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在周恩来赴职前半年已经开学。6月16日的开学典礼很隆重，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亲至军校致词，虽然反对党诬称他是“孙大炮”，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就是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开学典礼上他讲得也很坦白：“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俄政府资助200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来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8000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因为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军阀统治之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各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的进步青年。开学那天，虽然学员们穿的都是粗布灰军装，打赤脚穿草鞋，也未经严格操练，但个个精神抖擞，口令喊得震天。这已使参加典礼的各派系的军阀们吃惊不小，有人当时就预料：“看着吧，将来得天下者必是这帮新军。”甚至有些眼热的军阀没等典礼结束就退场了，说是“看着不舒服”。远在北方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都感到了南中国的震颤，中国一股前所未有的力
量在崛起。所以开学以后军阀制造了种种困难来扼军校的脖子也不奇怪了。第一期学员最初有490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使学生总数上升到645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其中有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红色风云人物，也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黄杰、张镇、贺衷寒等国民党军事要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与周恩来打交道的对象。
蒋介石是周恩来打交道最早、最多的国民党将领，也是最后的敌手。周恩来的才华吸引了黄埔众多的国民党将领。以至蒋介石谈起周恩来大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谁与共？你我”之慨。他们有过很好的合作，终因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国民党黄埔将领一直是周恩来交往的重点。
周恩来到军校之前，校长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一套军服。周恩来穿上后还认真对着镜子整理了一番。在作为一个军人之前，他就注重仪表。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就在宿舍的一面大立镜旁贴了一张纸做的“镜子”，上面写着他自拟的镜铭：“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宜正，肩宜平，胸宜宽，背宜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黄埔岛位于珠江之中，距广州25公里，它曾经是一个要塞，是掩护从海上向中国最大商埠的要冲。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前行，黄埔军校的正门便在眼前。孙中山手题的“陆军军官学校”校牌悬挂于门楣，那字浑厚有力，十分醒目。灰色的水泥门墩上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加上一边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给人一种森严壁垒的感觉。
周恩来径直来到校长室。这是刚刚修缮过的一座旧楼，只有二层，两翼稍长，作为讲堂和办公室之用，这座楼的后面就是士兵居住的营房。蒋介石住在这座楼的二楼，从窗户可以俯视通往大门的庭院。居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右侧的大会议室，会议室紧挨着蒋介石的住房，即第二部分。会议室有侧门可通起居室。另有一间卧室住着蒋介石和夫人陈洁如。
周恩来走进会议室时，蒋介石已事先坐在那里。周恩来在蒋介石对面坐下，环视着房间。室内仅有1张长桌和24把高背椅子。一边墙上交叉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挂有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图上插着绿、红、蓝色的小旗子，有些代表各方部队的位置，有些代表陷阱或危险地带。
当时蒋介石不到40岁，脑袋不大，头发稀疏，几乎剃光了头发。他坐在那里，在听取周恩来谈话时，他不时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以此表示他的赞许。
“早就听说你来了，只是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交谈。”蒋介石一边说，一边掏出便条本，在上面写上几句话，又装进口袋，然后继续交谈。他问道：“听说你是浙江人？”
“应该说是江浙人。”周恩来浅浅一笑，“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
“很好很好。”蒋介石显出极大的热情，双肘撑着桌面，仿佛要站起来，“咱们是同乡啊，绍兴离奉化不远，中间只隔着四明山。我家乡最大的三个姓是蒋、周、毛，我最早的名字叫周泰，我们可以说是同宗同族。否极泰来嘛，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今后要相互提携。”蒋介石越说兴致越高：“我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与我结拜兄弟的，姓周的特别多，如周淡游、周知外、周采臣，还有一个与你的名字最像，叫周飞来。”
“的确很像。我的字为翔宇，写文章也用过飞飞、飞的笔名。”
蒋介石陷入乡情的回想，转而又问：“你有女朋友吗？有的话可以接来军校同住。没有的话，我可以托人给你介绍。”刚建校时，蒋介石与他同乡的学生都要个别谈话，谈话内容除了勉励外，多有两问：一问家中有无未婚妻，二问袋中有无银元，没有的话，他都可以帮助解决。
周恩来点头，表示已有。也表示将来愿把女朋友接到广州，但现在第一步是搞好政治部的工作。
一提政治部，蒋介石马上摇头，表示他的不满：“政治部主任已经换过几任了，但都无起色，有辱于总理对军校的重望。”
军校的政治部机构最初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戴季陶虽是个做学问的人，当时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但他表面上拥护联合战线，心里却极力反对共产党。他时常给蒋介石吹风，说让共产党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当正菜。所以军校一派“左”的风气，他不久就辞职离校回上海去了，张申府也只待了一个月就走了。中间几个月无人负责，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记，再没有其他具体组织。后来，由邵元冲代主任。邵元冲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他除了举办过两次政治讨论以外，没有做什么事。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学校师生十分不满，纷纷要求撤换邵元冲。这才请来了周恩来。
蒋介石认为军校政治部应该“维持军校的风纪军纪。要严密检查。校内有无男女混杂、鸦片赌博及不端正的事情发生，不单校内如此，就是本校学生有无骚扰民间事情，也应该严密检查”。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但对政治部他有更多的设想：“我想第一步是健全政治部的工作制度，在政治部之下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一期毕业生中选人担任各股主任。以后再出版一些士兵刊物，每日发给学生和士兵……”
“很好。学校组织党部以前，就有人对我说，如果你们军校成立党部，一定办不好。因为军校的性质是要极端专利的，完全不能拿党员平等的精神治理的。如果有什么政治工作，或要养成什么自动能力，是绝对办不好的。我信他们的话。但学校如果办得不好，就被他们那些旧脑筋的人猜中了。以后想再灌输一点政治知识到别的军队里去，也不行了。所以望君多多努力。我这几天起了两种草案，一种是《新兵精神教育问答》，一种是《革命军刑法条例》，已呈请中执委员会审定，审定之后，你们可以颁行。”蒋介石从皮包里拿出厚厚一叠稿纸，将上面的一页递给周恩来：“这是我编辑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又写了个序言，你看一看，争取早些发给学生。”
蒋介石送周恩来出门时显得彬彬有礼。不仅是共产党，甚至在国民党左派中对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很是费解。因为几年前他还是上海滩那种在证券交易所里消磨时间的“飞黄腾达的青年”，如今竟老成持重了，并成了谈论革命辞藻的一把好手。回到广东区委，周恩来翻了一下蒋介石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所写的自序，不禁皱起眉头。他跟区委的陈延年交换看法：“蒋介石这个人很是奇怪，他每天都要给学生进行精神训话，一面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歌颂列宁，高喊打倒军阀，可一面又编这种封建、军阀的语录，以此治兵。他到底是革命呢，还是不革命？”
陈延年也似已看透：“这不奇怪，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套的影响。他对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式的治军思想很欣赏，大概是想建立一支效忠他个人的私家军队。他也是想利用我们。”
另一位区委接茬说：“这也容易，他利用我们，我们也利用他。蒋介石这种在交易场上混出的人物，知道怎样积攒，何时抛出，何时翻本。”
周恩来态度更缓和一些：“既然中央倡导国共合作，我们现在还应与他和处，不必去纠正他。鲍罗廷一再跟我说，你不可冒犯他！我想现在要紧的是发展我们自己党的力量。铁甲车队就可以作为我们党的武装的一个开始。”
“现在军校有多少党员？”陈延年问。
“连我43个。”
“支部应早些建立起来。我看还是由你代表区委直接领导。”周恩来的主要精力用在黄埔军校，广东区委书记的职务就由他的助手陈延年担任，周恩来则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陈延年望着周恩来，希望他能接受。周恩来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