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古镇的宁厂，历史十分悠久，但其名称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得上来，就连宁厂镇的居民们也难以说出个所以然来。
宋代以前，宁厂所在的大昌县缺少次级行政区的文字记录。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37年），设置大宁监收盐税，“宁”字始现。宋代实行乡镇保甲制，将大昌县划分为四乡一镇，唯一的镇子叫江离镇。新编的《巫溪县志》认为江离镇就是今天的宁厂镇，这是宁厂第一次以建制的名字出现在史籍中。
元代将大宁监升格为大宁州，但没有见到有关宁厂的文献。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以大宁州直属地及大昌县地置大宁县，大宁盐场所在地属于石门里，因白鹿引泉的传说中，传猎人姓袁，宁厂被称为袁溪镇，同时称大宁盐场。
清代同治年间，四川省分全省盐区为24厂，大宁盐场始称为大宁厂。到了1931年，“宁厂”的名称开始正式出现在地方文献中。1937年，宁厂属巫溪县第二区的第四联保。又到1940年，实施新县制，改联保为乡镇，全县设14乡、2镇，宁厂才与县城所在地城厢镇一道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镇。“宁厂镇”之名由此确立。
如果仅从宁厂镇名看，远远谈不上古老。但从有关宁厂盐业的文献记载来看，又是非常悠久的。
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诏在全国推行盐铁专卖制。为了切实贯彻这一政策，在全国设置了48处铁官，35处盐官。盐铁的产、运、销三项，皆由国家垄断。具体而有效的措施以及分布广泛的管理机构，使盐铁的生产与经营全部纳入到国家工商管理体制之中，成为了政府的一大主要财源。根据史载可知，当时位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南郡巫县设置有盐官。
东汉初期，政府在出盐多的地方直接设置盐官，主管盐税的征收，而煮制食盐的大铁盆又由官府统一铸造。前文的“巴官永平七年牢盆”便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它现身于巫山，说明宁厂早在东汉初年，就已有人在用从官府买来的煮盐大铁盆煮制食盐，抑或有贫民受雇煮盐。在那时肯定已经有和制盐相关的产业了。
到了唐代中期，为平息安史之乱，军费倍增，为资军国之用，朝廷起用刘晏治理盐政，推行就场专卖法。刘晏治盐之初，即整理场产，于全国设置四场十监，并亲自统领。《新唐书·食货志》说：“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即‘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络，以当百余州之赋。”位于长江三峡地区腹心的大昌县（西晋泰始五年由古巫县析置，北周时又省去原刘备所置北井县并入大昌县），即列于十监之中。当时四川盆地山南道所属井盐设置有场监的，只有大昌一处，可见唐代宁厂盐业已相当繁荣，在全国盐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是宁厂盐业生产的一个高峰期。史载，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宁厂盐泉岁产盐400余万斤，外销陕西、湖北、川西等地。时人以盐营商，红极一时。据宋人祝穆《方舆览胜》卷五十八《大宁监》云：大昌县“田赋不满六百顷，藉商贾以为国”。又引《图经》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这样一个以其实力影响一方经济的地区，其集镇的规模和繁荣程度，无论怎样想象，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因如此，宋代朝廷在大宁盐场设置特殊的行政机构，称大宁监，其权限与州府同级而高于县，以监管盐业生产并征收盐税。
明清时期是大宁盐场发展的顶峰，盐业生产处于极盛时期。最多的时候，宁厂有盐灶337个，锅984口，真可谓“万灶盐烟”了。光绪《大宁县志》卷一《风俗》载：“旧志亦谓：‘士习诗书，农勤稼穑，商贾盐利，吉凶相助，有周恤之风；土地贫瘠，农末相半。’”同书卷三《食货》又记：“竹、房、兴、归，山内重冈叠岫，官盐运行不至，山民之肩挑背扛，赴厂买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人。”可见，当时盐业带动的商业之繁盛。“今我国家休养百余年，（大宁县）生齿渐繁，英贤辈出，商贾络绎，田赋之增，咸泉之利，山川之胜，实媲于宋明。”
那时，大宁河一带与盐业相关的产业，如采煤、包装、运输等，均得到极大发展。光绪《大宁县志》卷一《物产》记：“慈竹，《竹谱》云：竹之丛生，子母相依，曰慈竹。土人种之织为盐包，以谋利。”又说，“煤炭，一名乌金。产东西两溪者，附场最近，专为煮盐之用，岁值巨万。严如煜论川盐：‘近年谭家墩出有煤洞，煤载小舟，顺流而下，更为便当。’盖指此也。其西南乡亦多产煤处，陆运舟载，供城乡炊釁之用。”在运输方面，清代大宁河“小舟自盐厂至巫山，水程二百八十里。小舟上下运载盐米杂货，至两河口则运煤薪而已”。大宁盐场的盐远销千里之外，雍正年间，四川实行计岸授盐，“由大宁场运巫盐至大江沿岸，有巫楚计岸9处，即巫山、巴东、秭归、兴山、长阳、鹤峰、恩施、宣恩、长乐九县。至长乐岸途程最远计1240里。”故有“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之誉。
民国时期，由于川盐济楚等客观条件，大宁盐场依然生产繁忙。大宁盐场的生产规模与云阳云安盐场接近，位列川东前两名。因雨季卤水浓度太低，宁厂要停产半年。即使如此，宁厂依然聚集了大批相关人员。据民国《四川盐政史》载，大宁场时有产业工人8000名左右，加上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就业人员当在万人以上，如每人供养2～3人，食其业者亦有3～4万人之多。此时，大宁盐场历史最高年产量达10798吨，一般年产在6～7千吨之间。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这是唐代杜甫记夔州妇女的《负薪行》诗。这些柴薪实际上主要卖给盐场。大规模煮盐对林木需求量极大。单在明代以砍伐林木供大宁盐场专用的各省流民就达一二万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六“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清代大宁河沿岸“柴块居积如山，用以熬盐”，“土人砍取薪，编列牌号，逐渐至场，利可倍蓰”，后山“嗣以人稠用广，斧斤频施，尽成童山”。所谓的“童山”，就是山上没有草木，裸山。这种大规模的砍伐活动，导致大宁盐厂两岸童山秃秃。清代晚期，随着熬盐采用煤炭，这一环境问题才有所缓解。
盐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使人民得利。一些大的盐商和灶户大量聘请工人，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他们压榨剥削工人的劳动。此外，由于盐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支柱，政府也往往实行很严苛的盘剥政策。《明正德实录》卷二十二载：“四川盐课，大宁最上，云安、仙泉则上次之”，也就在明代正德年间，大宁盐场爆发了盐工大起义，其肇始就与明王朝统治者对该地灶户盐工实行高压盘剥政策直接相关。
1949年之后，宁厂盐业公私合营，原先的数百眼锅灶合并为四个大型车间。宁厂仍为巫溪县最主要的经济支柱，生产昼夜不息。河里舟楫相逐，河道近于堵塞；岸边人来骡往，码头货物成山。后来通了公路，公路上运盐运煤运粮的车辆也是穿梭不息。但是，随着现代盐业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宁厂的盐受到海盐的强烈冲击。古代蔚为大观的大盐场，在现代不过是一个区区小盐厂而已，加之受到规模和低卤水浓度的影响，成本较大，效益低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千年宁厂终于倒下了。如今的宁厂古镇只有残垣颓壁，只有老人和小孩，还有那不知道世道变迁的白鹿盐泉，仍在执著地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