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溪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任南康(治今星子)知军,五年致仕(退休),六年六月七日病卒。他在庐山这个第二故乡近两年的时间里,忙于南康军内的公务,忙于湓浦(今九江)莲花洞的家事,现在尚未发现他到白鹿洞书院视察的记载。由于周濂溪是北宋道学的先驱者,《宋史·道学传》曾列他为第一名。在100余年后的淳熙六年(1179),道学的继承者朱熹又到南康任知军,重建白鹿洞书院。周濂溪被尊崇为道学的祖师爷,因此,他在白鹿洞书院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朱熹崇拜周濂溪
朱熹原本信佛,他对佛教的唯心主义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他的家乡南剑州丹桂亭是程颢的得意弟子杨时的家乡,加上南剑州的道学环境以及朱熹父亲朱松与道学家的关系较深,因此,朱熹便转而向道学家李侗求学,成为李侗心目中学统的继承人。
淳熙六年(1179),朱熹到南康任知军,这里是周濂溪曾经任职的地方,朱熹在振兴白鹿洞书院的同时,致力于书院教育,而施教的主要内容就是道学。周濂溪的道学与书院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濂溪虽未到过白鹿洞书院,但他的道学却进入了书院,并享受祭祀,朱熹的作用不可忽视。
1.朱熹认为周濂溪是孔孟儒学的继承者
北宋初年对儒学并不重视。真宗时期,为了巩固统治,他要寻找一种能维护其统治的理论和思想,儒学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逐步树立了统治思想的地位。因此,周濂溪也就成为北宋道学的开山祖。朱熹在《濂溪书堂记》中提到:“道之在天下者可尝之,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道之托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天斯道之传者欤?不然,何以绝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他进一步认为:“自周衰而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至宋,受命五星集奎,开文明之运,而周子出焉,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会,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者,遂扩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传,焕然复明。”朱熹明确认为周濂溪继承了儒家的学说,并且弘扬光大了儒学。
2.朱熹对周濂溪的著作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
朱熹于乾道十八年(1173)曾著《太极图说解》,对周濂溪的《太极图说》进行了注解。《太极图说》在周濂溪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全文仅250字,文字简略,而含义深远,但许多学者对此文都有不同的理解。朱熹认为:“太极图,穷二气之所根,极万物之所行,而明主静之为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以当为修为者。”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阐述了做人的标准。这些论断在以往一些具有道家思想的先驱者那里已有过论述。《老子》一书提到“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庄子·天道》则认为:“圣人之静,非曰静也差,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矣。”
朱熹还著有《通书解》,是对周濂溪《通书》的解释。周濂溪的《通书》又名《易通》,是与他的《太极图说》互相联系的。《通书》全书四十章,书中许多地方直接引用《易传》,并且加以发挥。书中也渗透着《中庸》“至诚”和《老子》“无欲”的思想。
朱熹还著有《伊洛渊源录》十二卷,记录周濂溪与二程(程颐、程颢)交游以及与弟子交往的言行。
朱熹通过这些著作表达他对周濂溪的崇敬,并对自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进行阐发。
3.朱熹认为周濂溪是一个伟大的学者
当时人看到周濂溪“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还以为周濂溪是一个大政治家。及“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有仙风道氛”,又认为周濂溪是一个隐士,是一个崇尚道教、仙风道骨、超尘脱俗的人。“无有知其学者”,却没有哪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朱熹认为在当时“惟有程大中知之”,也就是程珦知道他有学问,而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他为师,后来二程也成为理学大师。而朱熹则是周濂溪第五代理学弟子,因此他对周濂溪非常崇敬。
4.朱熹到周濂溪的家里参拜
朱熹到达南康任上后,即与他的学生到周濂溪的家里参拜。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北渡石塘桥,西访濂溪宅;乔木无遗株,虚堂惟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荐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浑伦再开辟。”另有诗曰:“平生劳仰止,今日登此室;愿以图象意,质之中几傍。先生寂无言,贱子涕泗滂;神听尚不远,惠我思无疆。”这时的周濂溪家,已是“乔木无遗株,虚堂惟四壁”,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先生寂无言”,“竦瞻德容睟”,周濂溪的画上也蒙上了一层灰尘。朱熹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心痛,他只有“跪荐寒流碧”,“贱子涕泗滂”。
以上是朱熹上任后到周濂溪家乡所看到的。但是,朱熹未到任南康知军前,当时的江州知府曾经对周濂溪的祠堂进行过修复,并请朱熹作过《濂溪书堂记》。他在记中提到:濂溪书堂“荒芜不治者百余年矣。淳熙丙申(三年)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又以书来属某记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独幸尝窃有闻于程氏之学者,固得伏读先生之书,而想其为人”。因此,他欣然答应作记。“窃原先生之道,所以得于天,而传诸人以张其事如此,使后之君子有以观考而作兴焉。”这时,朱熹参拜了周濂溪破烂不堪的住宅以后,又参拜濂溪书堂,再赋诗云:“发明正学久无闻,千载寥寥独见君,喜有人能宏此道,定知天未丧斯文。浔阳遗俗堪垂训,湓浦流风又策勋。我率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音。”令他高兴的是“喜有人能宏此道”,“要令今古播清音”,要将儒家的道学永久地传下去。
二、周濂溪在白鹿洞的地位
周濂溪在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是很高的。书院为他设立了木主,进行祠祀,凡是在一切能设祀的地方都有他的木主或画像。他与李渤、朱熹同为书院所必祀。这充分反映了书院对儒家学者的尊崇,尤其是对周濂溪和朱熹的尊崇。
《庐山志》载:“宗儒祠,即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讲堂西。公闻,遗书撤之。殁后,开禧乙亥诸生遂于濂溪、二程及文公像,合祀于讲堂,后废。明,翟溥福为守,于大成殿左立三贤祠,祀李宾客、周子(濂溪)、朱子(熹)二公像于中,而迁李宾客于别室。”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宗儒祠记》载:“宗儒祠,旧名三贤祠,三贤祠者祠唐李宾客、宋周(濂溪)、朱(熹)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间,江西按察司佥事提学苏公止模周(濂溪)、朱(熹)二公像于中,而迁李宾客于别室。及副使邵公为提学,则又以尝从朱子讲学于洞者十四人从祠之,改曰宗儒祠……宗,本也,法也,又宗而主之也。大凡为之本而可法,使其宗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谪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为之本而法之也。其学也,则备以其趋而归之者,为宗。如《史记》云:道者宗清虚,阴阳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礼,墨者宗墨,而谓儒家顺阴阳,明教化,游文六经,留意仁义,宗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者是已……故曰:孔子殁而微言绝,孔子殁而百余年,幸而孟轲氏起焉。孟轲氏殁千余年,又幸而周(濂溪)、朱(熹)二公起焉。自周(濂溪)、朱(熹)二公起,于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传,莫不趋而归之……故曰:周(濂溪)、朱(熹)者儒之宗也。或问张(载)、程(颢、颐)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过化之地,而朱子实为章明洞学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把周濂溪和朱熹推崇到了最高地位,这两人俨然成为孔子、孟子以来最大的儒者。
杨廉《白鹿洞书院宗儒祠记》则进一步认为:“南康府白鹿洞书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则濂溪周夫子,暨勉斋黄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义何居?周夫子尝为守于此,朱夫子既为守,而又兴建书院于此者也。至于勉斋以下皆尝讲学于此者也……儒之道大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斯其儒之谓矣。二夫子大儒也,真儒也。勉斋以下诸儒也,醇儒也。”人们尊崇儒学,尊崇周濂溪和朱熹,是因为这些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毛德琦在《宗儒祠》条中系统地谈到了祠祀周濂溪的情况:宗儒祠,“旧为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堂西,移书撤之。朱子殁,开禧乙亥,诸生遂以濂溪、二程与(朱)先生合祀于讲堂。后废。及翟溥福为守,于大成殿立三贤祠,祀朱子、李宾客、周濂溪三先生,以陶渊明、刘凝之、陈了翁、刘道源配。弘治戊午,提学苏葵,止祠周(濂溪)、朱(熹)二子,迁李宾客于别室。提学邵宝配以朱子从游于洞者十四人。赵渊并祀象山,易名宗儒祠。万历辛卯,知府田琯以旧文会堂静僻,改置三贤祠。癸卯,提学钱槚增陈经归澔配享,仍标宗儒祠。顺治十四年重建宗儒祠,中祠周濂溪、朱紫阳、陆象山、王阳明四先生。两翼以林择之等十五人配。既朱子专祀紫阳祠,林择之等十五人俱随迁配享。今配周濂溪、程明先、程伊川、张横渠、邵康节、陆象山、王阳明诸先生。”
李龄在《重修白鹿洞书院记》中提到:“正统丙辰,东莞翟溥福继守是邦,仍其旧址复构殿立象,殿前有大成门。右有先贤祠,中白鹿(李渤)、左濂溪、右晦庵(朱熹)像。像前有二程(颢、颐)、张横渠、陈了翁、陶靖节、刘西涧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
李应升在《宗儒祠祭祀》中载:“祠祀周濂溪先生、朱晦庵先生、陆象山先生、王阳明先生……”
我们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历代均将周濂溪放在很突出的地位,对他祭祀不绝、尊崇有加。
三、以周濂溪的思想和著作进行构筑
书院的建筑是对生员进行教育的场所,因此,白鹿洞书院还以周濂溪的思想和著作构筑亭、堂,以使生员见到这些建筑后,联系到周濂溪的理学思想进行反省体察,以收到形象教育的效果。
1.君子堂
宋代的汤中能在白鹿洞书院为山长时曾做君子堂,以纪念周濂溪在理学上的贡献。“君子”,在古代是“有德者”的称谓。《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袁甫《白鹿洞君子堂记》说:《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称也。他认为,做一个君子,应该在“德”方面是完整无缺的。濂溪先生爱莲,曾作《爱莲说》以明志。凡是他住过的地方,都有爱莲池。在白鹿洞书院也有莲池,种上了莲花。君子堂“瞰莲池也,并题濂溪爱莲语,扁以是名”。“先生之学说贯天地万物,而独爱莲,何哉?”他进一步解释说:“莲亦太极也,中通外直,亭亭净植,太极之妙具于是矣。”把莲与太极相提并论,把周濂溪这位“君子”推到了最高的境界。
2.太极亭
太极亭,在白鹿洞书院明伦堂后屏山。其建筑有二说。一说是明万历年间知府彭梦祖建;另一说为明叶云礽建。明天启年间李应升编撰的《白鹿洞志》载有叶云礽《太极亭记》,讲到他做太极亭并命名的思想。他说:“余谒洞学,徐步圣殿之后,扪萝而上数百武(步),得平砥地方丈许,可亭也。”“乃规地奠基,鸠工庀材,亭焉。”此亭“遥与高美亭相主宾”,亭两旁有“鹿鸣亭踞其左”,“喻义亭踞其右”。诸生请名,因以“太极”名之。因此,亭名与周濂溪《太极图说》有关。
周濂溪的《太极图说》脱胎于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这种学说混杂着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他提到“无极而太极”,“五彩,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这些道理都说“无极”乃是宇宙万物最高、最根本的范畴,也就是说“无”能“有”,“有”产生于“无”。这与《老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是一致的。白鹿洞书院曾经讲授过周濂溪《太极图说》。朱熹有《太极图说解》,成书于乾道九年(1173),是对周濂溪《太极图说》的解释。
有的生员问叶云礽为什么将亭命名为“太极”,是否此亭“以左右分阴阳,而中为极耶?”叶笑着回答说:“太极,阴阳,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他进一步解释说:“吾夫子(濂溪)以前,‘极’散寄于万物,而‘极’之名未立。自夫子(濂溪)传‘易’,创为太极之名,而‘极’寄于名矣。濂溪先生有图,晦奄(朱熹)先生有‘解’,而‘极’寄于‘解’矣。余偶建是亭,而‘极’亦寄于亭矣。”
四、结语
1.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他们对那些凡能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理论和人物都加以利用和推崇。周濂溪的理学能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这也是周濂溪能在历代学宫和书院中得到祭祀的重要原因。
宋嘉定十三年(1220)六月二十日赐周濂溪谥曰元监司博士。
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为了视察学宫,乃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朕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有了皇帝的旨意,周濂溪等人便很荣耀地进了孔庙,与周公、孔子同受最高的祭祀。以后理宗又加封周濂溪为汝南伯,以示尊崇。
宝祐五年(1257),宋理宗又为纪念周濂溪而建的九江道源书院赐匾。
景定四年(1263),仁宗下诏加封周濂溪为道国公,由“伯”晋封为“公”。他在诏中说:“盖闻孟轲既没,道失其传。孔子言湮,人自为说。谅斯文其未丧,有真儒之间生。濂溪周敦颐,禀元气至精,绍绝学于独得……诚俾圣学灿然复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成继体,贵德尊贤,追念前修,稽之彝典,已从庙庭之祀……”
明正统元年(1436),英宗下诏修周濂溪祠堂,供祀周濂溪。
明正德元年(1506),崇祀周濂溪于九江书院。
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周濂溪又是建祠,又是加封,把周濂溪的学说视为“圣学”,白鹿洞书院本身就是一所以理学为基本教育内容的书院,周濂溪从祀于白鹿洞书院的祠庙就不足为奇了。
2.书院祠祀
书院的祠祀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说得简单一点,也就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祠祀,让生员学习先贤先哲的优秀品德,使生员在道德上有学习的榜样。例如文天祥在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时就经常到吉州忠节祠,学习欧阳修、胡铨等乡贤的优秀品德。
书院作为古代的教育机构,其教学内容,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其所供奉的则为儒家所尊崇的先圣先哲。在书院供奉的木主或画像有三大类:一类为世传孔庙中所供奉的人物,如至圣先师孔子,配以四圣(颜子、子思、曾参、孟轲)、十二贤(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第二类是社会上公认的贤哲,例如白鹿洞书院供奉的诸葛亮和陶渊明。前者被认为是我国人民聪明智慧的典范;后者被认为“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有高尚气节的人物。第三类则是对书院及理学有过贡献的人。这与佛教固定供奉释迦牟尼、观音、普贤、文殊、韦护、欢喜佛、四大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五百罗汉是不同的,与道教固定供奉元始天尊、三清以及各个教派的祖师爷有些类似,但大部分是不同的。对供奉的人物,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择。
3.书院的建筑是对生徒进行教育的场所
书院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尊崇孔子的礼圣殿(或大成殿),另一类是根据书院教育需要而构筑的。这和佛教的定型建筑——大雄宝殿、天王殿、弥勒殿、
报功祠毗卢殿、无梁殿、罗汉堂是不同的,也与道教只有三清殿、演教殿不完全一样。书院根据本身教育的特点,使后一类建筑各有千秋,丰富多彩。如白鹿洞书院设有宗儒祠、先贤祠、明伦堂、君子堂、崇德祠、云章阁、御书阁、文会堂、报功祠、春风楼等。这类建筑每个书院都不一样,但总的目的是为了对学员进行教育。白鹿洞书院不仅在先贤祠、宗儒祠供奉周濂溪的木主和画像,还根据他的思想、道德品性和著作兴建了莲池、太极亭、君子堂等,使生员对周濂溪的著作、思想和人品有更深刻更亲切的理解。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在熏陶和培养人才方面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