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恋爱过的女人一生都充满遗憾。和自己的丈夫没恋爱就结婚的女人也遗憾。因为，男人看重婚姻，女人看重爱情。
女人眼中的爱情就是幸福。
母亲的幸福，是用她承受苦难的肩膀扛起了一座希望的大山。缺少爱情的夫妻生活，被抚养儿女的希冀掩盖着。用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无论如何，也不能解读封建和贫穷压抑下的普通百姓家庭平静了数千年的原因。“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母亲从清丽水灵的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过程，是如何演绎的，连我这个爱管闲事好寻根问底的亲生子，也没探出个究竟，更无法凭空想象。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试图通过追忆妻子与我热恋的情景，寻找母亲变化的迹象，但是在妻身上，怎么也找不到母亲那个时代的些许印痕。对母亲的深深眷恋，代替不了母亲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我只能在母亲曾经谈及的那些蛛丝马迹中游弋，发挥着自己的想象，权作对幕幕往事的扫描。即便如此，那些跨度太大的空镜头，仍然无法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完美的故事情节来填补。于是，我只好背负着缺憾，径直走到与母亲相识后有了记忆的那一幕。
母亲嫁给父亲，是命运给了她一个悲剧的开端。只是那时，母亲无法预料，而错当其为幸福罢了。父亲的家族，是一个人丁望族。每位嫁进这个家族的女人，都以为找到了依托；但命运最终并不都如人愿。更何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那一段特定的历史环境。一名男子，从大都市迁徙到北国荒野，连自己都说不清或难于启齿个中缘由，尚且生死难以预料，仅靠一丝婚姻的红线，凭什么承诺给对方最起码的幸福呢！
然而父亲娶了，母亲嫁了。或许父亲承诺过什么，否则母亲远嫁他乡的动机难以让人理解。或许母亲过于顺从自己姐姐的意志了，或许母亲太憧憬婚姻可能带来的幸福了，再者靠姐姐的付出换取读书的日子，是难以心安的。
婆家的人，没谁愿意向母亲谈及，她丈夫远在天边的缘由。但他们一定是让母亲相信了，方家等待着他们回来，到那时，方家会腾出一间祖屋来安置他们夫妻的。
嫁鸡随鸡，是女人继承下来的又必须恪守的信条。身为农家女的母亲，在自己家人那里，学到的只是忍耐和坚强。嫁做人妇的女人，没有现在，只有将来。只能选择将来的母亲，在婆家的劝说下，忍痛——那是一种揪心的触痛，是一个母亲在万般无奈下的妥协——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寄养在大伯子（我二伯父）家中，只身投奔到自己丈夫栖身的茫茫荒野中那个想象的属于自己的家。这一去，漫天的星光代替了都市的灯火。一个女人的身心，不，是她的灵魂凝铸在了北国漫天的风雪中，再也没有归路。
置身在风雪中，面对颤栗着的低矮的马架子房，母亲不平静的心中，如同眼前像葫芦一样的界湖，又被投进了一粒石子，翻起了人生漫长而又短暂的涟漪。
裹挟着寒冷的冰雪，净化了一潭忍耐沉寂的水；燃烧着希望的柴火，温暖了一颗追求幸福的心。倚靠着一个自己并不热爱的男人的不算宽阔的肩头，母亲开始了自己美丽的但不奢华的憧憬——那是她少女时就梦寐以求的。窗外的风雪，打击不了母亲坚毅的禀性。抗拒磨难，勇毅开拓，是母亲与生俱来的天性。从此，母亲和父亲，共同写下了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爱情历史；组建了一个充满温馨又包含苦难的穷白的家庭。“我在一片等待成熟的果园中耕耘，当我准备收获成熟时，却发现我的青春已成废墟。”这是母亲一生的写照，令我刻骨铭心。
今天的人们很难见到这种马架子了，城里的人不用说，见惯了高楼大厦，自然无法想象也很难相信，那时的人们是怎样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即使是在农村，二十一世纪的农民也难以形象地再现他的祖先是居住在怎样的境况中的。母亲在风雪之夜住进的马架子，我如果不是因为亲眼见过，也是无法描绘的。这是沼泽地上的一个让人见了难以忘记的建筑。用柳条编织的墙体，算作基础，因为没有砖，墙体并不牢固，但要急于住人，即使有树可供砍伐，也伐不出大树，谁都知道沼泽上是很难寻到大树的。要想安全，选择湖边建房，这是最明智的举措。因为湖边上的土地是最坚实的，又易于取水，只是湖边的风较大。为了防风，柳条的外面是用遍地都长的一种野草“小叶樟”编成的防风体，像那个时代的姑娘扎的大辫子一样，密密麻麻地编在一起，外面再抹上一层泥。房顶大致也是这样，一层柳条的上面苫上一层草，草的根部糊上一层泥，很像今天的旅游区建的情人草庐。
房内的墙壁和外墙是一样的，只是土炕是用土坯垒砌的，土炕的下边就是锅台，灶堂里烧的是树枝、树根、苇草。树根是最耐烧的，火苗舔着一口铁锅，锅中蓄满了湖水，湖水时常是沸腾的，用来饮用、洗漱，特别是它蒸发的热气充满房间，与土炕上散发出来的热量一同让住在马架子里的人感到温暖。我的一个邻家的小弟弟，就是因为站在土坯炕上，端着饭碗，急于吃到眼前锅中的玉米面糊糊，不小心一头栽到滚烫的锅里，被活活烫死了。那件事发生以后，各家都在灶台与土炕之间用土坯砌了一道矮墙，主要是为了防范小孩掉进下面的锅里。
母亲在那个风雪之夜，住进了这样一个简陋的马架子，我以为她是满足的，这毕竟是她自己的家啊。
母亲和父亲，是在此后的生活中渐渐地建立了感情，还是在共同哺育子女的氛围中默契了这种感情，旁人是无法猜测的。我只知道，父亲一直顺着母亲。经济上始终是母亲主掌大权。正因为这样，自我记事起，我和弟弟始终感觉生活在一种幸福中，虽然是在这样的马架子里。父亲慈爱，母亲也慈爱，我和弟弟被慈爱滋润着。这是我被接回母亲身边后，深有体会的。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天地被一片红色包裹着。整个中国，都在红海洋中沉浮。红太阳、红宝书、红袖章、红色电波、红色纪念章，吃饭用的塑料碗，身上穿的衬衣内裤，一切的一切都是红色的。红色一统天下的时候，学校也没学上了。为了不再受到类似“蛤蟆”事件的惊吓，父亲劝说母亲，携带我们又赴长春，在舅舅家中暂住。
舅舅家仅有的一间卧室，不足二十平米，挤下了七口人。窗外，高音喇叭大喊大叫，那是造反派和“保皇派”在打嘴仗。舅舅严令不准出门，我们只好蜗居在小楼里。但我和弟弟好奇，经常趁着舅舅不注意，偷偷扒着窗台向外张望。对面的楼房在我的眼中是那样的高大，它使我想起我们自己住的马架子，但母亲不让我和弟弟说我们住的情况，偶尔舅舅和舅妈问起，母亲就会抢着说是一座平房。傍晚，连舅舅也不再上街。据说，邻居家的大叔，上街买菜时遇上武斗，被流弹射伤，至今瘫在床上。白天，舅舅出门，大多是约上邻家的同事，贴着墙根走。
于是我们又转到姨母家。
身患肺病的姨母，依旧那样慈祥。姨母的慈祥，竟让我们忘记了她的病痛。每天，我们围坐在一盆高粱米饭前，抢着欢乐。没人会料到，姨母患的是肺癌，许是自己没当回事，许是那时的医术不高，当两年后确诊姨母患的是晚期癌症时，我们才记起已经两年没见到她了。
我们不知道，这是姨母告别人世前与我们相聚的最后时光。那时，她是那样乐观，那样会疼人，在她的眼神中，我们似乎只看到了生活的美好，看到了活着的乐趣。姨母用她的乐观，让我们坚信，明朝必是风光无限。姨母家的窗外有一株梨树，那时正开着满树的梨花。梨花似雪，芳香沁人心脾，现在想来，那满树梨花仿佛是特意为姨母开的。我清楚地记得，姨母喜欢站在梨树下，畅快地呼吸，甚至连飘落到她头发上的一小朵花瓣，她都不忍心佛去，而是小心地放到手心里，忘情地嗅着。
两年后，八分钱的邮票，捎来了姨母过世的消息。那时，我的脑海中首先闪现的，竟是那一树似雪的梨花。
姨母病逝，母亲受到的打击是惨重的。像慈母一样呵护过她的姐姐，一直是她的精神寄托。心中的圣女消失了，母亲失落的，不仅是沉痛的眼泪，更是心中的一种依赖。生平第一次，我看到，母亲冒死做了那时大逆不道的事——关紧门窗，在自家的灶堂里，为自己的亲姐姐，化一把黄纸。此后，母亲和姨母仅有的一张合影，母亲每晚必看。直到母亲去世，我才在母亲贴胸的内衣里，找寻到这张照片。
在我的影集里，还有一张相片。是母亲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画面上，澄碧的湖水，倒映着翠绿的杨柳。母亲站在柳岸旁，怀抱着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我清楚地记得，这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好心的姑母接母亲在长春小憩时拍的。母亲一生的南湖情结，大概都凝聚在了这张照片上。被母亲抱着的小女孩，是姨母的长子的女儿，小名叫“娜娜”——好像还是我母亲给起的。如今，这个当时给我的母亲带来过许多欢乐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几天前，我还接到了她的电话，通讯光缆传来她甜脆的声音：“大叔，春天我结婚。到杭州去，看您。”
栖居在杭州西湖畔，我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表哥家附近的南湖。它是长春的标志湖，如同西湖之于杭州，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天堂。若让我描绘南湖与西湖的不同，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像南北两个国度里的不同群体，即使各自家门前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溪抑或水洼，对于他们自身，都有强大的亲和力。亦如城市的美，深埋在各自市民的心中一样，这种魅力，植根在家乡的情结中。性情温和的西湖与禀性冷静的南湖，只可感性地去体会，却无法妄加想象。我的母亲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成为南湖边的居民，可她知道这只能是一个梦想。梦想之于现实是那样遥远。母亲在翻波涌浪的葫芦状的湖畔，常为这个梦想潸然泪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四个年头，是我的母亲最快乐也最悲痛的一年。
这一年，我娶了按母亲的标准选择的妻子。儿媳的孝敬，令母亲做了快乐的婆婆。母亲那时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是她在凄风苦雨中经营的结果。只有此时，我才见母亲的脸上挂着一种幸福的微笑，人前人后都掩饰不住这种微笑。“微笑挂在脸上的感觉真好。”弟弟的未婚妻也经常围着母亲转，哄着母亲开心，弥补了母亲没有女儿的缺憾。
如果生活真像母亲预想的那样，那母亲还会奢求什么呢！但是生活不仅仅和人开玩笑。
为了给怀孕的嫂子送去一些鱼虾，深秋的傍晚，弟弟与父亲约定，一同到湖中捕鱼。即将做爷爷的父亲欣然前往。
一对形影不离的父子，因此永远结伴，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