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从它一开始，两派政治势力就在明争暗斗。师生中两个最大的群众性组织，一个是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右派官兵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是针尖对麦芒，一有机会就斗。轻者唾沫相溅，重者拳脚相加。有时双方的人相互揪着打到政治部，都被周恩来一一化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蒋先云和贺衷寒的争斗了。他们分别是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巧的是这两个人都来自湖南，都有一股辣椒的火气。连两个人的别号都是一种象征：蒋先云别号巫山；贺衷寒别号君山。真是两个人可以相见，两座“山”搬不到一起。两个人个头差不多，都是一双大眼睛，只是蒋先云脸稍长，贺衷寒脸偏圆。入黄埔前，两人在湖南都有些名气。五四运动时，蒋先云是湘南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贺衷寒是武昌湖南旅鄂中学的学生领袖。1921年，两人都有过辉煌：蒋先云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委派到安源煤矿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煤矿大罢工，后来又领导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因遭反动当局通缉，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贺衷寒在1920年秋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其不服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的领导，回国后被开除团籍。此后在武昌教中学，办了个“人民通讯社”，不久被北洋军阀封闭，后来考入黄埔军校，跟蒋先云都编在学生第一队。开始两人关系还不错，在学生中很有威望，被人称为“黄埔三杰”（另一人是陈赓）。周恩来到校时，第一期学生正好毕业，蒋先云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贺衷寒则在周恩来手下任政治部上尉秘书。1925年1月，蒋先云和贺衷寒等四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但贺衷寒很快闹起了独立。同年4月，他发起成立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从此两人水火不容。蒋介石一直视这两人为奇才，但政治色彩的天平渐渐倾向了贺衷寒，使贺衷寒在官衔上总要稍稍高于蒋先云。但周恩来更看重蒋先云，常常指导蒋先云编辑出版《中国军人》杂志，发展会员。他要求青年联合会的主要成员蒋先云、李之龙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以自己的宣言和行动团结更多的学员，不要纠缠小事；他也找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谈话，要求他们以打倒军阀推翻封建为宗旨，不要在军校制造事端。当时也有一些学员如杜聿明等在组织上不介入任何一派，他们对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情感一直伴随他们一生。
甚至几个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将领也颇有同感。
与陈赓一同入校的同乡、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回忆道：“及至11月间周恩来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循循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报考黄埔军校一期落选，由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第二期步兵科的王大文也说：“我进入黄埔第二期后，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讲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应该怎样进行革命……周恩来主任那时还是青年，英俊严肃，穿着军装，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调铿锵，配以有力的手势；讲话内容深入浅出，并饶有风趣，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曾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线指挥所中将代参谋长的黄埔四期生文强讲得更加详细，颇为动情：
“周恩来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认为他是一位高级的政治教官。说来也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我在政治科上大课时，听到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讲演，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国内外革命形势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讲课博而能约，条理清晰，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的走动。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定安、周劲军之类狂徒，对他也是折服的。我记得蒋作舟区队长向我谈过，他说周主任的讲演最能感动人，连李定安每次都必到静听，听后还找学生中笔记记得好的去抄录起来。我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当年对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讲演都写有笔记保存在我妻子手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竟失散焚毁了，多少遗憾！”
周恩来的策略是现时不要去触动两个群众组织，对右派学生要多做争取工作。但陈独秀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让张国焘向陈延年转达他的意见：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
“老头子糊涂了。”陈延年说的“老头子”是指父亲陈独秀。再加上弟弟陈乔年，这父子三人构成了一个传奇的革命家庭。但这三人之间对于革命的理解常有分歧。陈延年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成立较早而又合法的组织，而孙文学会却是未经许可新成立的右派组织，如果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
“这是你父亲的意思。”张国焘对陈延年的态度很不高兴。
“我要向革命负责。”陈延年说话声音很低，“这件事要等恩来从黄埔回来，才能决定。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自理办法较为妥当。”
周恩来回来后，解下压在肩上的武装带，听陈延年在说：“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似有蒋校长的支持。”
周恩来肯定地说：“是的，但在蒋介石背后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戴季陶。”
张国焘有些奇怪：“你不是顶替了戴季陶的位置，他已经去了上海，怎么他能是蒋介石的后台呢？”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右派中最危险的家伙就是戴季陶。他也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但他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他的‘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从广东讲到上海，他人虽然离开了黄埔，孙文主义学会还是把他奉为旗帜。所以我们应该批驳戴季陶的学说，才能使盲从的学生猛醒。”
张国焘答应回去跟陈独秀再商议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