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民主党参议员斯图亚特·西明顿对外大力宣传有关假定导弹差距的资料外泄，并要求政府改变中情局机密文件的配发工作。在1947年，当空军独立出来时，西明顿成为空军的第一任秘书长，同时他也是陆、海、空三军委员会的高级职员，他经常通过前助理托马斯·兰费尔获取空军情报。他提出和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私下会晤，商讨假定导弹数量差距一事，当时杜勒斯将一份与空军数距相差甚远的报告交给了他，因此在他们的第二次会晤时，西明顿坚持认为是中情局因为一些政治因素向政府上报了错误的数据。但杜勒斯不这样认为，杜勒斯断定空军的评估数据不是基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点火观测实验，而是依赖于媒介的错误观测数据得出的，因此，杜勒斯否定了西明顿的观点。当西明顿等批评家公然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有意忽略前苏联的威胁时，政府才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如果不透露报告内容，就无法反驳西明顿的批判。鉴于这种形势，政府只得对西明顿说：“政府有责任保守国家机密，政府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另一方面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失误。1958年，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官方国情评估的法规进行了修改之后，兰德公司及军事合同商们就再也接收不到官方的数据，这就意味着在兰德公司收到的最后一份官方数据中，包括了1961年前苏联将拥有500颗洲际弹道导弹的夸大报告。直到1959年，尽管“旅伴”项目和“导弹差距论”显示出了前苏联日渐增长的威胁，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兰德公司的学者们走出他们一贯的思维模式，开始阻止美国政府再次陷入“旅伴一号发射前的政治昏睡状态”。
4.战略家的战斗口号
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找到了灵感，他写了一份名为《恐怖的微妙平衡》的详细警示材料，旨在提醒那些盲目而又固执的政治官员们可能会引来的一场浩劫。1959年，这篇材料被杂志《外交事务》刊登，材料的警示意义颇具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它甚至可以同着名的莫斯科“X备忘录”相提并论（在“X备忘录”中，乔治·F·凯南大使提出了遏制政策的构想）。
《恐怖的微妙平衡》与当时其他的短评作品不同，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中，沃尔斯泰特提出了重新审视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持续发展核武器军备竞赛，核武器将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而世界文明也将因此而毁于一旦。同时，他也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所谓的“恐怖自动平衡理念”，恐怖自动平衡理念原本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核武器足以维护世界和平，但如果一方先发制人地发动核战争，那么都无异于切断了这个世界的平衡和生存之路。而在沃尔斯泰特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错误而又极度危险的政治观念。
在文章中，沃尔斯泰特把自己刻画成一个手持长矛瞄准敌人的游侠，敌手是现实存在且极度凶猛的巨人，借此举他想让全世界都清楚地明白，他并不是在与假想的敌人斗争，唯有打败了这个巨人，西方文明才能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的警示意义深远，它与基地研究报告的基本论点相符合：“可以肯定地预测，在20世纪60年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前苏联的军事进攻力度将会大幅度增加，而前苏联发动战争的军事能力也将大大提升。因此，布罗迪曾经提出的战略威慑论固然可行，但难度实在太大，况且，在关键时刻，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敌人的进攻。”
对于那些相信热核战争可以杜绝和终结战争的人，沃尔斯泰特用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例提醒了他们：“第二次大战中，前苏联的死亡人数超出2000万，但是前苏联却从二战中迅速恢复并强大起来。将来肯定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前苏联政府做出了明智的战略决策，有效地减少了战争中前苏联人员伤亡的数量——而美国政府却没有，甚至于连这方面的意识都没有。此外，前苏联认为，在关键的时候，不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例如损失了至关重要的人造卫星、边缘地区惨败的战争及担心美国的抢先攻击，出其不意的战术便是前苏联最明智的抉择，或许这在他们看来风险要低一些。”
沃尔斯泰特在量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式的威慑战略观点，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否定布罗迪曾经的历史推论与比较法，也没有批判卡恩对核战争之后人类生存的疯狂幻想。这种新观点是在兰德公司构想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基础上做了引申——即在首轮核战争之后可以存活的军事力量，并且保证可以足够实施反击方案。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说：“在过去一两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核战争‘首轮攻击’和‘二次反击’的关键区别，但是鲜少有人识别到这种区别与微妙恐怖平衡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类假想就意味着前苏联领导人比较无能，或者说前苏联是一个乐于合作的国家。当然，这种战略必然是西方在前苏联问题上最佳的选择。如果也将前苏联的战略选择限制在这些战略决策之内，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在任何一场与前苏联理智的作战计划中，选择我们所期待的策略都是不太可能的。”
沃尔斯泰特支持发展使用洲际弹道导弹，他认同应用中程弹道导弹是一种及其愚蠢的想法和行为，中程弹道导弹在战争中只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安全性没有任何作用。此外，中程弹道导弹与前苏联比较接近，容易受到前苏联的影响或攻击，况且，在按下发射键之前还需要进行种种安全测试。沃尔斯泰特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中程弹道导弹被前苏联看做是一种包围美国的形式，是美国政府为首轮核战争攻击做的准备。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倡导美国制造非核武器和现代科技，他认为彼此没有开展核战争的必要，并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将迎来军事变革。他在报告中说：“在传统战争的背景下，攻击者需要在战争中反复地突出重围，并且经过反复的损耗，但是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研究现代科技的影响与意义，比如现代地空导弹。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面临1000架核轰炸机，我们的任务是击落99架，那么这些现代武器肯定比传统战争中的效果要显着得多。相同的道理，媒体中所提及的反坦克线导导弹，以及以人为目标的杀伤武器，它们在技术上的进步都可以矫正西方传统战争之间的平衡，因此，我认为，美国有必要在现代技术方面投入大量的研究，制造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还指出了开展“星球大战计划”的方法，“星球大战”也就是反导弹防御系统，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备受推崇。继他之后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持续推行了这一计划。在报告中，沃尔斯泰特说：“如果美国拥有了万无一失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许多的事情将会得到改善，比如战争的军事能力将会变得不重要，而对次生威胁施展大范围的回击也是轻而易举的，就连防止进攻也会显得多余，因为我们不必担心战争会给我们带来威胁，更不用提伤害了。”
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是一种在内心自我实现的预言，无论诚意与否，他思想中那种谨慎得甚至有些悲观的世界观，有助于创造出一个随时都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他涉足了诸多领域，比如书籍出版、顾问咨询和大学教授等，并且获益匪浅。或许，像沃尔斯泰特这样自命不凡的人，他们的生活与事业一直都需要有一种紧迫感，否则将变成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相反，如果政府高层官员没有做出最坏的打算，那么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了沃尔斯泰特这样的悲观预言家，核战争是否将导致彼此最终走向毁灭？
在沃尔斯泰特看来，一旦做足了最坏的打算和充足的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战争，又或者杜绝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古罗马帝国奥古斯大帝曾经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我们必须为战争做足准备，哪怕是最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时的沃尔斯泰特也努力奉劝人们在灾难来临前做足准备，这立即成为新一代政治家和策划家们的战斗口号。他们强烈要求打破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各种束缚，并且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
