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中国作风和中国学派，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竖起的最鲜明的一杆大旗，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在总结中国比较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之际，不能不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早出现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台湾由于派出学生留洋学习，接触到大量的比较文学学术动态，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学比较的热潮。一些学者领略欧美比较文学学术风气后返身自观，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不足，认为有必要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来讨论中国文学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因此， 1971年7月中下旬在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在会议期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同时，李达三、陈鹏翔(陈慧桦)、古添洪等致力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早期的理论催生和宣传。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出版了台湾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尽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西方理论的普世性，而遭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的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后来，陈鹏翔又在台湾《中外文学》杂志上连续发表相关文章，对自己提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
在“中国学派”刚刚起步之际，美国学者李达三起到了启蒙、催生的作用。李达三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任教，为中国比较文学培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1977年10月，李达三在《中外文学》6卷5期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宣告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建立，并指出中国学派的三个目标： 1)在自己本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 2)推展非西方国家“地区性”的文学运动，同时认为西方文学仅是众多文学表达方式之一而已； 3)做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同时并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国家。李达三后来又撰文对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比较文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积极推动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
一
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苏的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积极投身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回首30年，我们大致可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至今)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
季羡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同年，严绍也提出：“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朱维之先生作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旗帜鲜明地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对如何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我国的优秀传统与民族特色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营养，去努力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1985年，黄宝生发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多篇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文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1986年，段燕在《探索》第2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崛起》的文章，明确了中国学派崛起的必要性与中国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和面临的任务。
1988年，远浩一提出“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是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上的一次前瞻。同年，杨周翰先生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界定“中国学派”，危机与前提》的文章，认为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这不仅打破了比较文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而且也是东方比较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此外，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派”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杨先生认为，比较文学中的大量问题和学派问题并不矛盾，相反有助于理论的讨论。1990年，远浩一发表《关于“中国学派”》，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学派”的研究。此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学者就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应的学科理论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刘介民、远浩一、孙景尧、谢天振、陈淳、刘象愚、杜卫等人都付出过不少努力。《暨南学报》1991年第3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大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认为打破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法美研究模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王富仁在《学术月刊》1991年第4期上发表《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论述中国学派兴起的必然性。尔后，以谢天振等学者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研究界展开了对“X Y”模式的批判。比较文学在大陆复兴之后，一些研究者采取了“X Y”式的比附研究模式，在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后便万事大吉，而不注意中西巨大的文化差异性，成为浅度的比附性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中国学者在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上出了问题，也是由于法美学派研究理论中长期存在的研究模式的影响，一些学者并没有深思中国与西方文学背后巨大的文明差异性，因而形成“X Y”的研究模式，这更促使一些学者思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些初步的特征和方法论体系逐渐凸显出来。1995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十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作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了全方位的阐述。继该文之后，笔者又发表了《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等系列论文，论述了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这些学术论文发表之后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学者认为，“曹顺庆对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初步勾勒，表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开始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钱林森先生认为“它确实是迄今为止这一话题表述得最为完整、系统、最为深刻的一次”，“令人耳目一新”。刘献彪先生认为，该文“无疑宣告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向成熟……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建设和走向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比较文学跨世纪发展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台湾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古添洪认为该文“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指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这些评价都说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确实已经在中国学者的探索之中逐步建立并正在趋于完善。
在笔者撰文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及方法论体系之后，关于中国学派的论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日益增多。因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在1996年至1997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比较文学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中国学派的问题。其中，有李达三的《下世纪最佳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与中国学派》、陈鹏翔的《没有理由不提倡中国学派》、徐京安的《“中国学派”是推动比较文学作全球性战略转变的大问题》、叶舒宪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根基》、刘献彪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比较文学跨世纪发展》、孟庆枢的《也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等，都各自阐发了对中国学派的看法和观点，深化了中国学派的研究。1997年，台湾《中外文学》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化”座谈会记录》，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先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推向深入。此外，邓楠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见》，皇甫晓涛发表了《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这一时期，对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在学界是大致赞同的，这也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之后一个绝佳的发展和壮大时期。
千年之交，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学派的发展。1998年熊沐清率先发表了《中国学派：必要、可能、途径》。他认为，倡立“中国学派”的内在动力来自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中国学者在具体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使“中国学派”的建立成为可能。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学派’的阐释和总结必须三思而行。……一切科学研究的不同因素是研究者，即研究的主体不同。研究者的科研条件与环境，研究者的出发点、立足点、独特的思路、视角，以及由上述条件决定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由大量创新的成果所体现出整体的研究实力、学风和整体的学术风格，这就形成了‘学派’。‘中国学派’也只能在这些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形成”。但代迅却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带有鲜明的地缘性特点，从自己的历史资源与现实需要出发开展研究，逐渐在比较诗学、阐发研究、东方文学比较和比较文化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丰富了传统比较文学的内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比较文学，并且在学科研究范式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李卫涛从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轨迹上重新审视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而王峰也从比较文学观念出发重新界定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些讨论促进了中国学派，即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二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论争中成长。中外学界对此观点不一，论争主要围绕着两个焦点问题：第一，要不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立一个民族地域性学派是民族性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第二，“阐发法”是不是中国学派的方法论。
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法出现不久，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坚定地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自国际的观点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很快，中国学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文中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绩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只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1991年，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孙先生认为佛克马所谓的国际主义观点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东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在199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全美比较文学会议上，李达三仍然坚定地认为建立中国学派是有益的。20年之后，佛克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上，佛克马教授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就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进行广泛讨论，在深化中国学派研究的过程中，也有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内涵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刘若愚教授主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兴起之初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评价或阐发中国文学现象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曾赞成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严绍先生，20世纪 90年代却反过来，坚决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但经过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和方法体系的论争之后，学者们普遍认同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这也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之后一个绝佳的发展和壮大时期。
其实，不仅仅中国学者呼吁建立新学派，其他东方国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西方以外的新学派，是亚洲等国的共同趋向。20世纪80年代印度比较文学学者阿米亚·德夫也同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口号，他说，“25年前，艾金伯勒为辩驳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性时说过：‘比较不是理由’。或许在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即将诞生之际，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口号：‘比较正是理由’。因为，我们的主张是，在一个多语种国家，特别是在一个既为多语种又属第三世界的国家，文学研究必然是以比较方式而展开”。结合印度学者关于建立学派的看法，王宁教授提出了东方学派。可见，建立地域性学派的主张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本能举动。然而，除了民族文化本位情绪的理论诉求之外，建立地域性学派的诉求还包含着遇到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途径的认识论探讨，这种科学研究认识论上的探讨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一致。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东方学者在面对两种异质文明碰撞中发现了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往法、美学派的理论研究框架之内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就迫使东方学者提出新的适用于新领域、新范围和新问题的研究假说，并进行不断的证实和证伪。最后，这种诉求与现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缺陷有着重大的关系。无论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是建立在“求同”基础之上的，追求“普遍”的乌托邦幻象使他们追求不同中的“同”，对“同源”模式和“类同”模式片面地强调的结果是大量的变异现象被掩盖和忽视。我们并无意否认比较文学研究中“同源性”、“类同性”是可比性的基本立足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变异性和差异性同样具有可比性，而且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围绕“中国学派”的另外一个论争就是古添洪、陈鹏翔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早的说明性文字中提到的“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阐发中国的文学宝藏”的“阐发法”，即阐发研究。一开始中外学者就对“阐发法”提出了异议和否定意见。首先是国际比较文学界同仁的反对，美国学者奥德里奇(A。 Aldridge)认为：“对运用西方批评技巧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通则而言，学者们有着许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不少中国学者也持反对意见，孙景尧先生认为阐发法“这种说法就不是科学的，是以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否定中国的源远流长的、自有特色的文论与方法论。……用它来套用中国文学与文化，其结果不是做削足适履的‘硬化’，就是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国注脚’”。对此，陈鹏翔回应说：“我们考验、修正并且扩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性，是主动性的作为，对文学研究有绝大的贡献，怎么会中国文学成西方文论的‘中国注脚本’？”然而，叶舒宪教授却指出这种援西释中的“阐发法”对创建“中国学派”是极为不利的一面。因为，“阐发法”造成的结果难免会使所谓的“中国学派”脱离民族本土的学术传统之根，演变成在西方理论之后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学术支流。王向远则认为，“阐发法”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观念的束缚，无法显示比较文学应有的世界文化的全面视野，暴露出了理论概括上的片面性。还有学者对“阐发法”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表示怀疑。因为比较文学应当有比较，而“阐发法”并非总是包含着比较。以上学者对“阐发法”的抨击也并非子虚乌有，“阐发法”确有否定中国文论、以西律中、以偏概全和缺乏比较等缺点和弊病，这一模式也不能说是通向中国学派的理想途径。
但是，无论中外学者如何反对和否定“阐发法”，它却有着稳固的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正如杨周翰先生所说的那样，“有的台湾和海外学者用西方的新理论来研究、阐发中国文学。他们认为‘中国学派’应走这条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许有人说，这不是比较文学，只是用舶来的理论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学，或用舶来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而不是不同文学的比较研究。不过我认为从效果看，这种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有一致的地方”。沿着杨周翰先生的思路，笔者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近代“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者援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都只是在运用而没有阐发。这种将西方理论强加于中国文学的操作方法使中西处于不平等地位。这种“顺化阐发”或 “奴化阐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的“阐发法”。中国学派的“阐发法”应该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和互释，“跨文化”意识上的“阐发法”才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针对台湾学者“单向阐发”的观点，陈惇、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双向阐发”的观点。杜卫在《中西比较文学中阐发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充分认识到了阐发法的基本特征及学术意义。
三
中国学派的研究与论争，成就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体系。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实际研究中，中国学者发现原有的欧美学派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下，研究环境的变化对原有的学科理论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台湾学者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宏观的语言文化背景。就人文学科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一直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之下生存，使中国学术失去了演说自身的权力和方式，在文化的族群上已经显得无依无靠。明白了我们自身的状态后，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进行切实的学术创新，这是当下学术创新的出发点，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派获得两个学术收获：从跨文化到跨文明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扩展到西方文化圈以外能否成立一直持怀疑态度。正如韦斯坦因所说，“我对把文学现象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西方学者所犹疑之处，恰恰成为中国学派的一个重大的转机，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于跨文化/跨文明对话中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论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跨文化研究，并指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
虽然，笔者一再强调“跨文化”是“跨异质文化”，但是没能防止误解的产生。所以，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笔者又建议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观点一出，会上会下都有热烈的讨论，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跨文明”研究将又一次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跨文明”研究缺乏可比性；“跨文明”研究消解或削弱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第一点主要是源于对“文明”的误解，“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传承(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社会共同体。因此，“跨文明研究”更清晰地划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和研究范围。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交流和对话的前提是差异。“跨文明”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突出了比较文学中的“对话性”。所有文学文本和文学话语都有其社会内涵，所以也不存在脱离其各种社会内涵的文学性。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文学性是与读者的审美阅读成规密不可分的，文学性的研究也不可能只囿于文本之内。跨文明研究的多元语境和诸种题域不但不会消解文学性和文学文本的美学特性，反而有助于更广泛、深入地揭示文学性的真正内涵。跨异质文明研究，拓宽了异质文化之间文学比较研究的路径，标志着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真正到来。
“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观念提出后得到了比较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乐黛云教授大力倡导跨文化/跨文明对话。在最近发表的《差异与对话》一文中指出中西相遇，是两个文明圈的撞击，而要避免撞击，就要在尊重各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写道：“中国比较文学的重点是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属于异质异源的、跨文化体系的比较研究。”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跨文化，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西方同质文化的圈子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学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未意识到异质文化之间开展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孟昭毅则认为，“既然中国学派的根基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那么如何跨越就成了中国学派要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乐黛云、陈跃红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中提出，“如果说过去比较文学主要存在于以希腊、希伯来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欧美同质文化之间，那么， 21世纪的比较文学无疑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为活动舞台。……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不只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而将是21世纪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历史标志”。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基本特征的切实可行之处和坚实的学理基础。跨文明研究着眼异质性和互补性研究两大要素。异质文明之间的话语问题、对话问题、对话的原则和路径问题，异质文明间探源和对比研究问题，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释问题等，都是在强调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即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根本性特征和方法论体系。
2001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对中国学派的特征作了进一步阐发，正式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命名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明确提出其突出特征就是跨异质文化(后改为跨异质文明)。在该文中笔者指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不是对前面学科理论的完全否定，而是在此理论上的继续发展和延伸。跨文明比较研究最为关键的是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强调，因为异质文明相遇时会产生激烈的碰撞、对话、互识、互证、互补，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这样，比较文学就能突破法美学派的桎梏，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眼光和胸怀的学术研究。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着重探求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差异。但是，求异并不是为了文学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碰撞过程中形成对话，并实现互识、互证，最终实现互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在凤凰卫视所做的演讲题目即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可见，三个阶段说已为学界所接受。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派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收获。针对跨异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笔者于2005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变异学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古今中外的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为支持，并与当今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的研究思维紧密结合。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变异学可能的研究范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比较以往比较文学的各种学说，变异学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注意到文学横向交流比较中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而且译介学、文学过滤和文学误读、形象学以及主题学等这类无法用实证性研究方法概括的研究领域都可以在变异学中得到圆满的解释；另一方面，坚持凸现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这不仅有助于破除各种“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而且以展现“异”而不是“同”为研究目标，更契合目前各学科发展的“后现代”趋势。此前比较文学侧重在不同文化与文明中寻找共同规律，以促进世界各文明圈的对话与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以增进文学的发展，而变异学进一步明确了比较文学学科跨越性的基本特征，并聚焦于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这不仅有助于发现人类文化的互补性，且为找到通往真理的不同途径提供了可能。变异学的研究对象跨越了中西文化体系界限，在方法上则是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结合，这也体现了比较文学在坚持自身学科特色的前提下，试图融合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努力。不过，作为比较文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变异学仍需在实践的检验下进一步发展完善。从其目前的理论建构来看，变异学最大的特色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运用于具体的文本研究时，变异学对于有过明确影响的文本间的研究可能更为适合。
综观近30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历程，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问题与新的领域。中国学派的指向或许有民族性的自我膨胀成分，同时也有民族性的发扬光大，但更具有普适性理论的探讨和开拓；中国学派切切实实推进了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从最初所关心的中国内部学科建设问题，发展到了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并进一步推进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设阶段。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必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将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并对人类文明生态的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1期，此文与王蕾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