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像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叶剑英，他曾任红军参谋长。（后来我才知道，博古曾经同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矛盾，并由于在领导长征方面犯有错误而被贬职。我很惊讶，我们当时谈得那么投机。）
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将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10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们采取这个政策以后，便把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责为叛徒。在他们看来，利用革命的口号和传统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局面，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卑劣的政治诡计……
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国民党所要求的那样自行解散。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
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真空地带就是敌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动员群众，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数目超过了正规军。
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国民党的考虑是用中国的正规军对付日本的正规军。在这一对抗中，在海陆空方面都有着精良装备的日本显然占有优势，上海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考虑是：中国军队加上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入侵的日军作战，在这一对抗中，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为中国军民所包围，他们可以采取伏击、迂回和逐步消耗敌人的战术。平型关的胜利显示了这一点。
国民党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并不断壮大力量，所以尽量冲淡平型关的胜利，起初甚至避而不谈。蒋夫人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向她问到改编后的中国红军取得的这场胜利，她拒绝作答。她有很深的政治偏见。
上海沦陷后，日军越来越逼近，到11月中旬，南京的撤退开始了。
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我乘坐政府包租的一艘船前往。按照设计，这艘船只能载客几百人，但却上了3000人。中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双铺船舱里，更低级的官吏则挤在简陋的隔间里和甲板上。在统舱里，伤兵们乱横七竖八地躺着，你压着我，我挤着你，由于高烧、疼痛或寒冷，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我凑合着住在船上一间邮政局的小办公室里，同屋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国民党侨领和他七岁的女儿。这个小姑娘不停地起劲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已广泛传开了。
船上拥挤不堪，以至于甲板上的一位乘客站在船边小便时，不幸被挤得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幸而我们没有挨炸，因为天气一直雨雪纷纷，雾蒙蒙的。寒气袭来，冻得人发抖，所以人们宁愿冒空袭的危险，希望天气放晴，太阳出来。
如果我当时没有乘坐这艘船的话，也许会像合众社的年轻同事维尔登·詹姆斯那样，坐美国的“帕奈”号小炮艇离开。人们原以为它可能比较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它也挨了日机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伤亡。日美两国当时还不是交战国，这次突然袭击，使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然而这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日本同样还空袭了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造成的损失比较少，伦敦做出的反应甚至比华盛顿更加温和。日本是故意发出信号，试探它们的反应，意思是：不要挡我的路。这些低调的反应可能使日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把英美两国推一边去，它们最多不过抱怨几声罢了。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用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进长江里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揭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记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