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太原陷落后，在山西统治了20年的阎锡山将军认识到，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才能阻止日军，巩固其地位。他批准在临汾开办了一所军政大学，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讲授抗战的政治理论，八路军的将领们则担任游击战术教官。学生们、政工人员和军官纷纷到这所学校进修。与此同时，他向所有的县长发出了通告，要求那些没有能力积极领导民众抗日的县长立即辞职。还公布条例，规定了山西民众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本是早就应该做的事。这些条例一方面号召民众同军队合作，另一方面明确禁止无偿征调、强行拉壮丁和强制驻扎民房。
临汾失守后，在山西省活动的军队并没有向黄河对岸撤退，而是沿山西省西部边界迂回到敌后，在日军侧翼建立阵地。山西最初分为七个游击区，后来增加到九个。我们已经介绍了晋东北、五台山政府所在地的情况。我们也已经了解留在晋南的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多次进攻，阻挡了敌人在潼关渡黄河。在晋西北，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O师，在友军的配合下，挡住了敌人西犯陕西的行动。
在1939年1月至4月间，日军多次企图进攻西安，都遭到粉碎性的打击，未能得逞。“被征服的”山西不是日军的堡垒，而是中国人的堡垒。在太原失陷一年半后，日军只控制了山西省10%的领土，而且局限在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
豫北
简称为“豫”的河南省到处都是游击队。中国的文明是从这个干旱多尘的省份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发展起来的。这里也是古代中国和亚洲通商孔道的交汇点。省里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回民。这里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20世纪初作为西欧的生意人来这里做买卖的。
在军事上，河南是中国的大战场。多少世纪以来，敌对的两军都曾在河南平原摆开阵势，进行历史性大决战，使居民饱尝内战之苦。他们历来有强大的自卫组织，光“红枪会”就有150万人。内战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有60万枝枪流散在民间。
来自豫北的一个传教士向我讲述了日军占领后那里的情况：“居民们遭到屠杀掠夺，日军犯下各种暴行。但是，当日军没收他们的粮食种子去喂日军炮兵的澳大利亚大马时，老百姓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这些种子决定着他们明年的口粮啊。‘他们奸淫妇女，拿种子喂牲口，’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话，农民们不得不起来造反了，日军每天都遭到袭击。在公路上，日军的运输车遭到伏击而被摧毁。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日本人就烧毁整个村庄，杀死所有的居民。但这也无济于事。政治人员又到造反的农民中做工作。现在，游击运动遍及全省。”
多少世纪以来，河南匪患连年，使土匪人数大增。日本人来后，把这些土匪搜罗起来，组成部队，对其头目授以军衔。日本人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可以为他们效忠的中国军队。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的佛朗哥”。然而，他们的美梦破灭了，华北的一位英国作家对此作了如下的描写：
“有许多事实证明，这些部队并不可靠。现政权（指北平伪政府）创建的一些准军事组织中，有一支部队提供了一个例子。公安部直接领导的反共第一军军长李复和8月初在北平视察部队返回时，在豫北的一个镇被杀。袭击他的是参加他的军队的游击队。这种事情是很难防范的……”
“日本人原先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北平访问时，日本人正式承认了他的地位，他得意洋洋地进入豫北。在当地他以‘东方的佛朗哥’闻名。据说，一位意大利军官到河南，观看了李复和部队的演习，印象很深，给了他以上的绰号。”
在河南，像在别处一样，汉奸逐渐被消灭，而中国人民的抵抗则不断发展和加强。在“日占区”，“被日本人承认”就意味着死亡。在当时的中国，“佛朗哥”的荣耀是长不了的，不管他是昂首阔步在占领区，还是阴谋策划于重庆；不管他的名字是李复和，还是汪精卫。
河南与山东接壤。山东省简称为“鲁”。在黄河北岸重新建立起来的鲁西行政区，开始时同豫北差不多，但是不久就大大加强了，因为津浦铁路工会的工人战斗队和来自边区的大批政治组织者加入了它的行列。
据可靠消息，在黄河以北敌后活动的中国军队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超过60万人。较大的正规军是八路军，有10万人；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军队在晋西和绥远有7万左右；卫立煌领导的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5万中央军活动在晋南；还有河南和东北军的几个师在太行山。在战争爆发以后发展起来的几支新军队中，最大的是边区10万人的游击队。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小股游击队和地方自卫武装，而只是由中央指挥和控制的部队，不过，他们也可以分散成小股部队，以便进行游击战。
这些军事力量粉碎了日伪政府企图在占领区确立其统治的阴谋。他们把日军的控制限制在铁路沿线极不牢固的阵地上。为了保持这些据点，日军在华北投入了11个师、30万兵力，每年耗费帝国巨额钱财，但却除了抢劫一点东西外，什么也捞不回来。在军事上，日本不能动用这些兵力来对中国或者苏联发动新进攻，反而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整体进攻力量。
安徽
比较靠东的皖豫边区（“皖”即安徽），地形完全不同。这里是个山区，主要是大别山脉。包括新四军在内的游击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在1938年9月的大战中以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炸毁山上的公路（在那里是很难进行修复工作的），不间断地袭击敌人的岗哨和交通线，还拦截伏击敌人的运输车队。他们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最北部的新四军曾一下子夺得120辆卡车。
皖北之所以成为敌后有效的抗日地区，不光是得地理之便。这方面的功劳应大部分归之于组织群众的运动。这项工作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已经开始，敌人来了以后进一步加快了速度。
这项工作是由李宗仁将军的群众动员委员会开始的。李宗仁当时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兼任安徽省主席。在介绍台儿庄大捷的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委员会在保持徐州人民和鲁南前线的士气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在安徽也形成了这种自信和自力更生的气氛。
全省的中学毕业生都予以登记注册，从中抽调了2000人加以培训，然后担任村长、小学校长和民兵指挥官三种职务，像广西实行的那种制度一样。另有1000人编入群众动员小组，每个小组吸收15岁到20岁的男女青年参加，人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动员委员会发布的总指示的范围内，这项工作的具体部署由各单位以多数票民主决定。一旦做出决定，则以军事纪律保证其严格贯彻执行。小组成员月薪12元，以此保证其饮食和其他一切开销。
合肥陷落后，这些小组遭受严重挫折，一些小组成员被敌人的骑兵抓住杀害了。但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形势。一些青年继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另一些人则自动地拿起武器，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
在凤阳附近活动的一个小组在该城沦陷后的几个星期内就组织了一个有3000人的“红枪会”。在合肥附近活动的另一个小组成员把自己的月薪从12元减到3.5元，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了武器，一有时机，就拿起枪杀敌。和县是美国巴纳号舰被击沉后的幸存者最初避难的地方，在那里，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的一个学生跟他的同乡们一起组织了一支部队，用40条旧式火铳击退了首次出现在该地的一批日军侦察兵。在六安，一位25岁的从陕北公学毕业的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该城，接着发展成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从长江到大别山，转战该省各地。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组织的“女子服务队”跟随这个男青年服务团到敌后，去村里做宣传工作。
像其他以人民群众为主进行斗争的地方一样，在安徽省，统一战线也是很强大的。旧式正规军、新四军和许多游击队组织合作得很好。
中国青年非常佩服的三个人的名字同安徽的抗日斗争联系在一起。
章乃器先生是上海爱国的银行家，是战前由于进行抗日活动而被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后来是安徽省的财政专员，负责筹措游击战经费。
胡兰畦女士是一位进步的青年作家，她在留学德国时，曾被捕入狱，熟悉纳粹监狱的内幕。她领导着一批上海女工。她们把宣传、戏剧和流动学校结合在一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这部著作中，讲到这支队伍如何宣传军民合作。我在汉口见到胡兰畦时，她给我留下了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她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头戴钢盔，身穿军服。她满怀感情地向我描绘了她们初期工作的情况。当那些姑娘们第一次远远望见长江彼岸的抗日游击队员时，由于没有渡船，过不了江，便隔着广阔的江面，使劲地给他们唱歌。后来，她们同游击队员战斗在一起，什么江河也分不开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