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给不出。因为我没办法去说得清楚。在白天，在夜晚，在孤独一人的时候，我想过多次。从专业上讲，我是学绘画的，理应从绘画上去深入、去拓展、去表达我的对世间人事的种种看法和思想，但我却偏偏丢弃了绘画而选择了写作。或许是使用文字沟通更为直接？或许是为了弥补我嘴巴天生的木讷，——见领导说不出话，见朋友说不好话？我常常跟人说一件事情，刚刚说完了又后悔，就是因为哪句话说得不得体，或者是道理没说到、没说透，等人家走了，我又想起来了，气得只想打自己的嘴。我是个孤僻的人，自卑的人，往往无根无由地就郁闷起来，一郁闷了好几天都没个好脸色。因此我常常遭人误会，误会了去解释，却越解释误会越深。人际交往是个大迷宫，我不愿意人云亦云，遇事又不会像人家那样能见缝插针左右逢缘，在这个迷宫里，就老好迷路，就老有找不到出口的痛苦。当然，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叫我痛苦的事情，我总想想办法说出来，喊出来，宣泄出来，不然的话，我会憋得难受。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把我写下的东西都叫喊叫，——站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低声的，或高声地喊叫，并没有认为这就是文学！写的时候，也自然没想到要为什么去写作了。这一点我不需要隐瞒，也用不着隐瞒，或许有时候隐瞒了别人会说你了不起，你有思想、有才气，你的虚荣心会获得到一时的满足，甚至还会获得一些意外的好处。但是，我还是愿意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心里有痛，而嘴巴又笨拙，是为了想替心和嘴巴说点什么，高声地喊点什么，尽管，有时候，我的“说”和“喊”，都很艰难。
我出生在枣南农村。枣南的地貌一半是绵延的丘陵，一半是黄土高冈。丘陵与高冈的交接处是一条发源于大洪山深处的倒淌河，——滚河。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就坐落在滚河北岸。北岸是一块狭长的平地，阡陌纵横，水网密布，土地肥沃，主产小麦棉花和稻谷，也种红薯花生玉米等杂粮。村前过河就是磨盘山，猪婆山，山皆青石红土，浑圆光秃如和尚脑壳，不长林木，却矗立着一座寺庙，叫皇村寺庙；村后半里是陡然凸起的黄土高冈，冈顶一排低矮歪斜的泥屋，那就是我读书的徐湾小学。记忆深的是村口及堰堤边有好几棵比老人还要老些的皂角树，几棵枝丫乌苍的古槐，村人说这些树都是神树呀，是土地公公的住处哩，小娃子不得攀爬。但老鸹鸦雀却在上面做窝，窝比筐篮还大，冬天里北风呼啸着从后冈上滚过来，那窝就左摇右摆，要掉不掉，树下就有了跺脚缩头的孩子，为的是等那窝摇散架了，哗啦的掉下来，能拣起一捆好烧柴。也隐隐地担心过，没了窝的鸟会被大风卷走、冻死，但没想待到第二年的春天，那树的桠叉里又不知不觉地筑起一个来。最早的时候，村口只有一条牛车土路，那条路是通向街镇、通到县城的，叫官道。一到双日子的热集，就见东冈那边唐湾、兆湖、乌金的人，南山里面长石、李楼、个家庄的人经它去买卖、赶集。我们坐在堂屋的檐下可看见他们赶猪、牵羊、挑担，听他们高喉咙大嗓地喊相熟的村人说混账话（很黄的的话）；如果碰到阴雨天，他们走路的姿态就像醉汉一般的滑稽了，若谁再哎呀的摔一跤，娃儿们就嗬嗬地鼓倒掌，狗也会跟着汪汪地咬两声。常有路远的口渴了要到屋里讨碗水喝的，腿走累了要坐在门前树阴下歇息一会儿的，听他们说口气音调和我们不太一样的话，说和我们这里不太一样的事儿，我们就新鲜、稀奇。然而，我依然遗憾，在这条官道上始终没走出一个像样的官人来。据老人们讲，民国那会儿，走过一个郭姓的国民党的营长，是东冈郭家湾儿郭地主的大儿子；现在走的最大的官儿也就是村上的支部书记。但若要是来一个外地人，村人的虚荣心又会促使他们没边地夸谈：光武帝刘秀起兵，就是从这条道上往西上的狮子山哪！曾有风水先生说，我们那块地方形势低凹，留土蓄水，出粮不出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抓革命促生产，方圆三十里按亩产平均我们村交的公粮最多，但也因为交得过多，少留余粮，数我们村的人穷得最惨。
说起来让人不信，为一个红薯邻里吵嘴，两升瘪谷兄弟骂娘的不在少数。早春二三月，堰堤上的柳叶要发几次才能返青，茅厕跟儿的槐花不等开放就捋干净。那时间我少不更事，因眼羡人家碗里一尽的白米干饭流口水，挨过父亲的耳光，至今记忆犹新。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人越穷越是愚昧，因穷而奸狡、自私、吝啬、眼光短浅，孩子读书到小学甚至读不完小学就要回家干活。我们那个村庄一茬十几个孩儿，能像我一样节衣缩食读到高中的仅一二人而已。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事实上那些年因我母亲久病不愈，债台高筑，我家在村里算是最贫寒的一户。也因为贫寒，诸事不如人，我上十岁已经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感受到生存的卑微和艰难；也因为母亲多病（经年卧床不起），几死几生，使我过早的关注到了生与死。我家住在村口，每年的冬天都有几个老人死去，都有几回送葬的队伍从门前走过，号啕的哭喊，飘飞的纸钱，喇叭响器别有一番热闹。村里的娃子们都成群结队地跟在后面，或远远地观看，而我必然是关紧屋门，心惊地守着病床上的母亲。但母亲总会听到，总要问：又是谁呀？我低声说谁谁谁。母亲就叹说明年该临到她了。我赶忙用手去捂母亲的嘴。然后是母子泪流如注。可以说，整个少年时期，我都是在忧虑、忧郁中度过的。我怕村里死人，春节期间要是看到哪儿家门檐没贴对联，或是贴着黄色、蓝色的对联，我就赶快绕开，我不敢去正视那个“死”！我常常一个人长时间地坐在滚河岸边，去看一天的夕阳如何向水里跌落；常常背着给猪寻草的竹筐子，踟躇于村东冈坡上的那片坟场，去玄想坟里的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是否变成了鬼蜮或妖狐。或者什么都想不出，只是发愣。有几次遇到过我们队上看水的“铁锨把儿”，姓徐，我叫他徐伯。他跟我父亲要好，所以对我从不客气，见我楞傻傻的模样就骂，谢老三（兄弟中我排行第三），你又发啥子呆，想死啊，没人没烟儿的你在这鬼地方看么事看？还不给老子滚回去！
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里，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年一年长大，长到二十岁离开家乡。家乡给我的是贫穷、是愚昧、是酸楚，是家族大户们的白眼和羞辱，我不能违心说我热爱家乡，甚至有恨（这种恨的心境很复杂，怕城里人是无法理解的）。记得那年我怀揣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趟过滚河，回头望望渐远的村子，就像一个犯人回望牢狱一般，心里想的是我终于逃出来了！但是，似乎并没过去多久，我就发现我错了。尽管我酒里肉里吃喝在城市，衣着光鲜地走在城市，我却不能有过一时地忘怀她。后来我读到一位著名作家充满温情地写他曾经磨难的村庄时，我的泪就安静地滴在了书页上。因为，那些曾经的磨难，已经像血液一样融进了我的骨肉，使我不可能从村庄里“净身出户”，村庄已经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它将伴我一生。就像一个嫌弃母丑的不肖子孙，无你论走到天涯海角，母还是母，子，依然是子。
在磨盘山下的滚河岸边，我经历了寒暑四季；在父老乡亲的眼前身后，我学会了使牛打耙也学会了如何做人。我拿二十年时间和他们一起欢愉、忧愁、愤怒、承受、无奈、流泪、喊叫和认命。我终究明白了在夏夜的月亮下，模范大爹卢万春为何总要讲人是能够长对翅膀飞翔的故事；我明白了富农徐太金为何要孤独地坐在堰堤上吹出他那低泣的箫声；逢三逢七，黄婶子要到官道上画灰圈儿、烧纸钱；阮大妈要牵着她的傻儿双喜去跪拜皂角树。我的二十年生命的一张白纸，是他们给我画满了画儿，题了款，押了印的。他们都是我家的前邻后居，平时都是要向你借个碗、向他借双筷，来客了没得荤菜也会借俩鸡蛋，或是怕饭不够借半升米。相互的依赖帮衬使村人们走得勤、走得亲。虽然，由于各自的家里都难免捉襟见肘，会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甚至龌龊、大打出手。可这就是日月，这里面有个我呀！我是由他们给我画进了我生命的画图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张画图，二十年后我在城市的脚步才算走得比较的沉稳一些，坚实一些。
因了这些，我时常地想念家乡，想着她日渐沧桑老去的容颜，无论过去的痛苦还是酸楚，现如今都成了花瓣儿一样的温馨回忆。可以说，她几乎成了我全部的情感寄托。刚毕业的那几年，我父母双亲还健在，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到家乡去，去买最好的笔墨红纸给村人们写对联，去拜望叔伯大爷和小时的玩伴；几年后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左邻右舍都成陌生的人了，这叫我极不习惯，心里空落落的。我只好瞅双日的热集，去卖粮的地方，去卖菜、卖鸡蛋的地方，在那里必然能碰到村里的老人，我会跟他们说一会儿话。问问这家儿如何了，那家儿又如何了。从他们嘴里我知道了村里的谁谁搬走了，谁谁在广东打工挣钱了，又盖新房了，还是两层楼的；哪条路修宽了，哪儿改道了，哪棵古树没有了，哪口堰塘扩大了或是填平了……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但是，我时时又问自己，要知道那些干什么呢？我竟然答不出来。而现实是，村庄在变化，人在变化，又一个二十年过去，村庄在我心中逐渐模糊、陌生，在逐渐离我而去，它让我心痛。尤其是，当我问到曾经给过我一饭之恩，或是扇过我耳光的长辈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或将要死去时，这种疼痛就剧烈难忍！
我常常想，这些年，我的写作是为什么呢？又写了一些什么“作”呢？答案或可有很多种，蕴涵也可能广大。但至少在目前，我更愿意说，大多是因为心中有一种隐隐的痛，想喊叫一声而已。这种隐痛的喊叫是属村庄的，同时也是城市的；是关乎生的，同时也是关乎死的。这是我的认为。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那么，每一个人的痛当是社会的痛，每一个人的喊叫也当是社会的喊叫。当随着我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和我的大姐、二哥也相继离开人世时，我心中的村庄也随之消逝了，我生命的画图所具有的厚重也随之减轻。现在，有时候，我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却两腿打漂，心与手都没抓没捞儿，它叫我害怕。一九九七年秋，我大哥从枣阳打来电话说，老三，妈过世三年了，你做记者的能写点啥吧？我哭了一场，写了。不但写了母亲，还写了村庄。当时主持襄樊日报副刊的黄耀辉老师给发了半个版（我非常感激他）。这似乎能使我的疼痛有所减轻，我的害怕有所缓解。当然，对生命的思考也在加深。这么说，我的写作，又不仅仅是喊叫，更重要的，是以喊叫方式，去忘却，或铭记！
我是一个不喜欢说大话的人，对高雅的东西不太敢去攀谈，比如文学。但已逝的万物给我心灵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又促使我去做实际上的文学的思考。这样的思考能使我的目光在夜色的深处看到变化无常的人生，感触到生的恐惧和死的哀怜。也使我疼痛的喊叫渐渐变得理智而温情。今年清明回家给父母、给二哥扫墓，陡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躲避心态，——想躲避村里人。特别是想躲避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时的同伴们。我不愿看到他们看起来至少要比我老去十岁的面孔。在淫雨霏霏的，飘来飘去招魂的纸幡中，那样的面孔，是岁月的恍惚。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样的情结，是深藏在血脉里的故乡的某种东西。这么说法我不会去反对，但我要补充：除了村庄的那个故乡，还有人生的故乡。她是我接近人生思考的大门，是我写作的田园。眼下我努力要做的，就是要像我父辈们对待麦子一样，躬下身去，精耕细作，使田园里的作物，尽可能地茁壮、茂盛！
2004.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