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孔子是否有这意思，但是于丹教授确实就是这么说的。对照于丹教授的“定力”，我发现我可能是一点定力都没有的。事实明摆着：一是我经常对世间的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无法尊重，没能理解；二是我经常要为外物所动，而怨天尤人；三是我经常不能舍弃“那些……形式”。
不过，当我读到《坛经》时，倒是能得到一点自我安慰。六祖讲“定”时，总是与“相”联系：尽管人“本性自净自定”，但是“只缘触境，触即乱”，一乱自然就“不定”了。真的要达到“定”这样一种修禅的境界，则必要的条件是“离相”。当然，这“离相”却是很不容易的。我等凡夫俗众所理解的“离相”，约略等于“眼不见心不烦”或相当于“鸵鸟策略”；但以佛家观之，这“相”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悟彻的，有“诸法空相”，也有“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的“六相”之说。那么，如果无相可言，则更无离相之说；如果相是无处不在的，则又怎能离之？
“离相不乱即定”，这当然是可喜的收获；但是，要想离相却又不太容易，于是烦恼生焉。小和尚在山上时，天天听老和尚讲经，看样子有点要“离相”了，要“定”了，但是，当他下山时，却要置身于相中；老和尚交代要小心躲开那会咬人的“老虎”，事实上却并没有去咬小和尚，而且看起来那模样还挺可爱。于是，小和尚“著相”了，乱了：“哎呀，乖乖乖，老虎她闯进我的心里来，心里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定力”大厦就开始摇晃了，开始哗啦啦倒塌啦。这又印证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了。顺带一句，现在有些人经常把这一句说反了，说成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人们习惯地认为魔是坏的，所以应该低点；而道是好，当然就要高些。须不知，人家的原意是要说“学坏容易学好难”的道理，目的在于提醒修行的人要坚持不懈，要时刻警惕，要拒绝诱惑，要“神马神马”的。
人的“定力”尽管有一个“定”还有一个“力”，但事实上是极为脆弱的，如“道”一般，高不过尺；而对定力起破坏作用的某种力，却是极为强大的，如“魔”一样，其高盈丈。以丈攻尺，尺能顶得住吗？所以，即使人们能够修成定力，而这定力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只要有“相”存在，“定”就要经常受到威胁，如同有“魔”存在，则“道”不可不小心的。当然，“相”或“魔”的存在，显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修行的人能达到定力，进而修成金刚不坏之身，当罗汉，做菩萨，成佛祖了，的确是很让人佩服景仰的。
从禅宗的理论上看，定力是通过修习而来的。修习的方法主要是“离相”，不“著相”，也就是“坐禅”。读书据说也是需要定力的，而这种定力只能是从读书中来。这就进入一种悖论之中。如果天生就有了定力，则又何必去读书呢？如果没有定力想获得定力，则又要去读书。于是，我说读书会遭遇困惑，原因在于，我不知道哪些书有利于培养定力，又有哪些书非但无补于定力的培养，而且还会对已然所获的定力起破坏作用呢？
如此一论，又要进入另一层的讨论了，那就是对所谓“好书”、“坏书”的分辨功夫了。说到分辨，又要想到那英在某年的“3·15”晚会上唱的那首有关打假的歌《雾里看花》：“借我一双慧眼吧！”然而，谁能把慧眼借给别人呢？其实，慧只是定的功用而已：定为内体，慧为外用；自有内定，方有外慧。体既不存，何以用为？
于是，我对读书就越发的困惑且悲观了。回到开头的“老虎”上去吧。老和尚的“山下的女人是老虎”，不知是先验之论，还是经验之谈，若以慈悲之心度老和尚的慈悲之腹，可以肯定的是，老和尚对小和尚是关心的：他的愿望是，小和尚好不容易修起来的一尺之道，不要轻易就毁在女人那一丈之魔的手中。为了给小和尚有足够的威慑作用，他用了令人生畏的老虎来比喻：所谓“谈虎色变”也。看来，老和尚对“定力”这东西也是持可信可疑的态度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了。
不知道今天的老和尚是否也经常下山？要是他也经常下山，“女人”这一关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遭遇了“周老虎”，他又将如何应对呢？
想想，无论是古和尚还是现在的和尚，无论是老和尚还是小和尚，也无论是“土鳖”和尚还是“海龟”和尚，面对老虎，所谓的定力都将显得脆弱而苍白。对付像老虎一样的女人，也许还能挺住几个回合，但是，要是遇到像女人一样的真老虎呢？还有如孔子所言“猛于虎”的“苛政”虎，以及毛泽东所言的像“纸老虎”一样的“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虎呢？
这也是我读书之所以困惑的原因，因为在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女老虎”、“纸老虎”、“苛政虎”、“周老虎”和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的真老虎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本来是可以不太害怕的；只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真的害怕的依然还是，书山脚下形形色色的老虎，咬不咬人呢？
最后需要画蛇添足的是，行文所需的“和尚”、“女人”等概念，只是不得已而用的比喻，丝毫没有冒犯的意思。读者高明，自有慧眼识之，幸甚。
猴子磨刀与孔子设计
有一个古老的寓言，说的是一只猴子看到樵夫砍柴，觉得非常神奇。有一次，猴子偶然得到一把柴刀，可是怎么也砍不动树木。于是，它去请教樵夫。樵夫告诉它，那柴刀太钝了，要在石头上磨一下。猴子听了樵夫的话，就把柴刀的锋刃垂直地放在石头上使劲地磨。结果当然是把刀刃磨得和刀背一样厚，越磨越不好使了。猴子很沮丧，也很气恼，它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这把刀有问题，就是樵夫所教的方法不对。
讲说寓言的是人，也包括樵夫在内。如今人们依然能够使用柴刀砍柴，而猴子到底没有学会使用柴刀，它们仍然还是靠爬树采摘过日子。
人与猴子的区别，也许就是被这把柴刀劈开的。关于“孔子搞设计”的话，则来自于辜鸿铭。被称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早在1914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并且对这个蓝图“又做了一个新的综合、新的阐发”。
在2500年以前，孔子看到了社会的苦难和不幸，他认为罪恶并不在于社会文明建设本身，而在于这个社会与文明采取了错误的路径，在于人们为这个社会与文明打下了错误的基础。在他的晚年，当他已经意识到无法阻止文明毁灭的时候，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建筑师，看到他的房子起火了，屋子在燃烧、坍塌，他已明白无法保住房子了，那么他所能做的一件事，自然是抢救出房子的设计图，这样才有可能日后得以重建它们。”辜氏如此断言。
猴子仍在山中上窜下跳地采摘果子充饥，人类对动物亲善有加，有时候还自作多情地对它们加以保护。而孔子呢？他老人家早已被放置在各地的庙里，一年中还偶尔能吃上几回冷猪肉。孔子只办过学校，从来没有开过什么店铺，但是后人却硬要去拆“孔家店”，要“打倒孔家店”；折腾了不知多少回，现在又有许多人要来重新装修“孔家店”，想卖一些自己的货色，以图赚得许多银子。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很多时候是不是还只停留在猴子的水平呢？孔子把“柴刀”给了我们，这“柴刀”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孔子还教给我们“磨刀”和使用“柴刀”的方法，但是，这方法我们会正确使用吗？我们是应该再仔细看看孔子抢救出来的那些“图纸”，还是去问山中的那些猴子呢？
假定我们确实是从猴子那里走出来的，那么就应该可以看懂一些图纸，而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猴子的档次了。还须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樵夫教给猴子的磨刀方法是：把刀刃平贴着磨刀石来回摩擦，以使刀口变得更薄一些，根据斜面原理，砍起柴来，自然就锋利而省力了。于是，可以肯定的是柴刀没有问题，磨刀的方法也对；同样，不管是孔子抢救出来的图纸还是孔子自己设计的图纸也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在于猴子操作错了或者我们施工走样了。
性情中人与“头家脾操”
性情中人，大约是一种尊雅的称谓。凡有人被称为性情中人或自称为性情中人，其格局、气象就上了一个档次。性情中人，还可能是一种符帖，一旦帖在身上，即可消灾弥难、逢凶化吉，犹如“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一样。
我们这里乡下，还保留一些古俗。比如结婚吧。乡下人结婚时，要在“新房”（即所谓洞房也）的门框上，挂一个用麻袋装着的竹筛子；在筛子上挂三张红纸条：两条斜挂的分别写着“奉麒麟到此”、“奉凤凰到此”，意思是迎接瑞兽瑞禽到来，以抵御恶兽凶禽的捣乱；中间上头横挂的一条则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意思是今晚有姜太公在此担任安保，一切妖魔鬼怪，识趣的就赶紧给我躲得远远的。
说某人是性情中人，也有此等功效。比如说，纪委书记喝多了，开车被交警拦住了，要测试酒精，要是旁边有秘书什么的，出来打个圆场，说：“哎呀，算啦算啦，我们这书记也是性情中人……”或者，镇开发办主任要去桑拿，遇到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就把人家摁在沙发上，还拿钞票抽人家小姑娘的头，这时，要是同去的人能够机警地说：“哎呀，算啦算啦，我们主任也是性情中人……”一般地说，后面就不会有什么不堪的或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大家都认可，性情中人本来如此。
魏晋时期的性情中人大约都被收在《世说新语》的“任诞”一族中了。
比如，“竹林七贤”就是。七贤之一的阮籍就算一个。这位步兵校尉比较爱喝酒，有一回喝了一些，就靠在邻居的一位开酒店的美女身旁睡了。这美女的老公“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于是就放心了，当然也就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阮步兵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除了他自己，大概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什么动作，比如没有把美女摁在沙发上，然后拿银子敲人家的头。当然，也没有把美女摁在椅子上或床铺上，乱摸人家的胸脯。这在古人有一种说法，叫做“发乎情而止乎礼”：看人家长得好看就“发乎情”了，“发乎情”了就蹭到她的身旁，蹭到身旁了又不敢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动作，因为想到了还有一个“止乎礼”在，于是乎，止了。
从魏晋至今，时间过去约一千五百年，按三十年一代来算，经过了好几十代，以“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伟大论断来看，这“性情中人”的成色，大不如前，也是自然的了。如今的许多人很容易“发乎情”，一“发乎情”就很难刹车而“止乎礼”，甚至有时“发乎情”也直接就变成了“发情”。这也可能与现代汉语较少使用“之乎者也”有关，古语说“发乎情”，现代汉语就说“发情”了。
能被《世说新语》收录的性情中人，大都是当官的，即使不是现任的，也差不多是退下来的或者因故被免掉而尚未“复出”的。虽然现在“网语”所说的“C民”、“P民”们也有情，也是性情中人，只是不敢如官们那么任性放肆地发罢了，或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发、发不出来，所以，“性情中人”只能是当官的专用符贴了。
我经常会为草根、泥土的睿智机警与幽默俏皮所折服，深以为“学在民间”是颠扑不破的至理。比如“脾操”一词，就是我们这里民间方言中的一个，它意蕴之丰富，表达之精准，真真的令人叹服。
我们这里的民间方言，有很多难以用文字书写出来的，“脾操”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两个字，但根据意思的理解，我就想当然地用上这两个字。因为我听人们在讲到“脾操”时，通常包含有脾气、脾性、性格和行为习惯、处事风格以及言语特色等意思在内；这个“脾”字显然是落实了；但是，还有个“操”或“草”，到底用哪个合适呢？我想起小时候老师写成绩单时，右边有一栏叫“操行评语”，加之后来又学习到了“德操”、“操守”、“节操”等词，就坚定地相信，“脾操”的“操”一定就是这个“操”了。所谓的“操行评语”，我想，那就是老师对我的“脾操”的概括性评价。所以，在我讲这个“操”时，千万不要以为是粗话、脏话。非但不是粗话、脏话，而且还是雅语美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