，因此人们在内心深处常常不重视法律的权威，而默认权大于法的事实。
此外，“人治”模式的思维方式在很多地方也还相当普遍，老百姓认为有事就应该找领导，尤其找上级领导，上级领导还不行的话，就找中央。至于领导干部，也还是习惯于用批示的方法对具体案件进行干涉，下级官员则习惯于按批示办事。上级领导几个字的批条往往比法院几千字的判决书都好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具有强烈权力崇拜色彩，以人治为线索，贯穿上级领导、下级官员和老百姓的政治逻辑，形成了内在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群众在解决问题时对于找领导的依赖。
因为在可能的条件下，能见到的官员级别越高，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在百姓遇到卖瓜难、卖枣难、讨薪难的时候，如果幸运地遇到省一级、市一级领导干部“亲自批示”，往往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至于更高层的领导人，群众则寄予的希望更大。
不断地告状，不断地找领导，或者终于幸运地得到某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哪怕是只言片语，一切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
一些领导干部似乎也很陶醉于这种貌似立竿见影、为民做主的施政风格。现实中再经过媒体的刻意渲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心理暗示，进一步强化了找领导能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助长了找领导风气之流行，人们日益倾向于非程序化的解决之道，甚至诉诸于极端行为，以至于造成了要办事就得找领导，不找领导办不了事的怪圈的形成。
而高层领导的直接干预，纵使在个案上有助于实现公正，但这一方式本身却是非法治甚至违反法治精神的，流弊所及，将会导致更多不公正的隐患。
四、权力膨胀的“电老虎”
他们总是把正常的工作责任当成压榨、剥削、支配别人的手段，动辄摆出一副官老爷的派头，对来找自己办事的人颐指气使、作威作福。
大学生赵强在外边打工多年，2002年冬天终于把一个俊俏能干的媳妇领回了家，不过这次回乡，倒是让他着实有机会感受了一下农村“电老虎”的威力。
按照农村的习惯，虽然赵强在外地已经操办过一次婚礼了，在家里重新大张旗鼓地准备一些酒席，招待邻里乡亲也是必不可少的。
赵强是个新派的年轻人，不是特别看重这些繁文缛节，但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既然是父母的意愿，他也就无条件地接受了。随后就开始忙前忙后地筹备“婚礼”。赵强也是在大城市闯荡多年、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所以很多准备工作都是按照城市里的一般流行标准进行的。
婚礼很快准备就绪。当天一大早，盛装华服的赵强和妻子坐在小轿车里，率领一个由10辆小车组成的车队，绕着村子开了两圈，在村里人羡慕的眼神中，在震天的爆竹声中缓步走进了赵家大院。
赵强还特意请来自己在县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的高中同学做自己的婚礼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一贯以刁钻古怪的幽默风格闻名当地，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广大乡亲今天也算见识了一次名人，都兴致勃勃地听这个主持人主持着婚礼，现场不时响起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可就在主持人请这对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历时，现场用于放大音量的音响设备忽然一下子就失去了作用，主持人充满磁性原本在院落上空缭绕不断的声音立刻变成了蚊子哼哼，大伙不由得相互张望。
仔细一查看，不仅音响设备没声了，老赵家和附近邻居们家里，有好大一片地区的所有电器设备都停止了运转，总之就是停电了。
赵强的父亲老赵想了一会儿，脸色忽然变得死灰，喃喃地说：“糟糕，忘记跟刘电工打招呼了？？”
原来，在当地农村由于村里的电工控制着人们维持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重要资源——电力，所以一般都比较有权势。一般人家操办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可以不请村主任，但必须要事先和村电工打好招呼，或者请人家吃顿饭，或者干脆实在点送上一些“辛苦钱“也可以，不仅如此，还要客气地拜托电工在自己家办事的时候替自己家多多照顾一下，免得在重要关口停电。
可是老赵这两天因为特别高兴的缘故就忘记了跟村里的电工老刘打招呼，至于儿子赵强则全然不懂这套规矩。
婚礼正进行到半道，婚礼仪式怎样主持、用不用音响设备只是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可在老赵家里，雇来的厨师正在忙忙碌碌地做饭，没有电可不成。总之，也不能让大老远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再饿着肚子回家不是？
老赵就跟老伴、儿子简单交代了几句，出门亲自去找电工老刘。刚走不远，就看见电工老刘正领着自己的儿子小刘在老赵家所在的这条街道的道口的变压器跟前忙活不停。老赵老远地就跟老刘打招呼：“刘哥啊，忙着哪！我们家怎么停电了啊？”
“停电了吗？那正常啊，我们爷俩今天正好有空，就把这个变压器检修一下，所以就给你们家这一片暂时停一会儿电。”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上呢？我们家老小子回来了，今儿个正在举办婚礼——我也是老糊涂了，本来应该亲自去通知你们爷俩来喝喜酒的，就是太忙给忘记了。”
老赵谦恭地说。
“你家老小子今天结婚哪？你看我也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怎么也不能今天检修啊。”老刘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不过这个变压器有点儿毛病，而且还没有备用的零件，必须得去乡里现买一个回来，才能把电恢复上。”
“那得什么时候啊？咱们都乡里乡亲的，刘哥你帮忙想个办法吧，无论如何赶紧帮兄弟把电先恢复上再说，那面大伙儿还等着吃饭呢不是？”老赵一边说，一边给电工父子俩一人点了一支烟。随后还掏出二百块钱给小刘：“这个是给大侄子的跑腿钱。”
老刘搔了搔头才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村公所的零件拆下来先帮你把电恢复上吧。”
那个小刘年纪轻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和老赵拉拉扯扯不肯收那二百块钱，可突然一个身影快步插入两个人的中间，一把把钱夺了过去。
“爸，凭什么要给他们钱，他们分明是找碴儿！”来人正是久等父亲不回的赵强。
听赵强这么说，轮到电工老刘父子不满意了，结果和赵强争执起来，双方要不是被及时拉开的话，几乎动手酿成斗殴。赵强的婚事虽然后来也想办法进行了下去，但是却一直被不愉快的阴影笼罩着，家里也一直到晚上才来电。
类似赵强遇到的这件尴尬事，即使现在也不时在中国农村的偏远地区一次次地重演着。
很多农村电工素质有待提高，“关系电”、“人情电”、“权力电”现象仍在部分农村电工身上发生。在农村中，电工的地位确实不容忽视。在某些问题上，村主任也得听从于他们，这样就纵容了电工。
有些电工认为自己掌握着专业技术和管理权力，他们的话大家都得听，简直在农村就是横行霸道。个别农村电工面对权力头脑发热，行为作风把握不住，把电力部门授予的权力当做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没有很好地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以至于出现服务要报酬，吃、拿、卡、要等现象。
农村“电老虎”现象，只是国人权力崇拜意识和行为的一个侧面。其实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部门都广泛存在着类似的权力老虎横行现象。
社会上，很多人一旦掌握一定权力和责任，就立刻自我膨胀，不仅全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意识，而且把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当成一件合理合法的事。他们总是把正常的工作责任当成压榨、剥削、支配别人的手段，动辄摆出一副官老爷的派头，对来找自己办事的人颐指气使、作威作福。
其实怀有这种心态的人常常也是其他比自己拥有更大权力的人的受迫害者。可见只有不断地健全民主法制，把权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使其恶性膨胀，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
五、迷信专家成悲剧
敬重专家权威是人普遍的心理。敬重专家权威说明敬重知识、敬重能力，这本是好事，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过了限度，好事就可能变成坏事。
上海徐行镇某村的张大妈，最近就遇到这样一群打扮成白衣天使的“森林狼”：3月初的一个上午，一辆江苏牌照的小面包车开到张大妈家门前，车上下来5个穿白大褂的中年人，都打扮得文质彬彬、衣冠儒雅，自称是“上海康复医院”医生，来农村“学雷锋做好事，免费为老人检查治病的”。
张大妈平时有点儿肠胃不好，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碍，就向“医生”们反映了一下病情，一位女“医生”就开始给张大妈检查身体。
检查后给出了一个血压偏高、脾脏肿大，要彻底治愈的话需要花十天时间的结论，吓得张大妈心惊肉跳。然后女“医生”信誓旦旦地跟张大妈说：“虽然治病是免费的，但是医院要求接受免费治疗的患者办一张跟踪服务金卡，需要收取1000块钱，其中成本费30元，剩下的970元是押金，等到卡办好后连金卡一起还给你。”
张大妈为人节俭，本来不想交钱，可是禁不住几位“医生”一再劝导，最后也心想：“医生总归是不会骗人的。”于是拿出1000元现金给女“医生”。钱到手后，“医生”们甚至还装模作样地骗老太太说要到村委会盖章办卡，随之这伙人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张大妈坐在家门口左等没人、右等没人，才开始觉得有点儿不对劲。赶紧跑到村委会打听，却被告知根本就没有人来办理过金卡一类的事情，张大妈悔之晚矣。
事后人们责怪张大妈太不小心，张大妈倒是满腹委屈地哭诉说：“谁知道啊，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怎么看都跟真正的医生似的。”
假医生骗人事件近年来频繁地被媒体曝光，可以说是已经拥有很高的公众知名度。而且这些假医生根本不懂医学或不太懂治病，只不过是善于揣摩病人的心理，花言巧语地抓住病人的弱点，所以他们的欺骗言行其实是有很多漏洞和破绽可寻的，但是仍有很多像张大妈这样的人在面对这些假医生时完全丧失了判断力。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一些患者贪小便宜的心理作祟，更主要的是民间长期存在着对医生这类专家权威心理上的盲目崇拜。
敬重专家权威是人普遍的心理。敬重专家权威说明敬重知识，敬重能力，这本是好事，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过了限度，好事就可能变成坏事。对权威的敬重过了限度，到了盲目的地步，甚至盲目到迷信权威的白大褂的程度，就不是明智，而是愚蠢了。
更何况，专家权威也是人，也是可能犯错误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家权威，可以在某一方面专，但是也不可能是个万事通。甚至即便是在他们自己所精通的科学领域里，也偶尔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出错。
如果有谁认为是专家权威就不会出错，对他们盲目迷信，那么谁就不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清醒的头脑，做起事来非但不会成功，而且还会时时伴随着挫折和失败。至于那些貌似专家的伪专家的言论就更应该仔细小心，选择性地加以吸收。
不可否认有些专家确实非常专业，但是也有沽名钓誉的所谓专家，而且他们还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他们拿着高薪，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睁着眼睛胡说八道，到处参加新产品发布会，因为收了企业的钱财，所以利用专家的身份厚颜无耻地为一些伪劣产品大肆宣传，更为可恶的是一些经济学家或者股评家们，不负责任地为中国的经济胡乱出招，狂吹股市，让多少股民身陷其中。这些没有良心的所谓专家，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惯使的伎俩。这后一种专家和那些在街头卖假药的所谓医生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值得每个人时时警惕。
北京姑娘王海燕的治牙遭遇可以作为不能盲目迷信专家的注脚。
几年前，海燕由于自己的刷牙方法不对，把一颗牙齿外侧靠近牙根处刷出一条浅沟。后来虽然改变了刷牙方法，但是浅沟却不能消除了。年轻姑娘就总觉得那道浅沟的存在影响了美观，又经常听电视广告说不要等牙疼了再去看医生。朋友也劝她说可不能小看牙病，对人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一定要找个技术好的老专家仔细看看。海燕就被说动了心，终于在一个礼拜天特意起了个大早，跑到某医院专家门诊前跟着大伙儿排起了长龙。
好不容易到了就诊时间，走进门诊室，看到给自己看病的专家年岁最大，心中甚喜。海燕大老远地起早排了长队等专家看病，专家还以为她的牙有多严重的问题呢，就把海燕的每颗牙都仔细检查了一遍。
尽管他拎着个小榔头使劲敲打，可海燕并没感觉自己牙哪里有一点儿疼，海燕忙解释说：“我的牙外侧只有一条小浅沟。”专家一脸不高兴地说：“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你挂了我的号，我就要对你负责。”专家一边说，一边往手册上写着什么，“你这颗牙最少也要看两三次。”随后又拿起牙钻就在浅沟上来回钻，边钻边问疼不疼，并说疼了向他示意。
海燕越来越害怕，心想我的牙好好的，干吗非要钻眼啊，赶紧摆手说疼了。这时海燕那颗牙侧面的浅沟已变成深沟。
海燕就问专家要如何治疗自己的牙，专家解释说：“专业术语叫‘开牙花’，其实就是把坏牙的上面和侧面打洞，把牙神经杀死后补上。”吓得海燕忙说不治了。
在回家的路上，舔着那由浅变深的牙沟，海燕感到非常懊悔，路过护国寺附近的一家医院，海燕就进去挂了一个普通牙科号。一个年轻的大夫听完海燕的看牙经过笑得合不拢嘴，简单检查了就说：“还好，牙神经还没暴露。”海燕问：“如果露神经了怎么办？”他说：“露神经就要开牙花了，不过那位老先生给您钻得也快穿孔了，我给你再补上吧。”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年轻医生就把海燕那颗牙的深沟给补得完好无缺了。
专家也有不专时，盲目迷信要不得。世上没有永不出错的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专家权威，我们应持的态度是：不被他们头上的光环所迷惑，应该像看待常人那样清醒、客观。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他们的理论有个正确的认识，也才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正确的指教，获得有益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