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这场如风“网恋”不久，我的工作有些意外地发生了变动。本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报考了一家杂志的文字编辑，却没想到因为将《走向广阔》的命题作文无意中与网络作了紧密联系，竟被招到了该刊物新成立的网站，担任“校园”和“情爱”两个版面的内容策划兼编辑工作。当我将策划写好，再与同事们所写的比照时，非常具体地明白了“七岁”何以总是说我“务虚”。如今看来，我那些想法也不算落伍，就是尽可能地让大众参与。可我并不知道，这在当时，只是一厢情愿。我那“云山雾绕”的策划案，经理完全看不懂，我起的那样栏目名在经理看来也完全不着调。经理找不出他的“赢利点”在哪里、如何能尽快圈到钱。初出茅庐的我，满脑子的“生活”，对“生存”太不了解了。
正当我万分尴尬又无从解释时，有位男同事挺身而出，以极强的条理和逻辑性向经理描述我的想法，并申明学生们会喜欢这种类似个人主页的感觉。有人喜欢何愁点击率？经理听到此处，面孔终于绽放。他决定，这个网站，除了我的栏目，其他必须风格统一。
我很感激地冲这个尚还陌生的男孩点点头，他不在意地笑笑。经理指定由他作我栏目的网页设计，此时我才知道他叫N。他有些好奇地问我“你是不是还没毕业啊？”“我都工作3年了，你怎么会这么想？”他踌躇了一下，还是干脆地说了：“我觉得你好像不谙世事，特别天真。”他的评价让我好一阵儿低落：怎么努力了这么久，还是原地踏步呢？
当时在网络公司，待遇可算优厚，但工作内容极其无聊。平均每个栏目填充过10篇文章后，经理就不许再于这方面下工夫了。他号令所有内容编辑到各聊天室或上QQ找人聊天，然后想方设法介绍他们到自己栏目来，以迅速提高点击率。而我们的薪水与点击率牢牢挂钩。
工作很无聊，看在薪水的面子，我决定再坚持一阵儿。
后来，经理有关突破点击率的脑筋，又动在了举办各种网络大赛上，跟风跟得不亦乐乎：校园女生选美、个人主页比拼、创业项目投资……而这每一项活动，我都曾分外投入，经常和技术人员一起忙到夜不归宿。其实，并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那时的我很认真也太天真。我当时最无法接受的是，没有诚信。经理对合作方的允诺从不履行。虽然对方深知我只是传声筒，我却感到一次次被愚弄。在全国网络公司大裁人之前，我就悄然引退。
当时既没明确的目标，也没执著的理想，只不愿再作情感类栏目的编辑。我很快找到一份文化公司的工作。面试时才知道，这家公司刚刚成立，而且是商人有钱后必附庸风雅的典型。员工目前只有两个人。虽然大老板是实实在在的商人，可应聘我的顶头上司杨总却是个自称最怕言“利”的纪录片人。他告诉我，目前公司正在筹拍电视剧。我觉得很好奇，又想起N说过做电影导演的理想，就很干脆地应下这份工作。
杨总的确待我很好，刚开始没片子拍那阵儿，我上班的内容就是与他在办公室共赏佳片各抒己见。或许因为太年轻，这种悠闲、自在的工作反而让我不很适应。我总在催他，什么时候才能拍片儿啊？电视剧因为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开拍，而在网站工作时，我和N已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算是开始恋爱了。
当年我和N，如今看来是一种“水至清则无鱼”的关系。我爱过他吗？当年我会斩钉截铁地肯定，虽然连一个KISS也没有。那时我所坚持的，实在太不“与时俱进”。而当时爱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拥有“理想”，我特别向往能将自己的兴趣与安身立命相系，却左思右想不能如愿。
过了一个多月，我和杨总终于有事做了。他要参加全国一个民俗类纪录片比赛，选中了陕西某个边远的，传说是蔡伦最初造纸的村子。我对这类选题既无感情也没兴趣，只是被动当跟班儿。实际情况比我的想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我们选定的被拍摄者，家里方便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大土坑，我完全不知如何落脚。我立即就有逃回城市的念头，明知绝无可能。
还好，这家的小姑娘挺乖巧，当我尴尬地向她诉说自己这种“困境”后，她让我不要担心，说村里有人家中是土蹲坑。这样至少在我意料之中，也就谢天谢地了。
由于毫无经验，这趟外拍，我一身短T恤、七分裤。农村的蚊子本来就狠，再加之古法造纸都是在脏兮兮的水池子里进行。站在旁边不多会儿，我的胳膊、小腿一片大小红点，痒得我又抓又拍。杨总冲我坏笑：到这儿还穿得这么漂亮，知道厉害了吧？很快到了吃饭时间，不用那小姑娘解释，我也能想到，招待我们的食物，已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规格。平素他们连这个也吃不到的。
道理我都明白。可是，当那碗面条捧在手里时，我不知如何下咽。满满一碗面条，鸡蛋末、青菜丁零星散落着，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在家我几乎从不吃面条，偶尔吃一次，也是多半碗的各种蔬菜、菌类、肉末，顺带几根面条。可现在完全颠倒过来。
我呆怔着，看杨总和摄像呼噜噜吃得特香，边吃还边夸农家饭养胃、吃着舒坦。我实在不敢也不忍偷偷倒掉，只好硬着头皮端上碗，到厨房对小姑娘说吃不了这么多，拨去一大半，在女主人连连叹着“城里娃娃咋吃这少呢”的感慨声中，开始这顿艰难的午饭。我们还吃着饭，有几头猪、几只鸡就犹如闲庭散步般踱过来，伴随着阵阵刺鼻的味道。旁顾四周，大家依然吃得香甜。我强忍了半天，还是躲进另一间小房子去了。晚上，我被安排住在村里条件最好的村长家。我环顾四周，昏暗、脏乱。只有一台闪闪烁烁的小黑白电视证明这家在村里的地位。厕所在外面，是土蹲坑，也算我能接受的极限。
小时候，爸爸总说，看你娇气的，真该把你往农村扔一阵儿。开始说时，妈妈连连反对。后来看爸爸也没什么实际举动，也就任由他说了。所以，从小农村给我的印象几乎是“人间地狱”。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或纪录片，觉得虽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怖，也的确和我的日常生活太不同了。我可不想去那样贫苦、陌生的地方生活。而这次因为拍片，我第一次来到真实的农村，没有太多的意料之外，但适应起来，实在太困难了。
第二天，继续拍摄。为了不总被头儿笑话是“娇小姐”，我决心“贴近群众”。可是，只要我一开口，刚才还谈笑风生的男主人就立即腼腆、别扭起来，语言吞吐。很快，我发现问题出在自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上。我只好学着头儿的样子，努力用方言与他们交谈。这种语言我之前从来不说，总觉得生硬粗糙。如今操作起来，腔调乱串，逗得头儿和摄像开心不已。我反正豁出去了，不多会儿就说得顺溜、自在了。
很快，我发现，在我们这一片欢笑背后，有一双浑浊、寂寞的眼睛。她是这家主人的母亲，常年患病，行动艰难，一直冷清清地呆坐在一间小黑屋子里，眼睛却总想向外张望。
也许因为家中3位老人都过世很早，我对老人常会有种特殊而微妙的情感。我主动和她攀谈，问她想吃什么，下次过来带给她。老奶奶却只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早点死了好啊，活着更拖累，人家都嫌弃，怎么还不死啊。”我听得好辛酸。如果这是电视节目，我可以用冷漠保护自己。可这句话，就面对面如此真实地萦绕在我耳边，反反复复！
我很激动地对杨总说，为什么不拍拍这个老奶奶呢，她也是这个家庭的真实存在啊。杨总淡淡地说，她和主题无关。
纪录片算是最贴近真实生活了。可是，它也要围着“主题”转。何况，拍了，又能怎样？这个小山村，离西安不过三四小时车程，差距却仿佛以光年计。
后来，杨总再去那个小山村拍摄，我就留下“看家”了。那种生存状态、那种真实，都是我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爸爸常说我太冷漠，而我只是想逃避，因为承担不起。廉价的同情有何实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