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整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谁占领了学术创新的制高点，走到学术最前沿，谁就能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先机。尽管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学术创新，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派创建却并不多见。我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过程正是一个学术创新的典型案例，本文将以此为个案来谈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创新与建立学派的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并使很多人投注智慧和创造意识的学术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专门的、建制性的学科被学术界公认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学术队伍的庞大和学术创新的潜力却是不容低估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快速的成长中经历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扰着大家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理解，影响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学理基础。然而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奋斗，中国学人终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作为一个示范性个案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创新的视角。
一
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第一阶段(欧洲阶段)，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第二阶段(美洲阶段)，以及比较文学在亚洲崛起后的第三阶段(亚洲阶段)，这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之一就是已经成形的中国学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比较文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预示着比较文学已经突破了欧美学派的框架而呈现出新的气象，也是学术创新的一个有力例证。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最先提出者并不是大陆学者，而是李达三、陈慧桦(陈鹏翔)、古添洪等台湾学者。在港台任教的美籍学者李达三(约翰·迪尼)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率先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并于1977年10月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正式倡议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期与比较文学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首次显示出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反抗。但这只是“一种借助目标与方针，术语意识形态的临时声明”。如果不是这个理由的话，李达三先生甚至打算以“中庸”来命名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派，其底气略有不足。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在这段阐述中，古添洪、陈慧桦言简意赅地提出并界定了“阐发法”，同时也对中国学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理论总结。
稍后，古添洪、陈鹏翔等相继发表文章探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陈鹏翔在《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步骤》一文中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建立步骤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在对法美学派的理论缺陷进行考察之后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三个阶段的步骤，那就是“摹仿和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考验、调整、修正以及扩大西方的术语、理论模子(model)”、“发掘新的文学理论模子，找出文学创作的一般法则和共同规律(universal或common poetics)”。在今天看来，这三个步骤仍然有着具体的现实意义。古添洪发表的《中国学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界的当前走向》，对比较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与延续的过程作了回顾与考察，但并未就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提出意见。
台湾学者对中国学派的探讨有着积极意义，如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法和民族性问题、做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等，都具有与法美比较文学学派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始走上自觉的道路。但是，台湾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却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他们主张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阐发中国文学，这容易将中国文学当成西方理论的注脚，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的特性。陈鹏翔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台湾学者对中国学派的早期理论作适当的调整。
在大陆的比较文学界季羡林先生1982年就指出，“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同年，严绍在《读书》杂志的文章中也提出建立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198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杨周翰先生的《不妨先有成立中国学派的设想》等文章，坚持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1985年，黄宝生发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1990年，远浩一发表《关于“中国学派”》、杨周翰发表《比较文学：界定“中国学派”，危机与前提》等论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学派”的研究。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其中对以西方文学理论来阐发、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章很多。因此，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准绳、以中就西式的批评模式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对今后比较文学的发展是否具有指导性意义等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界开始了对原有学科理论的质疑和建立自己学科理论的强烈要求。同时，以谢天振等学者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研究界展开了对“X Y”模式的批判。这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也是关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大问题。比较文学在大陆复兴之后，一些研究者采取了“X Y”式的比附研究的模式，在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后便万事大吉，而不注意中西巨大的文化差异性，成为浅度的比附性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上出了问题，也是由于法美学派研究理论中长期存在的“某人在某国”、“某人与某人”的研究模式的影响，一些学者并没有深思中国与西方文学背后巨大的文明差异性，因而形成了“东施效颦”式的“X Y”研究模式，这更促使一些学者思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暨南学报》1991年第3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认为必须打破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法美研究模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辩护。王富仁在《学术月刊》1991年第4期上发表《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论述中国学派兴起的必然性。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些初步的特征和方法论体系逐渐凸显出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议过程也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因为只有有了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才得以建立，这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这一时期，对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在学界是大致赞同的，这也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之后一个绝佳的发展和壮大时期。但是这之后，逐渐有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有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内涵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刘若愚教授主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兴起之初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评价或阐发中国文学现象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坠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地研究之中”。有学者认为，对学派的形成会使得比较文学研究圈定在某个中心之内，从而与比较文学的精神不符。一些学者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欧洲所宣扬的比较文学就是要取消文学的国界和民族特色，而中国学派的建立恰恰就是宣扬了国界和民族特色，这不符合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国际上也不大提学派的观点了。佛克玛教授就坚定地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他认为，以前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划分是毫无意义的，进而他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国内受到的抵制来反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并认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就是以新的隔绝来取代过去的隔绝。也有学者为中国学派辩护，如熊沐清发表了《中国学派：必要、可能、途径》，邓楠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见》，皇浦晓涛发表了《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等。
这些论争并未阻止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反而促进了其成长。中国学派在中国学者长期不懈地研究中慢慢成长，进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而这正是一个学派成长的标志。笔者正是在“中国学派”的论争中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的。
1995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十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作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了全方位的阐述。在该文中，笔者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特色概括为“跨文化研究”，跨文化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寻根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法美学派都是在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欧洲文化圈内的比较，没有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更没有救亡图存的文化危机感，在学科理论中就不能提出跨异质文化的要求。对于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跨文化的要求。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笔者认为，跨文化研究将法美学派求同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向了求异，这样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间厚厚的壁障，与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种研究方法更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理论架构法、附录法、归类法、融汇法等中国学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这些方法对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其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样适用。早在1988年，远浩一就提出“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是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上的一次前瞻。这一个跨越(跨文化)和五个研究方法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它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自身的发展成果，也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在对比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笔者《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发表之后，“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被多处引证，反复评说”。有学者认为，“曹顺庆对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初步勾勒，表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开始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钱林森先生认为，“它确实是迄今为止这一话题表述得最为完整、系统、最为深刻的一次”，“令人耳目一新”。刘献彪先生认为，该文“无疑宣告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向成熟……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建设和走向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比较文学跨世纪发展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台湾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古添洪认为该文“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指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这些评价都充分说明该文的价值所在，说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确实已经在中国学者的探索之中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讲，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而初步具备了较为突出的理论特征和趋于成熟的方法论体系。“跨文化”比较文学观念提出后，得到了比较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惇、刘象愚著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著都以“跨文化”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充分说明了笔者提出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基本特征的切实可行。
当然，关于中国学派的论争并没有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而停止，因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1997年，台湾《中外文学》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化”座谈会记录》，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先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推向深入。2001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将比较文学发展到中国后的变化发展称之为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从整个学科发展史的高度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进行总结，并正式提出比较文学的三阶段理论。乐黛云教授2004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第17届比较文学大会的发言中，肯定了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看法，总结了第三阶段跨文化、跨文明研究特征及对异质性研究的重视，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建构逐渐为学界所认同。之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有着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也日趋完善。
其实，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争是比较文学在中国遇到新问题之后对自身学科理论作的调整，这不仅是比较文学危机意识的体现，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者自身问题意识的凸显，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自身的创新意识的表现。在比较文学突破传统的欧洲文化圈之后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学派要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创新的难度也就更大。
直到现在，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这是好事，有利于它在论争中逐步成熟和完善；但也可能是坏事，这会使得一些学者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学派之争上，而不是放在具体的理论建设上。但总体而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理解和支持，它也在争论中逐渐走向成熟。
二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究竟具有怎样的方法论体系才算是真正的中国学派是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面前的学术创新问题。对此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但是大多数阐述似乎都没有跳出法美学派的理论框架。因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身份归属问题也就一直存在着争议。
循着这一问题，笔者考察了整个中国学术的文化语境后发现，从人文学科来讲，中国学术一直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生存，中国学术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都和西方有着惊人的一致。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中国学术失去了言说自身的权利，甚至连如何言说自身都成了问题，在文化的族群上已经显得无依无靠。带着对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考察，笔者发现，中国学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将之概括为“失语症”，这是中国人文学术界包括比较文学研究在内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病态现象。
于是，笔者于1995年与1996年分别发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批判。在文章中，我从文艺理论和比较诗学研究入手。中国不仅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处于失语状态，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上和学术研究上(包括比较文学研究)都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所谓“失语”，是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我们离开了西方的话语，就没有了自己民族的学术话语，以至于我们很难在世界学术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西方的影响，建立自己的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包括建立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失语症”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愿望。因为他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代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何种可能性”。也有持反对和不同意见的。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艺学从古代到现代只是发生了“转换”而没有发生“断裂”，所以“失语症”无从谈起；有的学者认为，提出“失语症”是一种“本真性幻觉”和“全盘西化幻觉”，并且是“文化原教旨主义”、“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有的学者直接将“失语”看成是没有学问，显然误解了笔者提出失语症的目的。很多研究古代文论的大家功底不能说不好，但是他们同样失语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采用的都是西方的言说方式，如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争论、对于“风骨”的论争，等等。
对“失语症”的误解和反对也恰好说明，一些学者在话语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学术规则上都已经西方化了，与中国传统和本土的学术现实及现实关怀严重脱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文艺理论界，在比较文学界也同样存在。“失语症”本身就是一个中西问题，而并非是简单的中国文艺理论或文化内部的问题。抛开中西问题，“失语症”将无从谈起。明白我们自己处于“失语”的状态，我们的学术创新才能有的放矢。针对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上的失语状况，有学者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主张，可谓用心良苦。但由于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之后就一直沿用的是法美学派的学科理论，根本就不存在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不同”？这样，也就谈不上“和而不同”了。
三
明白了自己处于“失语”的状态，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进行切实的学术创新，这是当下学术创新的出发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中西方异质文化的冲突问题是中西方文学和学术交流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则显得更为突出。相对而言，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加上从“五四”时期就开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全盘否定和新时期开始的对西方文论的翻烙饼似的译介和推崇，人们早已习惯于将西方的理论照搬过来并将之当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比较文学传入到台湾和大陆以后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但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发现，原有的欧美学派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下，研究环境变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式也随着对西方学术的介绍而发生变化，这就对原有的学科理论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台湾学者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宏观的语言文化背景。
1995年笔者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提出，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是跨文化。2001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对中国学派的特征作了进一步阐发，正式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命名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明确提出其突出特征就是跨异质文化。该文指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不是对前面学科理论的完全否定，而是在此理论上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法国学派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为收缩，而美国学派则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无限扩大。即便如此，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扩展到西方文化圈以外能否成立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就成为中国学派的一个深刻的危机和转机，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于危机意识中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跨文化比较研究最为关键的是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强调，因为异质文化相遇时会产生激烈的碰撞、对话、互识、互证、互补，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这样，比较文学就能突破法美学派的桎梏，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眼光和胸怀的学术研究。跨异质文化研究突破了法美学派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拓宽了异质文化之间文学比较研究的路径，改变了西方话语霸权一家独白的局面，标志着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真正到来。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两个阶段是对不同文学之间“同”的重视，而第三阶段是求异，即对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异的探求。但是，求异并不是为了文学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碰撞过程中形成对话，并实现互识、互证，最终实现互补。
笔者一再强调“跨文化”是“跨异质文化”，但没能防止误解的产生。于是笔者发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正式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文化”一词的含义过于宽广，什么都可以冠之以文化，如酒文化、服饰文化等；第二，“跨文化”容易产生误解，许多国家之内存在着多种文化，如中国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第三，同一文明圈内也存在着多种文化，如法国文化与英国文化、德国文化等。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有着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究其根本，都是在跨文明语境下展开的。忽视跨文明研究，导致学术上若干重大失误，当今学界的“失语”现状就是一大明证，也导致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能回答学术研究中的现实问题。跨文明研究着眼异质性和互补性研究两大要素。异质文明之间的话语问题、对话问题、对话的原则和路径问题、异质文明间探源和对比研究问题、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释问题等，都是在强调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根本性特征和方法论体系，也是第三阶段的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的学科特征。
既然已经明白我们处于失语的状态，明白比较文学遇到了跨异质文明的比较问题，针对现实的学术研究，创立有自己特色的学科理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因此，在跨文明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文学的他国化的问题。文学的他国化是跨异质文明的基础上解决“失语”状态切实可行的途径，即通过文论的他国化，我们可以实现对他国文学的改造。因为，任何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决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但是，这一改造并不是对外来文学的照搬，而是“用本国的话语去吸纳之、融合之。离开这个根本性的东西，我们无法达到真正有效的文论‘他国化’”。换句话说，要实现文论的他国化就必须是接受国在自身传统和文论话语的基础上以自身的言说方式来对接受的外来文论进行改造，以实现外来理论的本土化，这样，对于被改造的理论而言就是被他国化了。
文论的他国化是文学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规律，也是实现文学革新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就是要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五四”时期的激进运动使得传统文化的根脉几乎被切断，此后的中国学术和文学研究都跟着西方在走，是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照搬，导致了我们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都是西方式的。我们不但失掉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也没学好。新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介绍可谓不遗余力，但仍然没能实现中国文学和学术的创新，海德格尔、卡夫卡、哈贝马斯等西方理论家几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但是，我们却发现自己实际已经“失语”了，这就是由于我们没有将西方文论中国化，没有以自己的话语方式为主对西方文论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造成了对西方理论的照搬。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规则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学和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改造，我们甚至可以用外语学习西方，可以“西化”，但必须是以自我的规则为主，走自己的路，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学术的自主创新。
文论的他国化或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文学和理论在被他国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文学的变异问题(如严绍提出日本文学中的“变异体”，谢天振提出“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钟玲提出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等等)。严格说来，文学的变异是很多学者都能理解的，因为，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存在着接受屏幕的问题，亦即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欣赏习惯和思维习惯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被传播文学意义的增减和变化。比较文学欧美学派的理论却没有将之纳入到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之中，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异质文明的挑战。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译介学和媒介学的区别问题，给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构者带来了很多棘手的问题。针对这种在跨异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我于2005年提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的研究，从而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重新划分，将译介学、形象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纳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重新规范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难题迎刃而解了。如原先难以区分的媒介学和译介学问题，我们认为媒介学是注重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的，而译介学在译介的过程中是产生了变异的，因此，将媒介学放在了比较文学的实证性影响研究之中，而将译介学纳入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再如形象学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形象学是影响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形象学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产生了变异的，这种变异使得形象学难以再安居在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之中。而长期以来，国内外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变异学的提出，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为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增加了一块基石。由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即打破了原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在具体观点上，该教材的“变异研究”是最富创新性的一章。“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和更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可以说，该教材在整体章节和结构布局上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
四
从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到跨异质文明、变异学的提出，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基本成形。当然，随着学科的发展，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还会再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也将在新的危机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在中国学派手中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高峰，这永远都将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创新。
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成长过程和第三阶段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主创新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充分体现了这样几点意义：
(一) 自主创新的道路既不能闭门造车、排斥西方，又不能妄自菲薄、排斥自己。融汇中西是对的，但这句话也存在着模糊性。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立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原则，亦即求同存异，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对的，但前提是两者的“不同”必须是双方都有自身的话语和学术规范，否则，只有“和”而没有“不同”。对于当下的中国学术而言，要与西方“和而不同”是不合适的或者说是行不通的。因为，近百年来中国学术一直在进行着西化的进程，中国当下的学术在某种程度上是西式话语的体现，导致了我们在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上都与西方有着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更多的是“同”，而不是不同。在没有“不同”的前提下，何谈求同存异？何来的“和而不同”？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上，也有人认为要以西方为主，因为我们已经被西化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以西方为主就丢掉了中国的传统和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话语规则和学派，那就更谈不上真正的学术创新了。因此，中国比较文学与中国学术要实现创新，就必须以自我为主地融汇中西。
(二) 要实现学术创新就必须在具体的基本问题上找到学术创新的基点。西方面临的是自身的文化变化和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没有遇到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强烈碰撞与冲突，而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处于中西方文明冲突的文化语境之中。因此，东西方的冲突与差异是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当今中西方文明交汇、冲突并进行着对话，跨文明是现实问题的焦点，解决好了跨异质文明的中西问题，也就能够抓住学术创新的立足点。
(三) 在学术方法上要创新。学术方法上的创新要求提出具体的创新路径，从学术规则上创新。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学科理论的创新是基本路径，中国学派的提出就是客观上提出了学术创新的路径。具体而言，首先是在话语方式上，亦即从言述方式上创新，而不是将西方的理论照搬过来。其次是要指出学术创新的具体路径并要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如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跨异质文明、变异学、文学的他国化等，都是中国学派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方法论，这些创新路径的提出对于研究中西冲突与交融的问题都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路径和方法对了，方法的创新和学派的建立就比较容易了。
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理论已基本形成。在法国学派阶段，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法国才有的，欧洲其他国家也在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但是法国学者有着强烈的学派意识，所以创立了法国学派。比较文学在亚洲也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印度、日本、韩国、伊朗等国家也有比较文学研究，都有可能创立自己的学派理论，从根本上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框，从而让比较文学走向世界。借用陈鹏翔先生的说法，派别之争“并非纯为国别或面子而争意气，而是为理念、为研究方法重点而争”。因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来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基本形成，并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之中。从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到中国学派的创立和基本形成，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不仅继承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实现了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创新。我以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中国的学术现实需求和学术规则为主、融汇中西的创建过程可以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一个个案来加以研究。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不仅是对比较文学的贡献，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创新的思路、方法及路径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